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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43期（总第605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6-08-02 10:3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7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分别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治理措施和宏观理论思考”、“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汇率，贸易顺差及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与资产重估”、“中国投资率太低”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卢锋教授的发言内容。林毅夫：200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
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状况，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探讨了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调控措施，最后林教授对适合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突显情况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些理论讨论。
今年上半年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出现了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形：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前6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1-6月累计达6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8亿美元，5、6月份就分别实现顺差130亿和145亿美元。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三个问题高度相关，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是这三个问题的核心问题。
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胀的压力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投资在没有建成前是需求，建成之后是供给。当前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通胀压力，而是，等投资建成后变成产能，会使现在已经凸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对外经济不平衡反映的是国内产能过剩。我国今年消费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在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下，国内的需求仍然相对不足，于是反映为对外的不平衡。第三，外贸顺差扩大导致国内外经济更加不平衡。今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贸盈余继续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并引发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对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第四，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就利率政策而言，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但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就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就汇率政策而言，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第五，房地产业表现异常。我国房地产业投资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供给增加很快，空置面积很多，而价格却依然持续上升，而且楼盘还以一般市民无力购买的大户型为主，使得现在城市一般居民对商品住宅的需求跟现在的供给之间存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的双重矛盾。
上述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既有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现存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过于集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业务则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银行先天就比较倾向于大项目，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投资就往往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例如，汽车、房地产、建材、能源等。其次，中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使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在其他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大银行。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官员考绩的重要性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地方政府无论从政绩的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的考虑，都有激励去鼓励投资。
第三，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两免三减”。
第四，房地产投机性需求。首先，我国有钱的人，在县城里赚了钱，就要到市里买房；在市里赚了钱，就要到省会买房；在省里赚了钱，就要到北京、上海买房。这些外来户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把购房作为投资，买来的房子空着没人住，属于投机性需求的成分。其次，我国是全世界对外国人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的购房投资成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情况下的一个漏洞。有些外资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他们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合法投资房地产。一方面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抬高房地产的价格。等待人民币升值以后，这些投机资本再从房地产套现，设法换成外汇，来双双获利。这种国内和国际投机需求购买的房地产以有利于投机的大户型为对象，房地产的价格不断被哄抬高，开发商也就不愿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购买而利润微薄的小户型住宅。
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同时采取一些短期配套措施，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第一，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为抑制当前过快的投资和信贷增长，央行可以采取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和要求。第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降低我国的银行集中度。第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是：管住土根，控制土地开发的总量；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来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投资；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GDP崇拜，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拟定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体系。第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政策，按WTO的原则实行国民待遇。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第五，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除了“国八条”、“国六条”和建设部等9部门的“十五条”提出的增加小户型住房的供给、提高按揭首付的比例、五年内转售必须缴纳营业税外，还可以考虑：征收物业税，房地产的业主按面积每年付税；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这一政策前两天刚刚出台。
最后，林教授反思了主流宏观理论对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状况指导意义的局限性。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理论，当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投资和外贸的均衡。可是，如果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上述依靠价格来进行边际调整的主张，就不能产生使经济恢复均衡的预期效果。以我国为例，如前所述，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试图以提高利率和汇率来抑制投资和减少外贸顺差的意图都会使产能更为过剩而出现两难的选择。
凯恩斯主义强调，当国民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时要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使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情况，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前提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结构失衡，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投资增长过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可是，不管投资或消费需求都不疲软。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建议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均衡的恢复。我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投资过热，避免产能过剩的恶化，并启动内需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
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我国当前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完全适用于我国情况的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但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在没有合适的理论，正说明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行为特征来研究宏观政策问题，不仅能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作贡献，而且，也能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卢锋：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
作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的热点，人们对农业问题的担心是，农业开放的承诺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给中国农民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否会造成一千多万农民失业。
中国的问题需要持续的观察。在入世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照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重新审视并评估中国农业在开放环境下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考察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其他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更快，2003年净出口开始下降，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净进口的格局。2004年有约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2005年这个数字有所减少，2006年预计将维持2005年的情况。
考察农产品进出口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8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中国总是稳定地在出口这类农产品，每年净出口额为几十亿美元。第二种是重要的净出口产品，包括茶与咖啡，每年净出口额为1亿－10亿美元。第三种是有大幅波动但稳定净出口的产品，包括肉类、烟草。第四种是有净出口趋势的产品，包括谷物等。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出现净进口显著减少甚至净出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大量进口谷物，但在入世几年后几年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除以上8类农产品外，在15类主要农产品中，另有7类处于净进口局面。这7类又可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制造业（纺织）部门的原料，包括棉花、皮、毛、丝。第二种是动物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大豆等油料。中国目前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这一点也出乎研究者意料。第三种是需求超常增长的，即牛奶。过去五年，中国的牛奶需求出现了一个“大浪”式的增长，尽管国内牛奶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
通常人们认为出口是好事，但对进口可能存有疑虑。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的农业进口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净进口格局可能将成为一个趋势，并继续扩大。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可以根据三个标准加以观察评估。
首先，看进口与国内同类产出的关系。如果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的产量有所减少，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如果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产量也在同步增加，那就说明国内产品没有被进口品所替代，更不必过分担心。比如，棉花、大豆、羊毛等产品，过去五年进口增加很快，但国内产出也明显上升。牛奶更是如此。
第二，看进口与国内下游产品的关系。比如大豆，主要有两类消费需求：第一是榨成植物油，满足人们收入提升后对膳食改善需求；第二，大豆榨油的副产品的豆粕是优良饲料的重要原料。大豆进口增加，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植物油生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动物生产部门的增长对高质量饲料的需要。
第三，看进口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发展。过去五年，棉纺织业就业人数有明显的增加，结合各方面数据，实际数目应该在三百万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增加就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通过纺织业的加工、增值以及出口，棉花等原料的进口实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也实现了我国丰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过去五年的经验显示，农产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肉、蛋、鱼等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还满足了国民对牛奶等特殊产品在特定时期超常增长的需求，间接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局面，不仅符合经济学原理，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进一步思考当前农业贸易结构的深层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入世以后，农业没有如一些事前的担心那样“全盘皆输”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农业供给能力和需求增长的一些参数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估。其结论，简而言之有两点：第一，中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并不“弱质”；第二，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不是“刚性”的。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最直接有力的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照通常的简易算法，用农业GDP直接除以农业的就业人数即可得到。但问题在于，GDP是价值量而非实物量，不能直接反映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我们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对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和用工人数做了度量。结果显示，1981－2004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最低约5％，高的超过10％，平均约为6％－7％。对于这样一个在20多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的部门，评价其为“弱质”，可能不再准确和适当了。
从理论角度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民的人均物质资本量、人均耕地、人力资本含量以及技术和制度因素。在人均耕地面积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由于：体制调整因素，如新的产权制度的引入，市场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科技进步因素，如农机、电力、化肥、生物品种、塑料薄膜覆盖等技术和新投入广泛应用；及道路和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等等。
在需求方面，农业需求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二是收入。现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速已有所下降，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的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在人口结构方面，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0.9％上升到24％。总抚养比在今后五年会下降1.5个百分点，之后就将上升，在30年里增加21个百分点。因此，人口结构因素到五年后对食物需求可能逐步为负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因素对于食物需求增长的贡献现在每年大概只有0.7%-0.8%，并且会持续下降;10－15年后，人口需求对食物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变成负值，这将是一个重要转折。
至于收入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严格计算收入弹性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很难实现。我们可以使用农产品人均表观消费量（即国内产量加净进口）与人均收入数据，计算其三年平均值比例变动比率，作为对需求收入弹性的一个近似估计。
计算显示，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的人均收入弹性大约位于0.5－0.6的区间，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1％，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将增加0.5％－0.6％。即便人均收入保持7％－8％的高增长，收入增长 每年对食物需求的贡献也只有3.5％－4.0％。
加总人口因素和收入因素对食物需求的贡献，食物需求年增长不超过5％，且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农业劳动生产力年转移1％的前提下，6％－7％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率基本能够满足国民食物增长的需求。
而且，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在目前中国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步持续下降的条件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一些农产品，使食物安全的目标更加有效地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下讨论的农业供给能力绝对不足的问题，也许早已解决
总体来看有几点结论。第一，近年在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农产品净进口局面。这个局面还会继续维持并扩大。第二，这个局面符合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利益，并且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要重新思考和评估中国农业是弱质产业、中国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这样的流行判断。这对于确定我国在多哈谈判以及区域、双边谈判中农业贸易的立场，对于我国土地政策长远框架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赵洪岩、唐杰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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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08-02 10:3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7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分别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治理措施和宏观理论思考”、“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汇率，贸易顺差及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与资产重估”、“中国投资率太低”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卢锋教授的发言内容。林毅夫：200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
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状况，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探讨了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调控措施，最后林教授对适合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突显情况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些理论讨论。
今年上半年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出现了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形：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前6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1-6月累计达6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8亿美元，5、6月份就分别实现顺差130亿和145亿美元。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三个问题高度相关，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是这三个问题的核心问题。
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胀的压力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投资在没有建成前是需求，建成之后是供给。当前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通胀压力，而是，等投资建成后变成产能，会使现在已经凸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对外经济不平衡反映的是国内产能过剩。我国今年消费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在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下，国内的需求仍然相对不足，于是反映为对外的不平衡。第三，外贸顺差扩大导致国内外经济更加不平衡。今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贸盈余继续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并引发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对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第四，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就利率政策而言，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但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就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就汇率政策而言，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第五，房地产业表现异常。我国房地产业投资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供给增加很快，空置面积很多，而价格却依然持续上升，而且楼盘还以一般市民无力购买的大户型为主，使得现在城市一般居民对商品住宅的需求跟现在的供给之间存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的双重矛盾。
上述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既有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现存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过于集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业务则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银行先天就比较倾向于大项目，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投资就往往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例如，汽车、房地产、建材、能源等。其次，中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使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在其他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大银行。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官员考绩的重要性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地方政府无论从政绩的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的考虑，都有激励去鼓励投资。
第三，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两免三减”。
第四，房地产投机性需求。首先，我国有钱的人，在县城里赚了钱，就要到市里买房；在市里赚了钱，就要到省会买房；在省里赚了钱，就要到北京、上海买房。这些外来户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把购房作为投资，买来的房子空着没人住，属于投机性需求的成分。其次，我国是全世界对外国人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的购房投资成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情况下的一个漏洞。有些外资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他们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合法投资房地产。一方面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抬高房地产的价格。等待人民币升值以后，这些投机资本再从房地产套现，设法换成外汇，来双双获利。这种国内和国际投机需求购买的房地产以有利于投机的大户型为对象，房地产的价格不断被哄抬高，开发商也就不愿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购买而利润微薄的小户型住宅。
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同时采取一些短期配套措施，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第一，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为抑制当前过快的投资和信贷增长，央行可以采取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和要求。第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降低我国的银行集中度。第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是：管住土根，控制土地开发的总量；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来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投资；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GDP崇拜，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拟定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体系。第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政策，按WTO的原则实行国民待遇。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第五，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除了“国八条”、“国六条”和建设部等9部门的“十五条”提出的增加小户型住房的供给、提高按揭首付的比例、五年内转售必须缴纳营业税外，还可以考虑：征收物业税，房地产的业主按面积每年付税；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这一政策前两天刚刚出台。
最后，林教授反思了主流宏观理论对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状况指导意义的局限性。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理论，当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投资和外贸的均衡。可是，如果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上述依靠价格来进行边际调整的主张，就不能产生使经济恢复均衡的预期效果。以我国为例，如前所述，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试图以提高利率和汇率来抑制投资和减少外贸顺差的意图都会使产能更为过剩而出现两难的选择。
凯恩斯主义强调，当国民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时要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使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情况，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前提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结构失衡，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投资增长过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可是，不管投资或消费需求都不疲软。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建议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均衡的恢复。我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投资过热，避免产能过剩的恶化，并启动内需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
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我国当前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完全适用于我国情况的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但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在没有合适的理论，正说明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行为特征来研究宏观政策问题，不仅能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作贡献，而且，也能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卢锋：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
作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的热点，人们对农业问题的担心是，农业开放的承诺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给中国农民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否会造成一千多万农民失业。
中国的问题需要持续的观察。在入世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照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重新审视并评估中国农业在开放环境下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考察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其他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更快，2003年净出口开始下降，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净进口的格局。2004年有约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2005年这个数字有所减少，2006年预计将维持2005年的情况。
考察农产品进出口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8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中国总是稳定地在出口这类农产品，每年净出口额为几十亿美元。第二种是重要的净出口产品，包括茶与咖啡，每年净出口额为1亿－10亿美元。第三种是有大幅波动但稳定净出口的产品，包括肉类、烟草。第四种是有净出口趋势的产品，包括谷物等。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出现净进口显著减少甚至净出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大量进口谷物，但在入世几年后几年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除以上8类农产品外，在15类主要农产品中，另有7类处于净进口局面。这7类又可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制造业（纺织）部门的原料，包括棉花、皮、毛、丝。第二种是动物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大豆等油料。中国目前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这一点也出乎研究者意料。第三种是需求超常增长的，即牛奶。过去五年，中国的牛奶需求出现了一个“大浪”式的增长，尽管国内牛奶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
通常人们认为出口是好事，但对进口可能存有疑虑。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的农业进口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净进口格局可能将成为一个趋势，并继续扩大。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可以根据三个标准加以观察评估。
首先，看进口与国内同类产出的关系。如果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的产量有所减少，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如果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产量也在同步增加，那就说明国内产品没有被进口品所替代，更不必过分担心。比如，棉花、大豆、羊毛等产品，过去五年进口增加很快，但国内产出也明显上升。牛奶更是如此。
第二，看进口与国内下游产品的关系。比如大豆，主要有两类消费需求：第一是榨成植物油，满足人们收入提升后对膳食改善需求；第二，大豆榨油的副产品的豆粕是优良饲料的重要原料。大豆进口增加，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植物油生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动物生产部门的增长对高质量饲料的需要。
第三，看进口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发展。过去五年，棉纺织业就业人数有明显的增加，结合各方面数据，实际数目应该在三百万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增加就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通过纺织业的加工、增值以及出口，棉花等原料的进口实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也实现了我国丰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过去五年的经验显示，农产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肉、蛋、鱼等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还满足了国民对牛奶等特殊产品在特定时期超常增长的需求，间接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局面，不仅符合经济学原理，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进一步思考当前农业贸易结构的深层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入世以后，农业没有如一些事前的担心那样“全盘皆输”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农业供给能力和需求增长的一些参数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估。其结论，简而言之有两点：第一，中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并不“弱质”；第二，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不是“刚性”的。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最直接有力的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照通常的简易算法，用农业GDP直接除以农业的就业人数即可得到。但问题在于，GDP是价值量而非实物量，不能直接反映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我们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对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和用工人数做了度量。结果显示，1981－2004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最低约5％，高的超过10％，平均约为6％－7％。对于这样一个在20多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的部门，评价其为“弱质”，可能不再准确和适当了。
从理论角度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民的人均物质资本量、人均耕地、人力资本含量以及技术和制度因素。在人均耕地面积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由于：体制调整因素，如新的产权制度的引入，市场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科技进步因素，如农机、电力、化肥、生物品种、塑料薄膜覆盖等技术和新投入广泛应用；及道路和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等等。
在需求方面，农业需求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二是收入。现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速已有所下降，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的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在人口结构方面，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0.9％上升到24％。总抚养比在今后五年会下降1.5个百分点，之后就将上升，在30年里增加21个百分点。因此，人口结构因素到五年后对食物需求可能逐步为负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因素对于食物需求增长的贡献现在每年大概只有0.7%-0.8%，并且会持续下降;10－15年后，人口需求对食物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变成负值，这将是一个重要转折。
至于收入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严格计算收入弹性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很难实现。我们可以使用农产品人均表观消费量（即国内产量加净进口）与人均收入数据，计算其三年平均值比例变动比率，作为对需求收入弹性的一个近似估计。
计算显示，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的人均收入弹性大约位于0.5－0.6的区间，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1％，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将增加0.5％－0.6％。即便人均收入保持7％－8％的高增长，收入增长 每年对食物需求的贡献也只有3.5％－4.0％。
加总人口因素和收入因素对食物需求的贡献，食物需求年增长不超过5％，且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农业劳动生产力年转移1％的前提下，6％－7％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率基本能够满足国民食物增长的需求。
而且，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在目前中国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步持续下降的条件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一些农产品，使食物安全的目标更加有效地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下讨论的农业供给能力绝对不足的问题，也许早已解决
总体来看有几点结论。第一，近年在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农产品净进口局面。这个局面还会继续维持并扩大。第二，这个局面符合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利益，并且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要重新思考和评估中国农业是弱质产业、中国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这样的流行判断。这对于确定我国在多哈谈判以及区域、双边谈判中农业贸易的立场，对于我国土地政策长远框架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赵洪岩、唐杰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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