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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60期（总第622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6-11-06 10:4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10月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七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国名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平新乔教授先后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樊纲教授、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樊纲：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主要谈一下这几个月来对经济进行观察所产生的想法。第一，当前短期宏观经济情况大体的分析和预测。第三季度经济的下滑，大家认为来得比较突然，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尽管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但经济并没有很大过热的趋势。原因在于：（1）很多部门仍然存在很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就是说，2003、2004年高增长所产生的一些生产能力最后被证明是过剩的。这个趋势在去年下半年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实际上仍在继续。尽管被其他一些部门的投资增长掩盖了，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包括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电力、纺织（是前几年投资高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等12个部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剩。在讨论经济增长趋势上，这个事实体现在以下几个容易被忽视的指标上：首先，产业投资并不快，这一轮增长还是由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所推动的。有相当一部分大型产业投资出现增长速度下滑，比如浙江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0%以下，上海甚至出现两个月的负增长。2003、2004年的高增长最初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然后因为生产资料短缺从而推动各个部门开始高投资。但今年上半年增长中，消费品和服务业部门增长更快一些，其他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速度都放缓。其次，上半年贸易顺差继续了去年走势，表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进口增长比较缓慢，比去年略微高一点，为21%、22%，出口速度则继续了去年30%的增速，因此出现大量外贸顺差，这是国内需求并不旺盛的表现。最后，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1992-1994年开始的高增长中，没有出现低谷，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过剩生产能力还是需要消化。经济政策制定的好，可以适当的熨平波动，但不能完全消除。总的来讲，周期是一定存在的，过热之后肯定有调整，这也是导致经济放缓的一个因素。
（2）政策因素。年初的投资高增长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去年全国范围内的换届选举基本结束，省长，市长、县长基本上新官到任，开始新规划，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冲动。其次是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突击放款，一季度贷款增长额相当于全年计划贷款增长额的50%以上。其中一个制度原因是银行改革，银行为了在年底之前收回贷款，显示利润和资本充足率，急于把贷款投放出去，从而导致放款量急剧上升。
紧接着是两项政策。一个是土地政策，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一轮控制的速度相当快，而且相当及时。过去很少或很长时间之后才动用政治手段，这一次直接是政治手段，很快控制住了土地审批和地方的投资项目，体现在在新开工项目的投资计划总额这个指标上。在投资过热的时候这个指标非常高，一般都在50%以上。但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在下滑，九月份为11%。另一个政策措施是央行针对突击放款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当然也有其他诸如货币发行过多、外汇储备过多等原因），包括两次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的措施。可以认为，这次调控政策已经见效，见效的突出表现是抑制住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总额，整体的投资速度就会随之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开始放缓。
这种调整的趋势还会继续，但从政策角度看，还需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进行决策。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10%以上。因此，现在说总需求不足仍为时过早，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在20%以上（24%左右），不是太低，所以虽然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必然的，但短期内不应该扩大内需。同时，经济逐渐下调的趋势也表明不宜再出台紧缩性的政策。
第二，讲一下外部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大问题，即外部不平衡问题，也就是外汇储备太多。也许此时此刻，外汇储备正在突破一万亿美元的大关。经常项目顺差估计年底会达到GDP的7%，并且这种趋势没有逆转的迹象。明年出口可能会继续强劲，进口仍然很低，仍有可能像今年一样增加两、三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年也许还会继续。何时结束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均衡总是不好的。考察以往的各种危机，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以往衡量经济危机的一些指标和我们的指标格格不入，甚至相反。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通过拉美国家的教训知道有几个因素会导致经济危机，从国内角度看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控制住这两个指标，经济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此亚洲各国这两条指标控制的比较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比较低。我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现在都很低，政府财政赤字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是最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之一，大概在16%-17%。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的条件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3%，或者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超过60%，日本现在是160%，与之相比，我们的比例很低。CPI上半年有上升的趋势，但后来又缓解下来，不到1%。基于这个经验，各国都控制住了国内印制货币的问题，但是其他两个问题，也造成了金融危机：一是财产泡沫，股市和房产泡沫；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即资本流动导致的风险。日本、香港是典型的财产泡沫，泰国、印尼主要是金融市场开放导致的风险以及房产泡沫等。韩国虽然没有开放金融投资，但对短期商业债务的监管很少。中国现在这两项上也控制得不错。
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即长期大额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通常认为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风险来自于美元大幅贬值。如果当前的有管理的小幅浮动汇率制度不变，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贬值，那么尽管我们的欧元等资产会出现损失，但美元资产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损失。因为贬值，我们对欧元、日元的外贸顺差大幅增长，新的交易的不平衡又会出现，这也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在资本账户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似乎不是很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和考虑——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任何人没有想到的危机，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个基本的政策结论是通过各方面的政策来缓解双顺差的局面，放缓外汇储备高额增长的趋势。调整汇率既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高额顺差的问题，因为一旦人民币升值，虽然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但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资本账户顺差将急剧上升，外汇储备最终还会上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包括如何管理资本账户、如何实现贸易的平衡、如何实现自身的调整等来综合的解决这一问题。
外部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一些措施来缓解。在经常项下，可以而且应该抓紧时间做的是普及农民工社保。我们不愿意大幅度升值，是怕对国内企业的成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但是，调整汇率在一定条件一定幅度内是可以的，也是必然的。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成本变动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等；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出口和进口的关系。调整汇率从根本上是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发放过多的问题（美元60%以外在美国之外流通），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不能调整太多汇率，否则就变成世界上最穷的人去给最富的人所造成的问题买单。但我们的确可以在劳动成本上做文章。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覆盖率非常低，现在的社保体系是当地化，仅限于当地，不能在全国流通，也即农民是流动的，但在当地所交的社保基金不是流动的；社保法在非正式部门的农民工的保护上很不利。因此，与其更多的调整汇率，不如更多的实施社保。现在调整社保，既有利于解决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外部不平衡问题。与调整汇率相比，是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更好的措施。
在资本项下，除了调节其它形式的外资进入，更重要的是控制企业境外融资。企业境外融资近几年增加很快，而我们已经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反对境外上市，境外上市的重点应该是借助境外市场的制度来监管我们的企业，其比例可以适当减少。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资产，利用国内储蓄，利用已有的外资企业，甚至可以想办法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发行债务，把我们的美元用到国外去。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借款是风险较小的资本流出形式，我们应该鼓励。
宋国青：国内收入分配偏斜导致消费率下降
报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有关数据的分析和估算，然后分析最近几年居民储蓄的数据，第三是数据分析的一些结论，第四是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些问题，最后是关于当前宏观情况的简单看法。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刺激消费，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以来下降了8个百分点。按照2005年调整后的GDP数据，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8%，而美国2005年的消费率是70%。到底是投资率高引起消费率低还是消费率低引起投资率高，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值得讨论。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个人消费倾向低。中国无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目前的居民消费倾向确实比较低。但是，消费倾向的绝对高低是一回事情，它的变化是另一回事情。消费倾向低最多能解释消费率比较低，而不能解释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
这里分析的基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由于原表没有根据GDP修正后的数据进行调整，为了比较，在推算2004-2006年的数据时，统一按照旧的GDP口径进行计算。通常GDP有三种算法：生产法、分配法和收入法，这里谈的大致上是收入法GDP，反映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截止到2003年，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04年以来的相应情况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参照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迅速上升的情况可以估计，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进一步大幅度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迅速上升，结果只能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的时候为69%，到2003年下降到了62.5%，根据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的数据推算的2006年的比例大约为55%。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居民的消费倾向。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中，居民消费倾向是上升的。根据推算的数据计算，2004年到2006年的居民消费倾向也没有下降。总的来说，从国民收入分配平衡表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认为居民消费倾向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下面从其他的角度来检查一下居民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情况。这里采用了两个居民储蓄余额的数据指标，一个是居民的本币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两者之和占名义GDP的比例从1979年以来一直大幅度上升，上涨到2003年，2003年到现在基本上持平或者轻微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储蓄存款是个人储蓄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手持现金的增长也相对比较快，两者的总和要比其他金融资产增长快。这两者占GDP的比例不上升，那么其余部分的比例就会下降，加起来的比例就会是下降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在储蓄存款和现金之外，再加上凭证式国债和外币储蓄存款。这4部分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以来是下降的，作为当年储蓄的金融资产增量占GDP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他的金融储蓄还包括保险和股票等，合起来算的比例还要下降更多。在居民金融资产余额占GDP的比例下降的过程中，金融资产增量即当前储蓄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
关于居民购买住房涉及的储蓄问题在最后讨论，这里只提到两点，一是这部分的可比的增量并不像简单看起来那么大，二是消费和储蓄的经济学意义和统计定义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一些可以争论的理论问题。考虑到这些，现在还不能肯定说居民的消费倾向在上升，但是非常肯定地说下降也缺乏数据支持。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有几个结论。按国民收入分配核算口径算，一是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下降，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快速下降，三是居民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即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上升。最后一条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考虑到居民买房问题和各种估计误差的问题，难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可能是微降、持平甚至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是很大的事情。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化，从1978年到现在是一个大的倒U型，1994年以前快速上升，1998年以来下降，最近几年快速下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且不说居民消费倾向能不能改变，就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也赶不上收入比例下降的影响。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趋势没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只能下降，也就是投资加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只能上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些收入概念隐含的问题。应该区别财政收入、财政可支配收入、财政赤字和财政储蓄。10年以前很多研究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太低，强调要使财政收入的比例上升。其实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流水账，包含了转移支付，把转移支付去掉是财政的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近年来更是大幅度上升。另外，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是经常账户的概念，还应该有一个资本账户。因为财政有很大一部分投资，如果经常账户有赤字，但资本账户盈余大，加起来还是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只讲财政赤字是有问题的。从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消费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政府储蓄的概念，就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也就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赤字或盈余之和。美国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是29%，中国是17%。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比美国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不过政府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中国2003年是9%，2005年大约10%，美国的这一指标是在2005年为-5%。
还有一点是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区别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比区别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更重要。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应该将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收支盈亏合并计算，就是并表。从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角度看，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都姓国，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如果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合并算账，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和总储蓄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快速上升。
从现在的情况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有非常大的空间。个人储蓄是为退休后养老作准备，但国家储蓄很多就没有必要了，特别是没有必要让国有部门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已经比较高的水平上持续大幅度上升。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问题。一个有关的理论是李嘉图等价，其意思是，“国”本来就是“民”的，财富放在“国”的口袋与放在“民”的口袋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差别很大，“民”并不认为“国”口袋里的财富是自己的或者不知道国家口袋里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最后与自己有关。具体到消费上面，居民消费还是与居民财富而不是国民财富关系更大。
简单说一下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况的看法。9月份货币的环比增长率很低，如果只是货币增长率下降问题并不大，但是把汇率考虑在内，二者结合构造的领先指标下降得更加厉害，差不多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线，下一步要刺激经济才行。最近几年的宏观景气三起三落，上半年看到经济热，开始压，到下半年又开始放，导致经济不断波动。其中谈得很多的问题是投资率太高、投资增长率太高等等。应该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一个是总需求增长率过高，这个问题在今年上半年其实并不很严重，适当调控就可以了。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率太高，在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率或者投资加上贸易顺差的比例上升是没有办法的。评论这次宏观调控说见效快，也是从总量上看，但到明年计算投资加顺差占GDP的比例又会上升。这个比例的中长期趋势与短期的宏观调控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谈谈居民购买住房和储蓄的问题。最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情况是个人购买住房的支出增长很快。个人买房的首付和归还贷款的本金应当算在当前储蓄中，金融资产方面储蓄比较低的一个原因是买房支出增长快。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关概念中，土地转移导致的收入和支出并不构成国民收入。比如说，一户城镇居民买一套房子花了100万元，相应的社会投资为40万，另外60万是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值并不算成是生产出来的，相应的收入支出只是转移支付。在这个例子中，相应的生产增加值即国民总收入和社会储蓄只有40万，不是100万。
从平衡表的角度看，如果说城镇居民买房支出的100万都是储蓄的话，卖地农民那里应当算60万的负储蓄，整个居民储蓄还是只有40万。这里说的投资和储蓄都是毛或者总的意思，没有减掉折旧。净投资和净储蓄是总投资和总储蓄减去折旧的余额。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城镇居民买房支出中包含的买地的支出很大，但农民得到的卖地收入要少得多，这个大差价的存在是个重要的情况。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如果土地的实际价值接近农民的实际收入，那么将土地从低价值的农业转移到高价值的城镇住房，社会效用增加了。但是目前统计中的国民收入这些概念并不包括土地转移引起的价值变化。
最近几年所谓“热钱”进来的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住房，这部分实质上不应当算做国内居民的收入和储蓄。还有一点是住房制度变化导致的不可比性。原来是单位分房，现在改成个人买房，有关的收入和买房支出的增加不可比。要比较的话，应当将原来分的房子按合适的价格计算为虚拟收入和储蓄。
最重要的是，房价上升导致的储蓄增加是虚的，真实的住房储蓄的增加应当用住房质量和数量的增加来计算。按这个口径计算储蓄，调整收入适用的价格指数就应当包括房价。这样算下来，虽然上面说的一些比例会发生变化，但是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和真实储蓄的增长率仍然不高。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将居民购买住房中用于购买土地的部分不算为居民储蓄即全部算成农民的负储蓄，问题不是很大。不过这里和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还是难以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董兵兵、赵洪岩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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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七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国名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平新乔教授先后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樊纲教授、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樊纲：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主要谈一下这几个月来对经济进行观察所产生的想法。第一，当前短期宏观经济情况大体的分析和预测。第三季度经济的下滑，大家认为来得比较突然，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尽管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但经济并没有很大过热的趋势。原因在于：（1）很多部门仍然存在很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就是说，2003、2004年高增长所产生的一些生产能力最后被证明是过剩的。这个趋势在去年下半年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实际上仍在继续。尽管被其他一些部门的投资增长掩盖了，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包括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电力、纺织（是前几年投资高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等12个部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剩。在讨论经济增长趋势上，这个事实体现在以下几个容易被忽视的指标上：首先，产业投资并不快，这一轮增长还是由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所推动的。有相当一部分大型产业投资出现增长速度下滑，比如浙江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0%以下，上海甚至出现两个月的负增长。2003、2004年的高增长最初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然后因为生产资料短缺从而推动各个部门开始高投资。但今年上半年增长中，消费品和服务业部门增长更快一些，其他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速度都放缓。其次，上半年贸易顺差继续了去年走势，表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进口增长比较缓慢，比去年略微高一点，为21%、22%，出口速度则继续了去年30%的增速，因此出现大量外贸顺差，这是国内需求并不旺盛的表现。最后，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1992-1994年开始的高增长中，没有出现低谷，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过剩生产能力还是需要消化。经济政策制定的好，可以适当的熨平波动，但不能完全消除。总的来讲，周期是一定存在的，过热之后肯定有调整，这也是导致经济放缓的一个因素。
（2）政策因素。年初的投资高增长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去年全国范围内的换届选举基本结束，省长，市长、县长基本上新官到任，开始新规划，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冲动。其次是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突击放款，一季度贷款增长额相当于全年计划贷款增长额的50%以上。其中一个制度原因是银行改革，银行为了在年底之前收回贷款，显示利润和资本充足率，急于把贷款投放出去，从而导致放款量急剧上升。
紧接着是两项政策。一个是土地政策，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一轮控制的速度相当快，而且相当及时。过去很少或很长时间之后才动用政治手段，这一次直接是政治手段，很快控制住了土地审批和地方的投资项目，体现在在新开工项目的投资计划总额这个指标上。在投资过热的时候这个指标非常高，一般都在50%以上。但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在下滑，九月份为11%。另一个政策措施是央行针对突击放款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当然也有其他诸如货币发行过多、外汇储备过多等原因），包括两次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的措施。可以认为，这次调控政策已经见效，见效的突出表现是抑制住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总额，整体的投资速度就会随之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开始放缓。
这种调整的趋势还会继续，但从政策角度看，还需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进行决策。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10%以上。因此，现在说总需求不足仍为时过早，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在20%以上（24%左右），不是太低，所以虽然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必然的，但短期内不应该扩大内需。同时，经济逐渐下调的趋势也表明不宜再出台紧缩性的政策。
第二，讲一下外部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大问题，即外部不平衡问题，也就是外汇储备太多。也许此时此刻，外汇储备正在突破一万亿美元的大关。经常项目顺差估计年底会达到GDP的7%，并且这种趋势没有逆转的迹象。明年出口可能会继续强劲，进口仍然很低，仍有可能像今年一样增加两、三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年也许还会继续。何时结束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均衡总是不好的。考察以往的各种危机，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以往衡量经济危机的一些指标和我们的指标格格不入，甚至相反。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通过拉美国家的教训知道有几个因素会导致经济危机，从国内角度看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控制住这两个指标，经济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此亚洲各国这两条指标控制的比较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比较低。我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现在都很低，政府财政赤字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是最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之一，大概在16%-17%。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的条件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3%，或者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超过60%，日本现在是160%，与之相比，我们的比例很低。CPI上半年有上升的趋势，但后来又缓解下来，不到1%。基于这个经验，各国都控制住了国内印制货币的问题，但是其他两个问题，也造成了金融危机：一是财产泡沫，股市和房产泡沫；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即资本流动导致的风险。日本、香港是典型的财产泡沫，泰国、印尼主要是金融市场开放导致的风险以及房产泡沫等。韩国虽然没有开放金融投资，但对短期商业债务的监管很少。中国现在这两项上也控制得不错。
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即长期大额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通常认为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风险来自于美元大幅贬值。如果当前的有管理的小幅浮动汇率制度不变，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贬值，那么尽管我们的欧元等资产会出现损失，但美元资产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损失。因为贬值，我们对欧元、日元的外贸顺差大幅增长，新的交易的不平衡又会出现，这也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在资本账户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似乎不是很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和考虑——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任何人没有想到的危机，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个基本的政策结论是通过各方面的政策来缓解双顺差的局面，放缓外汇储备高额增长的趋势。调整汇率既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高额顺差的问题，因为一旦人民币升值，虽然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但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资本账户顺差将急剧上升，外汇储备最终还会上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包括如何管理资本账户、如何实现贸易的平衡、如何实现自身的调整等来综合的解决这一问题。
外部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一些措施来缓解。在经常项下，可以而且应该抓紧时间做的是普及农民工社保。我们不愿意大幅度升值，是怕对国内企业的成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但是，调整汇率在一定条件一定幅度内是可以的，也是必然的。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成本变动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等；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出口和进口的关系。调整汇率从根本上是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发放过多的问题（美元60%以外在美国之外流通），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不能调整太多汇率，否则就变成世界上最穷的人去给最富的人所造成的问题买单。但我们的确可以在劳动成本上做文章。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覆盖率非常低，现在的社保体系是当地化，仅限于当地，不能在全国流通，也即农民是流动的，但在当地所交的社保基金不是流动的；社保法在非正式部门的农民工的保护上很不利。因此，与其更多的调整汇率，不如更多的实施社保。现在调整社保，既有利于解决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外部不平衡问题。与调整汇率相比，是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更好的措施。
在资本项下，除了调节其它形式的外资进入，更重要的是控制企业境外融资。企业境外融资近几年增加很快，而我们已经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反对境外上市，境外上市的重点应该是借助境外市场的制度来监管我们的企业，其比例可以适当减少。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资产，利用国内储蓄，利用已有的外资企业，甚至可以想办法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发行债务，把我们的美元用到国外去。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借款是风险较小的资本流出形式，我们应该鼓励。
宋国青：国内收入分配偏斜导致消费率下降
报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有关数据的分析和估算，然后分析最近几年居民储蓄的数据，第三是数据分析的一些结论，第四是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些问题，最后是关于当前宏观情况的简单看法。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刺激消费，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以来下降了8个百分点。按照2005年调整后的GDP数据，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8%，而美国2005年的消费率是70%。到底是投资率高引起消费率低还是消费率低引起投资率高，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值得讨论。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个人消费倾向低。中国无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目前的居民消费倾向确实比较低。但是，消费倾向的绝对高低是一回事情，它的变化是另一回事情。消费倾向低最多能解释消费率比较低，而不能解释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
这里分析的基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由于原表没有根据GDP修正后的数据进行调整，为了比较，在推算2004-2006年的数据时，统一按照旧的GDP口径进行计算。通常GDP有三种算法：生产法、分配法和收入法，这里谈的大致上是收入法GDP，反映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截止到2003年，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04年以来的相应情况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参照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迅速上升的情况可以估计，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进一步大幅度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迅速上升，结果只能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的时候为69%，到2003年下降到了62.5%，根据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的数据推算的2006年的比例大约为55%。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居民的消费倾向。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中，居民消费倾向是上升的。根据推算的数据计算，2004年到2006年的居民消费倾向也没有下降。总的来说，从国民收入分配平衡表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认为居民消费倾向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下面从其他的角度来检查一下居民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情况。这里采用了两个居民储蓄余额的数据指标，一个是居民的本币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两者之和占名义GDP的比例从1979年以来一直大幅度上升，上涨到2003年，2003年到现在基本上持平或者轻微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储蓄存款是个人储蓄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手持现金的增长也相对比较快，两者的总和要比其他金融资产增长快。这两者占GDP的比例不上升，那么其余部分的比例就会下降，加起来的比例就会是下降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在储蓄存款和现金之外，再加上凭证式国债和外币储蓄存款。这4部分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以来是下降的，作为当年储蓄的金融资产增量占GDP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他的金融储蓄还包括保险和股票等，合起来算的比例还要下降更多。在居民金融资产余额占GDP的比例下降的过程中，金融资产增量即当前储蓄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
关于居民购买住房涉及的储蓄问题在最后讨论，这里只提到两点，一是这部分的可比的增量并不像简单看起来那么大，二是消费和储蓄的经济学意义和统计定义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一些可以争论的理论问题。考虑到这些，现在还不能肯定说居民的消费倾向在上升，但是非常肯定地说下降也缺乏数据支持。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有几个结论。按国民收入分配核算口径算，一是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下降，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快速下降，三是居民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即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上升。最后一条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考虑到居民买房问题和各种估计误差的问题，难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可能是微降、持平甚至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是很大的事情。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化，从1978年到现在是一个大的倒U型，1994年以前快速上升，1998年以来下降，最近几年快速下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且不说居民消费倾向能不能改变，就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也赶不上收入比例下降的影响。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趋势没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只能下降，也就是投资加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只能上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些收入概念隐含的问题。应该区别财政收入、财政可支配收入、财政赤字和财政储蓄。10年以前很多研究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太低，强调要使财政收入的比例上升。其实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流水账，包含了转移支付，把转移支付去掉是财政的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近年来更是大幅度上升。另外，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是经常账户的概念，还应该有一个资本账户。因为财政有很大一部分投资，如果经常账户有赤字，但资本账户盈余大，加起来还是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只讲财政赤字是有问题的。从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消费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政府储蓄的概念，就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也就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赤字或盈余之和。美国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是29%，中国是17%。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比美国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不过政府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中国2003年是9%，2005年大约10%，美国的这一指标是在2005年为-5%。
还有一点是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区别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比区别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更重要。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应该将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收支盈亏合并计算，就是并表。从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角度看，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都姓国，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如果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合并算账，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和总储蓄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快速上升。
从现在的情况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有非常大的空间。个人储蓄是为退休后养老作准备，但国家储蓄很多就没有必要了，特别是没有必要让国有部门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已经比较高的水平上持续大幅度上升。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问题。一个有关的理论是李嘉图等价，其意思是，“国”本来就是“民”的，财富放在“国”的口袋与放在“民”的口袋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差别很大，“民”并不认为“国”口袋里的财富是自己的或者不知道国家口袋里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最后与自己有关。具体到消费上面，居民消费还是与居民财富而不是国民财富关系更大。
简单说一下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况的看法。9月份货币的环比增长率很低，如果只是货币增长率下降问题并不大，但是把汇率考虑在内，二者结合构造的领先指标下降得更加厉害，差不多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线，下一步要刺激经济才行。最近几年的宏观景气三起三落，上半年看到经济热，开始压，到下半年又开始放，导致经济不断波动。其中谈得很多的问题是投资率太高、投资增长率太高等等。应该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一个是总需求增长率过高，这个问题在今年上半年其实并不很严重，适当调控就可以了。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率太高，在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率或者投资加上贸易顺差的比例上升是没有办法的。评论这次宏观调控说见效快，也是从总量上看，但到明年计算投资加顺差占GDP的比例又会上升。这个比例的中长期趋势与短期的宏观调控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谈谈居民购买住房和储蓄的问题。最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情况是个人购买住房的支出增长很快。个人买房的首付和归还贷款的本金应当算在当前储蓄中，金融资产方面储蓄比较低的一个原因是买房支出增长快。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关概念中，土地转移导致的收入和支出并不构成国民收入。比如说，一户城镇居民买一套房子花了100万元，相应的社会投资为40万，另外60万是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值并不算成是生产出来的，相应的收入支出只是转移支付。在这个例子中，相应的生产增加值即国民总收入和社会储蓄只有40万，不是100万。
从平衡表的角度看，如果说城镇居民买房支出的100万都是储蓄的话，卖地农民那里应当算60万的负储蓄，整个居民储蓄还是只有40万。这里说的投资和储蓄都是毛或者总的意思，没有减掉折旧。净投资和净储蓄是总投资和总储蓄减去折旧的余额。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城镇居民买房支出中包含的买地的支出很大，但农民得到的卖地收入要少得多，这个大差价的存在是个重要的情况。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如果土地的实际价值接近农民的实际收入，那么将土地从低价值的农业转移到高价值的城镇住房，社会效用增加了。但是目前统计中的国民收入这些概念并不包括土地转移引起的价值变化。
最近几年所谓“热钱”进来的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住房，这部分实质上不应当算做国内居民的收入和储蓄。还有一点是住房制度变化导致的不可比性。原来是单位分房，现在改成个人买房，有关的收入和买房支出的增加不可比。要比较的话，应当将原来分的房子按合适的价格计算为虚拟收入和储蓄。
最重要的是，房价上升导致的储蓄增加是虚的，真实的住房储蓄的增加应当用住房质量和数量的增加来计算。按这个口径计算储蓄，调整收入适用的价格指数就应当包括房价。这样算下来，虽然上面说的一些比例会发生变化，但是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和真实储蓄的增长率仍然不高。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将居民购买住房中用于购买土地的部分不算为居民储蓄即全部算成农民的负储蓄，问题不是很大。不过这里和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还是难以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董兵兵、赵洪岩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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