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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22期（总第584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春季报告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6-05-09 10: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4月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并介绍“朗润预测”主要指标。上半场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教授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和“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发展阶段变化与城乡关系调整”为题做了演讲。下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主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先后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和调控”、“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做了报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以及媒体记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详细内容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蔡昉教授发言内容。
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温总理在今年政府报告中谈到，2006年面临五个新问题：第一、粮价走低，粮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小，农民增收的压力非常大，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偏高，在投资上还有过热的可能性。第三、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相关产品价格下降，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多，潜在金融风险增加。第四、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突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五、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采矿方面的安全事故非常多。
我个人理解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是相通的。2003--2005年能够走出1998--2002期间的通货紧缩，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能源和建材价格上涨。除了这两方面，其实其它商品的价格是在不断下降。到了2006年，其它商品的价格还在继续下降，但是粮食价格开始走低，建材价格也因为生产能力已经形成而不上涨甚至下调。2006年的宏观局面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压力可能比2003到2005年的情形更严重。
产能过剩是通货紧缩的根源，产能过剩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途径有两个，一是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的反弹，二是启动存量需求。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存量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但因为体制性、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原因而使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没有办法实现。农村消费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1998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比1991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但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却低了很多，而彩电等产品从1991年到1998年价格下降很多。在收入水平相当、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农村需求仍然比城市低很多，从而证明收入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是现代化的消费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设施，要有电、自来水、上水、下水、电视信号、道路等等。基础设施缺乏是限制农村消费主要因素。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可以启动农村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还可以实现农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农村里每家都能看到彩电的话，他们的思想观念可以现代化。如果村村通路，那么农村就可以和市场连接起来，农民就可以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若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相关设施不能改善，那么城乡之间就不仅是收入差距大，生活差距也很大。这样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全面的小康社会。
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众所周知，增加农民收入从长期来讲可持续的惟一方式就是不断把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城市里面的第二、三产业。我国从1998年开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出现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放缓。一直到2003年走出通货紧缩以后，第一产业人数才开始出现下降。
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需要仔细的研究，我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以下几点看法。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我认为到2020年比较合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建设。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在何处。除了城市近郊不再务农的地方和不宜有人类经济活动、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地区外，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建设在现有的自然村为宜。自然村靠近农场，方便农民干活。农民当然有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但那是一个星期一次、半个月一次，只要进城比较方便即可。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住房是农民的私有品，不能为了建设新农村而要求农民建新房。因此，要绝对避免拆现有房子、毁村，集中建新村。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跟过去一些政策那样让农民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钱去达标，而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好处。
再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资金来源。据估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总共需要四万亿人民币，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2700亿元。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主要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投入资金。关于政府投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转向农村。我认为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会有所帮助，但政府投入总的来说仍很有限。2005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是293亿人民币。今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将增加442亿，即使全部用到基础设施投入上，距离2700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公共基础设施并不需要完全由政府投入，有些有回报的项目可以动员社会资金、银行贷款等，具有私人品性质的项目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农民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小而分散，鼓励农民投资、投劳有利于项目的监督、施工和质量的保证和“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原来韩国的农民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一盘散沙，但在推行新乡村建设当中，通过鼓励农民投入以村为基础的公共设施，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氛围。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关系。我认为，即使把农民转移出来，留在农村的人还是会非常多。根据乐观的估计，2020年城市人口最多占比60％，那么农村里面还有40％的人口即将近六亿人。如果不改善基础设施，这六亿人的生活水平仍“跟非洲一样”，那到2020年实现的就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即使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像韩国和台湾现在的收入水平，那时候农村人口至少还占30％，这些人同样要有现代化的设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跟城市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蔡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就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转折。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体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这里的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是真实的调查失业率。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5.8％。仅仅失业率还不能确切表达劳动力市场状况，应该结合劳动参与率来考察。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9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开始回升。
第二个体现是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当时我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周期性的现象。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民工荒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再转移到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而且不是技工荒，缺的全是普通工人。
工资上涨和劳资关系（以及政府立场）向有利于劳动方的变化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以前我们都在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是没有用。政府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企业家不听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企业家真雇不到人了，只好涨工资。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和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快出很多。我预计在今后几年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新农村建设要把握几个重点。第一，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世界银行2004年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如果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GDP分别可以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实行过很多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减轻农民负担等，但是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消除地区差距的，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再分配政策中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是靠人口的自由流动消除的。
第二，要提高农业生产率。研究农业经济的人经常说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反哺，因为农业天生是一个弱势产业，或者说农业带有一点公共品的色彩。但是摩根斯坦利和一些学者都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使得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以及投入优先领域，应该在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村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民工的60％—70％都是初中生，他们对现在的岗位是非常适应的，但是接下去对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加。此外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养老问题非常紧迫。由于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而且城市养一个孩子成本比较高，因此大家很自然就会觉得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严重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动因素，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要严重。
第四，合并自然村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这一点和林毅夫教授观点不太一致。支持合并自然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首先，农村家庭户的增长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虽然人口在增长，但是家庭规模在缩小），自然就出现了宅基地不够的现象，占用承包田建房现象很普遍。如果合并自然村就可以省出不少地。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需要从规模经济中挖潜。如果自然村相对集中，比如有2/3的自然村可以撤掉，这样修公路原来需要10公里，现在只需要5公里，这样可以省出很多钱。再次，农村人口凋零以后，社会治安问题也比较严重，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年轻人在城市落户，农村社会化养老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这些都需要自然村的相对聚集。对于一些关于合并自然村的担心，基层干部并不认同。比如合并自然村后离农地的距离远了，基层干部说现在都是机械化，近一点和远一点就是加一下油门的差距。关于合并自然村会否违背农民意愿，实际上通过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约束就可以避免。比如有的地方成立一个五老理事会，就是由农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权威、老教师等比较受尊重、有一定群众代表性但又不当干部的人成立一个理事会，所有合并自然村的决定都由他们来做出，有不同意见的话村干部也找他们商量，农民也找他们反映。
（董兵兵、李中海、唐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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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并介绍“朗润预测”主要指标。上半场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教授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和“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发展阶段变化与城乡关系调整”为题做了演讲。下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主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先后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和调控”、“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做了报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以及媒体记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详细内容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蔡昉教授发言内容。
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温总理在今年政府报告中谈到，2006年面临五个新问题：第一、粮价走低，粮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小，农民增收的压力非常大，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偏高，在投资上还有过热的可能性。第三、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相关产品价格下降，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多，潜在金融风险增加。第四、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突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五、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采矿方面的安全事故非常多。
我个人理解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是相通的。2003--2005年能够走出1998--2002期间的通货紧缩，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能源和建材价格上涨。除了这两方面，其实其它商品的价格是在不断下降。到了2006年，其它商品的价格还在继续下降，但是粮食价格开始走低，建材价格也因为生产能力已经形成而不上涨甚至下调。2006年的宏观局面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压力可能比2003到2005年的情形更严重。
产能过剩是通货紧缩的根源，产能过剩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途径有两个，一是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的反弹，二是启动存量需求。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存量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但因为体制性、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原因而使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没有办法实现。农村消费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1998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比1991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但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却低了很多，而彩电等产品从1991年到1998年价格下降很多。在收入水平相当、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农村需求仍然比城市低很多，从而证明收入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是现代化的消费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设施，要有电、自来水、上水、下水、电视信号、道路等等。基础设施缺乏是限制农村消费主要因素。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可以启动农村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还可以实现农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农村里每家都能看到彩电的话，他们的思想观念可以现代化。如果村村通路，那么农村就可以和市场连接起来，农民就可以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若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相关设施不能改善，那么城乡之间就不仅是收入差距大，生活差距也很大。这样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全面的小康社会。
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众所周知，增加农民收入从长期来讲可持续的惟一方式就是不断把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城市里面的第二、三产业。我国从1998年开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出现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放缓。一直到2003年走出通货紧缩以后，第一产业人数才开始出现下降。
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需要仔细的研究，我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以下几点看法。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我认为到2020年比较合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建设。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在何处。除了城市近郊不再务农的地方和不宜有人类经济活动、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地区外，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建设在现有的自然村为宜。自然村靠近农场，方便农民干活。农民当然有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但那是一个星期一次、半个月一次，只要进城比较方便即可。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住房是农民的私有品，不能为了建设新农村而要求农民建新房。因此，要绝对避免拆现有房子、毁村，集中建新村。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跟过去一些政策那样让农民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钱去达标，而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好处。
再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资金来源。据估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总共需要四万亿人民币，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2700亿元。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主要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投入资金。关于政府投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转向农村。我认为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会有所帮助，但政府投入总的来说仍很有限。2005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是293亿人民币。今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将增加442亿，即使全部用到基础设施投入上，距离2700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公共基础设施并不需要完全由政府投入，有些有回报的项目可以动员社会资金、银行贷款等，具有私人品性质的项目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农民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小而分散，鼓励农民投资、投劳有利于项目的监督、施工和质量的保证和“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原来韩国的农民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一盘散沙，但在推行新乡村建设当中，通过鼓励农民投入以村为基础的公共设施，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氛围。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关系。我认为，即使把农民转移出来，留在农村的人还是会非常多。根据乐观的估计，2020年城市人口最多占比60％，那么农村里面还有40％的人口即将近六亿人。如果不改善基础设施，这六亿人的生活水平仍“跟非洲一样”，那到2020年实现的就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即使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像韩国和台湾现在的收入水平，那时候农村人口至少还占30％，这些人同样要有现代化的设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跟城市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蔡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就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转折。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体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这里的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是真实的调查失业率。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5.8％。仅仅失业率还不能确切表达劳动力市场状况，应该结合劳动参与率来考察。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9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开始回升。
第二个体现是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当时我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周期性的现象。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民工荒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再转移到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而且不是技工荒，缺的全是普通工人。
工资上涨和劳资关系（以及政府立场）向有利于劳动方的变化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以前我们都在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是没有用。政府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企业家不听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企业家真雇不到人了，只好涨工资。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和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快出很多。我预计在今后几年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新农村建设要把握几个重点。第一，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世界银行2004年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如果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GDP分别可以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实行过很多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减轻农民负担等，但是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消除地区差距的，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再分配政策中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是靠人口的自由流动消除的。
第二，要提高农业生产率。研究农业经济的人经常说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反哺，因为农业天生是一个弱势产业，或者说农业带有一点公共品的色彩。但是摩根斯坦利和一些学者都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使得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以及投入优先领域，应该在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村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民工的60％—70％都是初中生，他们对现在的岗位是非常适应的，但是接下去对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加。此外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养老问题非常紧迫。由于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而且城市养一个孩子成本比较高，因此大家很自然就会觉得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严重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动因素，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要严重。
第四，合并自然村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这一点和林毅夫教授观点不太一致。支持合并自然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首先，农村家庭户的增长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虽然人口在增长，但是家庭规模在缩小），自然就出现了宅基地不够的现象，占用承包田建房现象很普遍。如果合并自然村就可以省出不少地。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需要从规模经济中挖潜。如果自然村相对集中，比如有2/3的自然村可以撤掉，这样修公路原来需要10公里，现在只需要5公里，这样可以省出很多钱。再次，农村人口凋零以后，社会治安问题也比较严重，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年轻人在城市落户，农村社会化养老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这些都需要自然村的相对聚集。对于一些关于合并自然村的担心，基层干部并不认同。比如合并自然村后离农地的距离远了，基层干部说现在都是机械化，近一点和远一点就是加一下油门的差距。关于合并自然村会否违背农民意愿，实际上通过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约束就可以避免。比如有的地方成立一个五老理事会，就是由农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权威、老教师等比较受尊重、有一定群众代表性但又不当干部的人成立一个理事会，所有合并自然村的决定都由他们来做出，有不同意见的话村干部也找他们商量，农民也找他们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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