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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51期（总第613期）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
发布日期：2006-09-19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1]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国入世农业承诺允许关税配额进口89.4万吨棉花。近年棉花进口大幅增长，2005年原棉进口达到250万多吨，引发业内不同意见争论。有论者提出“进口棉损害我国棉花安全”，警惕外国“搞垮我国棉花产业阴谋”。另外如何看待进口配额和滑准税管制方式也有争论。依据对我国棉花生产部门和纺织业发展两方面情况考察，笔者认为近年棉花进口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配额和滑准税政策需要调整。棉花政策争论深层意义在于，由于我国棉产业内不同部门存在比较优势结构差异，开放型棉产业发展在棉花贸易政策上内生出诉诸保护的压力。
从国内生产部门看棉花进口
我国棉花产量、劳动生产率、植棉收入等方面经验证据显示，认为棉花进口损害国内生产判断缺乏依据。从我国棉花生产看，改革开放以来单产从443公斤/公顷增长到近年约1130公斤，年均递增约为3.34%；总产从217万吨增长到近年约600万吨，年均约增长3.7%。最近几年是棉花生产第三个较快增长期，产量从1999年383万吨增长到2004年632万吨历史记录，去年和今年保持在600万吨上下较高水平。
从棉花劳动生产率（产量/投入工日）看，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中期超常增长期，平均每年递增11.5%。1988-1997年是波动徘徊时期。1990年代末再次进入较快增长时期，1998-2004年均增长约9%。2003年劳动生产率因单产减产有所下降，但是2004年强劲回升；最近两年数据有待观察，估计仍会保持增长势头。
从植棉收入角度看，植棉用工收入特别是利润指标波动性提示棉农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市场和政策风险，不过植棉收入与棉花净进口存在正向关系，并不支持棉花净进口打压棉农收入的推论。新世纪最初几年植棉用工收入仍在增长，净利润在波动表现出增长趋势。尚未获得2005-06年可比数据，然而现有证据显示进口并未显著打压国内棉农收入。
从开放型经济运行规律看，国内缺乏比较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有可能面临产量下降和结构调整压力，国内生产是评估贸易政策的重要变量但不是决定因素。不过上述情况显示，即便主要从国内生产部门角度看，认定大量进口冲击国内生产论断也缺乏依据。
从棉纺织及制品业看棉花进口
我国棉制品以及整个纺织行业入世后快速增长，整体水平近年迈上新台阶，不仅直接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还对增加就业尤其是推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棉花进口是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是支持我国纺织及纤维制品行业入世以来跨上一个新台阶。例如我国纱产量1980年到2000年从253万吨增长到657万吨，20年增长404万吨，年均增长4.89%，然而到2005年增长到1412万吨，2000-2005年五年间增长75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6.5%。布匹、服装等纺织和制成品产量也有类似增长。
二是支持我国棉制品出口速增长。七类HS编码二位数棉制品净出口从1992年81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7%；1999年到2004年从104亿美元增长到2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95%。出于统计便利性考虑，棉花等产品贸易平衡通常以农业部门为单位加以统计，没有考虑棉花原料加工制作后进一步发生贸易的整体平衡情况。采用整体平衡方式统计，我国棉花净进口规模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变成净出口。
三是支持就业创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仔细分析现有就业数据，发现2001-2004年间棉纺织业新增就业约225万人，纺织业新增就业342万人，分别占同期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的34%和52%。2001-2004年棉纺织部门约为203万农民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纺织业大约带动309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占同期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16%和25%。
综合考虑国内产量、农民利益、棉制品出口增长及其就业效应，近年我国棉产业发展是开放经济成长使多重主体得益的典型事例，也是我国入世战略取得成效的典型事例，棉花进口作为这一新发展模式必要环节显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进口配额的经济学分析
首先应肯定入世谈判对棉花等农产品采用关税配额具有必要性。评估农业开放影响在入世时争论很大，当时有计量模型结果预测农业开放将导致上千万农民失业。用关税配额方式处理棉花等“敏感性”大宗农产品准入问题有助于化解争论，对中美达成农业协议以至成功实施入世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配额作为进口管制方法存在固有局限。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假如确实需要干预进口，配额与常规关税相比是一个缺乏效率的方法，它把关税收入变成获得配额厂商的超额利润或“租”，并诱致企业和官员“寻租”行动。虽明知缺乏效率，有些场合仍选择配额作为进口管制手段，是因为对某些“敏感”产品担心关税难以实现数量控制目标，配额可以事先保证进口数量限定在一定水平，效率损失可理解为换取进口数量封顶的这一假设“合意”状态所支付的“保险费”。入世时担心农业开放会带来难以承受冲击，入世又绕不过农业开放，支付低效率“保险费”至少有某种逻辑依据。
问题在于近年棉花进口大大超过配额上限并没有带来灾难性影响，而是对经济成长包括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做出了贡献。这说明认为棉花进口超过89万吨配额上限必然具有严重负面作用的看法，不符合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客观规律，因而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估低效率配额管制方法。另一方面，在国内外棉价差距拉大因而配额实际具有每吨上千元转让价格背景下，行政部门采用不透明方式发放数以百万吨进口配额指标，长此以往难免会发生诸多问题。业内人士也提出配额政策可能鼓励寻租行为，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从操作层面看也要求对配额管制必要性给予重新评估。
进口滑准税的经济学分析
去年5月开始实行棉花进口滑准税政策，即对增发配额进口棉花依据国内目标价征收最高达40%的不同比率从价关税。滑准税有积极意义，但自身也存在多方面问题。滑准税与配额及固定税率关税都意在保护国内生产者，然而实现机制不同。在配额和普通关税下，政府限制进口，实际进口构成部分国内供给，国内供求与价格互动调节资源配置，政府无需直接干预价格。滑准税正常运作假设存在某个合意棉价下限，实质上需要政府确定保护价，然后进口棉以保护价为参照“滑准”调节。
保护价直接干预市场价格调节，长期实行可能出现两类不利局面。目前欧盟农业高度保护主义体制，发轫于战后欧共体类似于滑准税的可变进口关税（variable import levy），滑准税可能滑入高保护、低效率、难退出的体制状态，而保护体制不仅不符合WTO时代贸易体制演变潮流，更不符合我国经济开放成长根本利益。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关政策实践看，当时政府在显著高于市价水平上“敞开收购”，导致粮棉年度结转库存规模大于全年消费量，分别带来几千亿元和几百亿元亏损挂账，后来放开价格释放库存又导致粮棉价格多年在低位徘徊因而加剧了农民增收困难，说明这类政策得不偿失并事与愿违。
滑准税在操作层面也存在问题。如何确定合意价格水平？如何平衡不同部门、地区和利益集团对合意价格的理解差异？解决这些问题在制定政策层面交易成本不小。滑准税对低档棉花进口存在歧视性待遇，也不利于鼓励国内棉花质量提升。另外滑准税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对企业带来更多交易成本，同时还会给少数不法企业提供钻漏洞的机会。
开放条件下棉花价格接轨必要性与政策建议
我国开放型棉产业具有三方面结构特点。一是国内棉农、纺织企业和工人、流通商和国外贸易伙伴的多重主体并存。二是国内棉花与化纤及国外棉花、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等制成品与国际同类产品存在多重替代关系。三是棉花均衡价不仅取决于国内供求因素，而且受到化纤及棉制品国内外供求关系影响即供应链系统定价规则。开放型棉业高效运行客观要求国内外棉花价格接轨。
价格接轨指国内外可贸易品价格差异等于运输成本及较轻关税税率。从理论上看，可贸易品价格接轨是开放型经济题中应有之意，很难想象一国可贸易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巨大落差仍存在健全高效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从我国以往实践看，人为抬高国内棉价在短期虽对国内生产者有利，然而在长期调节场合会促使纺织企业增加化纤等替代性纤维利用比重，刺激走私低价棉非法行为增加，此外一些纺织企业在收回固定投资后选择退出，这些不仅对纺织业发展和就业不利，最终也对本国棉花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质疑棉价接轨必要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强调美国等少数国家棉花补贴对棉花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这一观察确有道理，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强保护干预与放松管制对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利弊大小。如果保护主义政策缺乏效率，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利益，即便外国这样做我们也不必仿效。另外实行高补贴保护政策国家实际身处困境，在WTO新一轮谈判中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全球农业保护主义现今也已是日落西山。从我国长期发展利益出发，应继续以开放方针调整相关政策，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推动新世纪全球化制度建设朝更加有利于自由贸易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我国棉价相对国际棉价显著增长，到2006年6月已出现国内价格高出4成左右差距，即便采用进口到岸价衡量国外价估计也至少存在约2成价格保护。以9月初我国部分棉区新棉收购价推测国内棉价走势并与国际棉花期货价比较，同时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我国棉价实际保护局面还会延续甚至发展，并对我国开放型棉产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对棉花贸易政策调整思路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多哈回合对棉花贸易形成新规制协议以前，保留入世承诺关税配额，配额分配除照顾加工贸易需求外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发放；增发配额尽量满足市场需要，并采用略低于目前农产品平均实际税率的关税措施取代滑准税。二是结合多哈谈判议程，力促外国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和国内保护扭曲，同时主动提出我国取消棉花关税配额措施，改用较低固定税率的关税手段对棉花进口加以管理。鉴于棉价现存保护状态，考虑在新农村建设项目框架下对主产棉区提供转移支付或/和直接补贴，作为棉花贸易政策调整的过渡期配套措施。
面临十字路口选择的棉花贸易政策
近年我国棉花进口增长引发争论。经验证据显示，我国棉花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在继续提高，棉农植棉收入在继续增长；纺织业贸易包含几百万吨棉花净出口，从整体经济流程看我国棉花大量净进口只是部门统计表象；出口拉动纺织业增长创造了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全面观察我国棉产业变动，呈现的是开放经济成长使各方获利的典型事例，也是我国实施入世战略取得成效的典型事例。作为这一新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近年棉花进口增长显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近来围绕棉花进口发生的争论，折射出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棉业内不同部门比较优势结构派生的利益差异。纺织业现阶段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多重纤维协议取消与实施入世战略使这一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构成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增长极。另一方面国内棉花生产虽继续增长，然而其国际竞争力难以在开放环境下满足棉纺织和制品业原料需求。国产棉与进口棉由此表现的竞争关系，在政策层面提出是否应当追加对国内棉花保护的问题。棉产业开放发展成功转而派生内向保护压力，使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
从更为广阔背景看，农业自由化改革是影响21世纪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成败的重要议程。给定我国开放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如何在动态过程中处理农业开放和保护诉求的利益差异及内在张力，将具有超出部门范围的意义。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和东亚等地区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快速追赶和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其它农产品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和进口增长态势，并引发农业政策向保护方向转变的更强大压力。从这一视角观察，棉花贸易政策调整将具有某种指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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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一份专题研究报告的缩写稿，报告全文见卢锋“比较优势结构与开放型棉产业发展——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 C2006015，2006年9月18日，该文可在CCER网站上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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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09-19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1]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国入世农业承诺允许关税配额进口89.4万吨棉花。近年棉花进口大幅增长，2005年原棉进口达到250万多吨，引发业内不同意见争论。有论者提出“进口棉损害我国棉花安全”，警惕外国“搞垮我国棉花产业阴谋”。另外如何看待进口配额和滑准税管制方式也有争论。依据对我国棉花生产部门和纺织业发展两方面情况考察，笔者认为近年棉花进口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配额和滑准税政策需要调整。棉花政策争论深层意义在于，由于我国棉产业内不同部门存在比较优势结构差异，开放型棉产业发展在棉花贸易政策上内生出诉诸保护的压力。
从国内生产部门看棉花进口
我国棉花产量、劳动生产率、植棉收入等方面经验证据显示，认为棉花进口损害国内生产判断缺乏依据。从我国棉花生产看，改革开放以来单产从443公斤/公顷增长到近年约1130公斤，年均递增约为3.34%；总产从217万吨增长到近年约600万吨，年均约增长3.7%。最近几年是棉花生产第三个较快增长期，产量从1999年383万吨增长到2004年632万吨历史记录，去年和今年保持在600万吨上下较高水平。
从棉花劳动生产率（产量/投入工日）看，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中期超常增长期，平均每年递增11.5%。1988-1997年是波动徘徊时期。1990年代末再次进入较快增长时期，1998-2004年均增长约9%。2003年劳动生产率因单产减产有所下降，但是2004年强劲回升；最近两年数据有待观察，估计仍会保持增长势头。
从植棉收入角度看，植棉用工收入特别是利润指标波动性提示棉农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市场和政策风险，不过植棉收入与棉花净进口存在正向关系，并不支持棉花净进口打压棉农收入的推论。新世纪最初几年植棉用工收入仍在增长，净利润在波动表现出增长趋势。尚未获得2005-06年可比数据，然而现有证据显示进口并未显著打压国内棉农收入。
从开放型经济运行规律看，国内缺乏比较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有可能面临产量下降和结构调整压力，国内生产是评估贸易政策的重要变量但不是决定因素。不过上述情况显示，即便主要从国内生产部门角度看，认定大量进口冲击国内生产论断也缺乏依据。
从棉纺织及制品业看棉花进口
我国棉制品以及整个纺织行业入世后快速增长，整体水平近年迈上新台阶，不仅直接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还对增加就业尤其是推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棉花进口是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是支持我国纺织及纤维制品行业入世以来跨上一个新台阶。例如我国纱产量1980年到2000年从253万吨增长到657万吨，20年增长404万吨，年均增长4.89%，然而到2005年增长到1412万吨，2000-2005年五年间增长75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6.5%。布匹、服装等纺织和制成品产量也有类似增长。
二是支持我国棉制品出口速增长。七类HS编码二位数棉制品净出口从1992年81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7%；1999年到2004年从104亿美元增长到2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95%。出于统计便利性考虑，棉花等产品贸易平衡通常以农业部门为单位加以统计，没有考虑棉花原料加工制作后进一步发生贸易的整体平衡情况。采用整体平衡方式统计，我国棉花净进口规模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变成净出口。
三是支持就业创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仔细分析现有就业数据，发现2001-2004年间棉纺织业新增就业约225万人，纺织业新增就业342万人，分别占同期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的34%和52%。2001-2004年棉纺织部门约为203万农民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纺织业大约带动309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占同期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16%和25%。
综合考虑国内产量、农民利益、棉制品出口增长及其就业效应，近年我国棉产业发展是开放经济成长使多重主体得益的典型事例，也是我国入世战略取得成效的典型事例，棉花进口作为这一新发展模式必要环节显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进口配额的经济学分析
首先应肯定入世谈判对棉花等农产品采用关税配额具有必要性。评估农业开放影响在入世时争论很大，当时有计量模型结果预测农业开放将导致上千万农民失业。用关税配额方式处理棉花等“敏感性”大宗农产品准入问题有助于化解争论，对中美达成农业协议以至成功实施入世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配额作为进口管制方法存在固有局限。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假如确实需要干预进口，配额与常规关税相比是一个缺乏效率的方法，它把关税收入变成获得配额厂商的超额利润或“租”，并诱致企业和官员“寻租”行动。虽明知缺乏效率，有些场合仍选择配额作为进口管制手段，是因为对某些“敏感”产品担心关税难以实现数量控制目标，配额可以事先保证进口数量限定在一定水平，效率损失可理解为换取进口数量封顶的这一假设“合意”状态所支付的“保险费”。入世时担心农业开放会带来难以承受冲击，入世又绕不过农业开放，支付低效率“保险费”至少有某种逻辑依据。
问题在于近年棉花进口大大超过配额上限并没有带来灾难性影响，而是对经济成长包括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做出了贡献。这说明认为棉花进口超过89万吨配额上限必然具有严重负面作用的看法，不符合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客观规律，因而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估低效率配额管制方法。另一方面，在国内外棉价差距拉大因而配额实际具有每吨上千元转让价格背景下，行政部门采用不透明方式发放数以百万吨进口配额指标，长此以往难免会发生诸多问题。业内人士也提出配额政策可能鼓励寻租行为，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从操作层面看也要求对配额管制必要性给予重新评估。
进口滑准税的经济学分析
去年5月开始实行棉花进口滑准税政策，即对增发配额进口棉花依据国内目标价征收最高达40%的不同比率从价关税。滑准税有积极意义，但自身也存在多方面问题。滑准税与配额及固定税率关税都意在保护国内生产者，然而实现机制不同。在配额和普通关税下，政府限制进口，实际进口构成部分国内供给，国内供求与价格互动调节资源配置，政府无需直接干预价格。滑准税正常运作假设存在某个合意棉价下限，实质上需要政府确定保护价，然后进口棉以保护价为参照“滑准”调节。
保护价直接干预市场价格调节，长期实行可能出现两类不利局面。目前欧盟农业高度保护主义体制，发轫于战后欧共体类似于滑准税的可变进口关税（variable import levy），滑准税可能滑入高保护、低效率、难退出的体制状态，而保护体制不仅不符合WTO时代贸易体制演变潮流，更不符合我国经济开放成长根本利益。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关政策实践看，当时政府在显著高于市价水平上“敞开收购”，导致粮棉年度结转库存规模大于全年消费量，分别带来几千亿元和几百亿元亏损挂账，后来放开价格释放库存又导致粮棉价格多年在低位徘徊因而加剧了农民增收困难，说明这类政策得不偿失并事与愿违。
滑准税在操作层面也存在问题。如何确定合意价格水平？如何平衡不同部门、地区和利益集团对合意价格的理解差异？解决这些问题在制定政策层面交易成本不小。滑准税对低档棉花进口存在歧视性待遇，也不利于鼓励国内棉花质量提升。另外滑准税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对企业带来更多交易成本，同时还会给少数不法企业提供钻漏洞的机会。
开放条件下棉花价格接轨必要性与政策建议
我国开放型棉产业具有三方面结构特点。一是国内棉农、纺织企业和工人、流通商和国外贸易伙伴的多重主体并存。二是国内棉花与化纤及国外棉花、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等制成品与国际同类产品存在多重替代关系。三是棉花均衡价不仅取决于国内供求因素，而且受到化纤及棉制品国内外供求关系影响即供应链系统定价规则。开放型棉业高效运行客观要求国内外棉花价格接轨。
价格接轨指国内外可贸易品价格差异等于运输成本及较轻关税税率。从理论上看，可贸易品价格接轨是开放型经济题中应有之意，很难想象一国可贸易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巨大落差仍存在健全高效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从我国以往实践看，人为抬高国内棉价在短期虽对国内生产者有利，然而在长期调节场合会促使纺织企业增加化纤等替代性纤维利用比重，刺激走私低价棉非法行为增加，此外一些纺织企业在收回固定投资后选择退出，这些不仅对纺织业发展和就业不利，最终也对本国棉花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质疑棉价接轨必要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强调美国等少数国家棉花补贴对棉花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这一观察确有道理，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强保护干预与放松管制对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利弊大小。如果保护主义政策缺乏效率，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利益，即便外国这样做我们也不必仿效。另外实行高补贴保护政策国家实际身处困境，在WTO新一轮谈判中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全球农业保护主义现今也已是日落西山。从我国长期发展利益出发，应继续以开放方针调整相关政策，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推动新世纪全球化制度建设朝更加有利于自由贸易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我国棉价相对国际棉价显著增长，到2006年6月已出现国内价格高出4成左右差距，即便采用进口到岸价衡量国外价估计也至少存在约2成价格保护。以9月初我国部分棉区新棉收购价推测国内棉价走势并与国际棉花期货价比较，同时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我国棉价实际保护局面还会延续甚至发展，并对我国开放型棉产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对棉花贸易政策调整思路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多哈回合对棉花贸易形成新规制协议以前，保留入世承诺关税配额，配额分配除照顾加工贸易需求外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发放；增发配额尽量满足市场需要，并采用略低于目前农产品平均实际税率的关税措施取代滑准税。二是结合多哈谈判议程，力促外国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和国内保护扭曲，同时主动提出我国取消棉花关税配额措施，改用较低固定税率的关税手段对棉花进口加以管理。鉴于棉价现存保护状态，考虑在新农村建设项目框架下对主产棉区提供转移支付或/和直接补贴，作为棉花贸易政策调整的过渡期配套措施。
面临十字路口选择的棉花贸易政策
近年我国棉花进口增长引发争论。经验证据显示，我国棉花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在继续提高，棉农植棉收入在继续增长；纺织业贸易包含几百万吨棉花净出口，从整体经济流程看我国棉花大量净进口只是部门统计表象；出口拉动纺织业增长创造了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全面观察我国棉产业变动，呈现的是开放经济成长使各方获利的典型事例，也是我国实施入世战略取得成效的典型事例。作为这一新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近年棉花进口增长显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近来围绕棉花进口发生的争论，折射出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棉业内不同部门比较优势结构派生的利益差异。纺织业现阶段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多重纤维协议取消与实施入世战略使这一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构成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增长极。另一方面国内棉花生产虽继续增长，然而其国际竞争力难以在开放环境下满足棉纺织和制品业原料需求。国产棉与进口棉由此表现的竞争关系，在政策层面提出是否应当追加对国内棉花保护的问题。棉产业开放发展成功转而派生内向保护压力，使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
从更为广阔背景看，农业自由化改革是影响21世纪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成败的重要议程。给定我国开放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如何在动态过程中处理农业开放和保护诉求的利益差异及内在张力，将具有超出部门范围的意义。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和东亚等地区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快速追赶和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其它农产品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和进口增长态势，并引发农业政策向保护方向转变的更强大压力。从这一视角观察，棉花贸易政策调整将具有某种指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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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一份专题研究报告的缩写稿，报告全文见卢锋“比较优势结构与开放型棉产业发展——我国棉花贸易政策面临十字路口选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 C2006015，2006年9月18日，该文可在CCER网站上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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