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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北欧国家的经历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简报2013年第036期（总第1068期）
发布日期：2013-11-07 09: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10月17日下午，芬兰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Seppo Honkapohja教授在朗润园致福轩做了题为“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北欧国家的经历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的讲座，这是【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第四场讲座。Seppo Honkapohja教授在加入芬兰央行前是剑桥大学国际宏观经济学教授，曾在芬兰科学院、赫尔辛基大学及Yurku经济与商学院等机构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各国金融自由化的历程及影响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Seppo Honkapohja教授认为1980年代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并建议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中国的金融自由化。Seppo Honkapohja教授首先回顾了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从内部情况来看，北欧四国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在战后又面临着严重缺乏稳定性的金融系统的局面，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来确保战后的重建工作并发展工业。起初，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银行利率虽然稳定却低于市场水平，而公共债务水平则相对较高。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政府的观点开始慢慢改变，采取了引入市场金融工具、逐渐释放对利率的控制、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制、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等一系列措施。从外部环境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实行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并实施资本管制。二战以后，大批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没有实施永久外汇管制。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奔溃使得欧洲各国货币面临危机。包括北欧四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在1980年代对资本账户自由化重新做出努力，并于1992年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资本自由流动成为欧盟的基石之一。
Seppo Honkapohja教授以丹麦为例对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观察。从内部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丹麦的整个金融系统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银行系统被几个大的银行所主导，在资本账户的管制方面，政府虽然允许长期的金融变动，但却禁止短期的金融变动；非银行系统中，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规模较小，除了一些特殊的金融公司外没有主要的非银行中介，外资银行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监管方面主要集中于控制贷款，而没有对风险的监督；行业内的竞争被规定的利率所限制，强大的法律制度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管制来保护其独立的货币政策。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化的公司给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压力，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欧盟也在主动寻求市场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这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增长。这种新兴的金融现象严重冲击了政府的监管系统，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灰色”国内金融中介。在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刺激下，丹麦等北欧国家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和法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北欧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但问题和弊端也随之而来。一方面，自由化的金融和外汇市场限制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回旋空间，在自由市场中的固定汇率水平、国内利率的稳定和融资总量增加的不可能三角尤为凸显。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应该在国际资本运动之前还是之后进行，以及不同市场中自由化的顺序应该如何选择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北欧四国中有三个国家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商业周期的变动以及1985年底沙特意外增加石油产量导致的国际油价剧烈下跌，使北欧诸国（尤其是瑞典和芬兰）在实现自由化的时机选择上出现严重失误。瑞典和芬兰的快速发展由于石油价格的暴跌而停滞，紧缩的银行业竞争使得金融系统无法满足一些普通家庭和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的贷款需求。
Seppo Honkapohja教授认为，北欧金融自由化的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仅仅关注自由化法案的实行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帮助调整市场、公司、家庭和银行整个体系的健康，将市场导向相对自由与灵活的价格竞争。同时，必须意识到金融自由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金融自由化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政府要权衡利弊、酌量而行。
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而言，北欧金融自由化的历程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目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银行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上国有企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债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逐步自由化的金融部门结合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已经在银行业引致非官方金融系统的出现。政府虽然没有对市场的竞争明确确立法案，但已经开始逐步放开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比如对公司破产后债权人权力的保护执行不力，中央政府在商业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依然起着核心的作用，国有银行仍在不断重组等等。
将上世纪80年代的北欧和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二者都是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二者的金融系统也存在诸多共同点，例如由银行主导、控制信贷、管制外汇、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管理等；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而且存在大型国有部门，他们往往缺乏强力的预算限制；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且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现在的中国如果进行经济改革，存在引起社会局势紧张的风险。尽管如此，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推进改革还是非常有利的，有学者担心在中国进行金融改革引发金融危机将造成政治影响，但北欧的经历表明金融危机并未引起政治反弹，而是促成了更为开放的经济运动。
Seppo Honkapohja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要充分重视缺乏金融知识的严重后果，如果缺乏金融知识的局面持续下去，传统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变成改革的陷阱，执政者必须意识到，金融改革不仅仅是技术调整。其次，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来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避免低效改革的周期性，提前对银行的监督系统改革，改革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资本运动之前调整汇率使其灵活开放。
Seppo Honkapohja教授还介绍了欧元区的金融改革及其教训。他认为，欧元区的创立进一步提高了金融发展，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综合金融市场监管和监督是一种不稳定的配置。欧元区的创立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发散，使得财政赤字出现的很快，利率经历了先趋同然后又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发散的过程。欧元区在随后出台了新的政策来改善这一状况，例如继续加强经济和财政的监督，筹划银行联盟等。
在演讲的最后，Seppo Honkapohja教授总结了他对金融改革的观点。推行金融改革应该遵循一个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去行动，这样的效果绝对比“跃进式改革”的效果更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产生，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和信心，当然在处理银行危机中也要考虑道德风险因素。金融自由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益的，但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金融系统也极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所以只有用积极、审慎的态度客观评估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利弊，权衡利害，大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应晓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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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11-07 09: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10月17日下午，芬兰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Seppo Honkapohja教授在朗润园致福轩做了题为“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北欧国家的经历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的讲座，这是【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第四场讲座。Seppo Honkapohja教授在加入芬兰央行前是剑桥大学国际宏观经济学教授，曾在芬兰科学院、赫尔辛基大学及Yurku经济与商学院等机构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各国金融自由化的历程及影响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Seppo Honkapohja教授认为1980年代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并建议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中国的金融自由化。Seppo Honkapohja教授首先回顾了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从内部情况来看，北欧四国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在战后又面临着严重缺乏稳定性的金融系统的局面，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来确保战后的重建工作并发展工业。起初，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银行利率虽然稳定却低于市场水平，而公共债务水平则相对较高。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政府的观点开始慢慢改变，采取了引入市场金融工具、逐渐释放对利率的控制、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制、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等一系列措施。从外部环境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实行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并实施资本管制。二战以后，大批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没有实施永久外汇管制。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奔溃使得欧洲各国货币面临危机。包括北欧四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在1980年代对资本账户自由化重新做出努力，并于1992年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资本自由流动成为欧盟的基石之一。
Seppo Honkapohja教授以丹麦为例对北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观察。从内部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丹麦的整个金融系统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银行系统被几个大的银行所主导，在资本账户的管制方面，政府虽然允许长期的金融变动，但却禁止短期的金融变动；非银行系统中，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规模较小，除了一些特殊的金融公司外没有主要的非银行中介，外资银行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监管方面主要集中于控制贷款，而没有对风险的监督；行业内的竞争被规定的利率所限制，强大的法律制度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管制来保护其独立的货币政策。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化的公司给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压力，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欧盟也在主动寻求市场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这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增长。这种新兴的金融现象严重冲击了政府的监管系统，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灰色”国内金融中介。在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刺激下，丹麦等北欧国家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和法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北欧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但问题和弊端也随之而来。一方面，自由化的金融和外汇市场限制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回旋空间，在自由市场中的固定汇率水平、国内利率的稳定和融资总量增加的不可能三角尤为凸显。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应该在国际资本运动之前还是之后进行，以及不同市场中自由化的顺序应该如何选择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北欧四国中有三个国家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商业周期的变动以及1985年底沙特意外增加石油产量导致的国际油价剧烈下跌，使北欧诸国（尤其是瑞典和芬兰）在实现自由化的时机选择上出现严重失误。瑞典和芬兰的快速发展由于石油价格的暴跌而停滞，紧缩的银行业竞争使得金融系统无法满足一些普通家庭和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的贷款需求。
Seppo Honkapohja教授认为，北欧金融自由化的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仅仅关注自由化法案的实行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帮助调整市场、公司、家庭和银行整个体系的健康，将市场导向相对自由与灵活的价格竞争。同时，必须意识到金融自由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金融自由化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政府要权衡利弊、酌量而行。
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而言，北欧金融自由化的历程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目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银行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上国有企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债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逐步自由化的金融部门结合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已经在银行业引致非官方金融系统的出现。政府虽然没有对市场的竞争明确确立法案，但已经开始逐步放开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比如对公司破产后债权人权力的保护执行不力，中央政府在商业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依然起着核心的作用，国有银行仍在不断重组等等。
将上世纪80年代的北欧和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二者都是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二者的金融系统也存在诸多共同点，例如由银行主导、控制信贷、管制外汇、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管理等；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而且存在大型国有部门，他们往往缺乏强力的预算限制；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且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现在的中国如果进行经济改革，存在引起社会局势紧张的风险。尽管如此，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推进改革还是非常有利的，有学者担心在中国进行金融改革引发金融危机将造成政治影响，但北欧的经历表明金融危机并未引起政治反弹，而是促成了更为开放的经济运动。
Seppo Honkapohja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要充分重视缺乏金融知识的严重后果，如果缺乏金融知识的局面持续下去，传统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变成改革的陷阱，执政者必须意识到，金融改革不仅仅是技术调整。其次，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来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避免低效改革的周期性，提前对银行的监督系统改革，改革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资本运动之前调整汇率使其灵活开放。
Seppo Honkapohja教授还介绍了欧元区的金融改革及其教训。他认为，欧元区的创立进一步提高了金融发展，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综合金融市场监管和监督是一种不稳定的配置。欧元区的创立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发散，使得财政赤字出现的很快，利率经历了先趋同然后又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发散的过程。欧元区在随后出台了新的政策来改善这一状况，例如继续加强经济和财政的监督，筹划银行联盟等。
在演讲的最后，Seppo Honkapohja教授总结了他对金融改革的观点。推行金融改革应该遵循一个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去行动，这样的效果绝对比“跃进式改革”的效果更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产生，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和信心，当然在处理银行危机中也要考虑道德风险因素。金融自由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益的，但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金融系统也极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所以只有用积极、审慎的态度客观评估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利弊，权衡利害，大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应晓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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