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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青：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朗润•格政】解读三中全会系列简报之7
发布日期：2013-11-19 04:4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朗润¨格政】解读三中全会系列简报之七
简报2013年第048期（总第1080期）
2013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我们将分七期简报报告此次研讨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宋国青老师的演讲内容。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宋国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直接的两条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他部分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也有直接间接的涉及。
30%的上缴比例比此前的普遍预期更高一些。其实具体的上缴应当根据情况确定，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高，可以少缴一些，反过来就多缴，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甚至具体企业的情况来确定，和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分红比例一样。但是，过去多年实际上缴的少，以至于形成了国企利润上缴说多做少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具体的比例是有重要意义的。划转国有资本没有明确具体比例，也可以理解为更加灵活，在我看来潜力更大。
多年来，对于高投资甚至高增长有不少负面评价。一方面，以过度牺牲环境和其他一些歪曲为代价追求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然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自我循环，投资效率难以评估，高投资的收益没有多少直接惠及大众，也产生了许多腐化浪费现象，还有薪酬不合理助长了收入差别扩大。虽然说国企的资本和收益是全民的，但是没有实际分配，所有权就成了空洞的口惠。所以，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基本意义是将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抽象概念变成必须实现的实惠。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来说，强调的是追求所有者权益的责任，对公众的交代。
过去多年，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按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在2000年还有67.5%，2008年下降到了58.3%，最近几年有所回升，部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2011年为60.8%。有不少分析指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到这一步没有错，但如果从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提高居民收入，多少有一点味道，好像为了挤奶才喂牛。居民获得收入本身就是目的，至于居民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投资，在通顺的市场条件下是居民自己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怎么处理。一代人通过积累增加了国有资本，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后代，涉及效率和代际公平问题。通过提取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大部分是应当留给后代的，损害环境获得的收益更应当留给后代，此外的资本本金和收益为直接贡献者所有才能提高效率。通过较高的税收和垄断经营以及自我循环提高国有资本积累率，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入显著低于其边际贡献，因此意味着效率的损失。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长期大幅度偏低意味着效率损失。将当代人储蓄形成的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给当代人获益的社保基金，有助于弥补效率损失，也有利于代际分配的平衡。
假如说将全民所有制的产权明确界定到了个人，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就像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一样，那么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问题不太大，较高的积累意味着产权的升值，所有者可以选择持有产权等待未来分配或者变现。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没有及时的收益分配，人亡权废的全民所有制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保持合适的国有资产积累比例就非常重要。
国有部门包括财政和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对于评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益和债务风险意义重大。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对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做了多方面的估计，但由于许多原因，资产的情况难以把握。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但是通过这些债务形成了多少资产，包括项目的直接资产和引起土地增值等情况形成的间接资产，这些情况都不很清楚。目前，全社会投资特别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量非常大，把帐算清楚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收益上缴比例能够推动对政府和国企资本帐的核算。在这里，按成本价格计算的资本帐户核算固然重要，按照预期收益做出的价值评估更重要。
在过去10年，国民收入高增长，居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平均的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按说，政府和企业应当积累了不少净资产，但是按一些研究，政府和企业还闹出高负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需要将帐算清楚。特别是政府的收入，多少用于经常支出，多少用于投资，效率如何，哪怕是很简单的评估都是有意义的。弄清楚了这些，才能对很多事情做出评价。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企业报告的投资报酬率也相当不错，但是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约为0，活期存款真实利率更低，股市投资的报酬也很差。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居民收入的损失，另一方面给社会融资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从经济发展和企业融资的合理性角度考虑，应当不断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但是股市长期不景气，市场对于扩容谈虎色变，导致企业上市异常困难。还有长期的真实利率偏低导致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本高积累低分配。国有资产应当保值增值，但是目的是为了居民福利，不能为增值而增值。
所以，让国有资产的本金和收益惠及民众，意义重大。虽然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只提到了社保和民生，但是，不动国有资本，平衡社保和改善民生就要加税。这样看来，调动了国有资本，相当于降低了未来的税负，对于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都是有益的。
（种鹏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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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青：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朗润•格政】解读三中全会系列简报之7
发布日期：2013-11-19 04:4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朗润¨格政】解读三中全会系列简报之七
简报2013年第048期（总第1080期）
2013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我们将分七期简报报告此次研讨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宋国青老师的演讲内容。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宋国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直接的两条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他部分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也有直接间接的涉及。
30%的上缴比例比此前的普遍预期更高一些。其实具体的上缴应当根据情况确定，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高，可以少缴一些，反过来就多缴，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甚至具体企业的情况来确定，和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分红比例一样。但是，过去多年实际上缴的少，以至于形成了国企利润上缴说多做少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具体的比例是有重要意义的。划转国有资本没有明确具体比例，也可以理解为更加灵活，在我看来潜力更大。
多年来，对于高投资甚至高增长有不少负面评价。一方面，以过度牺牲环境和其他一些歪曲为代价追求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然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自我循环，投资效率难以评估，高投资的收益没有多少直接惠及大众，也产生了许多腐化浪费现象，还有薪酬不合理助长了收入差别扩大。虽然说国企的资本和收益是全民的，但是没有实际分配，所有权就成了空洞的口惠。所以，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基本意义是将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抽象概念变成必须实现的实惠。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来说，强调的是追求所有者权益的责任，对公众的交代。
过去多年，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按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在2000年还有67.5%，2008年下降到了58.3%，最近几年有所回升，部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2011年为60.8%。有不少分析指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到这一步没有错，但如果从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提高居民收入，多少有一点味道，好像为了挤奶才喂牛。居民获得收入本身就是目的，至于居民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投资，在通顺的市场条件下是居民自己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怎么处理。一代人通过积累增加了国有资本，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后代，涉及效率和代际公平问题。通过提取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大部分是应当留给后代的，损害环境获得的收益更应当留给后代，此外的资本本金和收益为直接贡献者所有才能提高效率。通过较高的税收和垄断经营以及自我循环提高国有资本积累率，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入显著低于其边际贡献，因此意味着效率的损失。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长期大幅度偏低意味着效率损失。将当代人储蓄形成的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给当代人获益的社保基金，有助于弥补效率损失，也有利于代际分配的平衡。
假如说将全民所有制的产权明确界定到了个人，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就像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一样，那么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问题不太大，较高的积累意味着产权的升值，所有者可以选择持有产权等待未来分配或者变现。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没有及时的收益分配，人亡权废的全民所有制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保持合适的国有资产积累比例就非常重要。
国有部门包括财政和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对于评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益和债务风险意义重大。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对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做了多方面的估计，但由于许多原因，资产的情况难以把握。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但是通过这些债务形成了多少资产，包括项目的直接资产和引起土地增值等情况形成的间接资产，这些情况都不很清楚。目前，全社会投资特别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量非常大，把帐算清楚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收益上缴比例能够推动对政府和国企资本帐的核算。在这里，按成本价格计算的资本帐户核算固然重要，按照预期收益做出的价值评估更重要。
在过去10年，国民收入高增长，居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平均的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按说，政府和企业应当积累了不少净资产，但是按一些研究，政府和企业还闹出高负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需要将帐算清楚。特别是政府的收入，多少用于经常支出，多少用于投资，效率如何，哪怕是很简单的评估都是有意义的。弄清楚了这些，才能对很多事情做出评价。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企业报告的投资报酬率也相当不错，但是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约为0，活期存款真实利率更低，股市投资的报酬也很差。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居民收入的损失，另一方面给社会融资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从经济发展和企业融资的合理性角度考虑，应当不断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但是股市长期不景气，市场对于扩容谈虎色变，导致企业上市异常困难。还有长期的真实利率偏低导致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本高积累低分配。国有资产应当保值增值，但是目的是为了居民福利，不能为增值而增值。
所以，让国有资产的本金和收益惠及民众，意义重大。虽然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只提到了社保和民生，但是，不动国有资本，平衡社保和改善民生就要加税。这样看来，调动了国有资本，相当于降低了未来的税负，对于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都是有益的。
（种鹏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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