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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05-04 08:1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11期（总第1106期）
背景简介：2014年3月3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的“朗润·中信书院”第五期讲座“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万科董事会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王石与万通集团主席冯仑的演讲内容。
观点摘要：王石先生分享了他登山探险、环保公益和海外求学经历，并将它们形象地概括为字母M的两个高点和一个低点。冯仑先生回忆了万通集团从王石先生和周其仁教授得到的重要帮助，总结了自己成功的三个原因：学好，知错就改，不断学习。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王石：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
今天的听众以MBA和EMBA为主。他们都有一个字母“M”。从这个字母谈起，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M的第一个高点：山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2002年7月份，北大山鹰社五位学子遭遇雪崩罹难，网上舆论一边倒地认为这些因登山而失去生命的北大山鹰社学子对不起培养他们的国家和父母。我连夜发帖，题目就是“山鹰精神永存”。 我觉得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不缺少知识，也不缺少文化修养，我们缺少的是一种不带功利主义的探索未来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往往是迫于形势改革。而像山鹰社这样组织起来，在学习期间主动挑战自我，利用假期去攀登雪山、探索风险，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和需要的。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写道，在他们精神的指引下，未来五年一定会有中国民间人士登上珠穆朗玛峰。
同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二套《人物》节目组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一个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专题节目，问我能否将自己的登山目标改为珠峰。我同意了，并在2003年成功登顶。回忆我的登山历程，北大山鹰社是我的一面旗帜，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发源于北大。M的第一个高点就是我的登山经历。之后的七大洲和南北极的探险，只是登山的延续。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好奇。这与北大山鹰社的精神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企业家精神还牵涉到企业伦理。有个商学院每年都会讨论万科案例。关于万科的“不行贿”，他们每年都会在学生之间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相信。前九年的调查中，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都不超过半数。第十年的时候，把前九年的情况做了个短片，放给学生看，实际是暗示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行贿早就暴露了。在这样的暗示下，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才过半。企业伦理在企业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认为就是底线。这个底线你把握好之后会越走越宽。万科从前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市场不讲关系，完全是透明的。由于万科以前坚持伦理底线，就特别适应美国市场，得到的全是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地段。坚持伦理底线难不难？当然难，但是在中国做什么不难呢？你以为行贿受贿不难吗？实际上，坚持伦理底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就像登珠峰，也很难，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
二、M的低点：社会责任与人生低谷
2005年时，我出发前往北极。在机场送行队伍中，有一位北大生物学的老教授。他递给我一份信，信里肯定了我的探险和登顶珠峰的行动，并认为我做的事情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我读后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以前登山完全是个性彰显和自我表现，从没思考过我和社会的关系。教授的信告诉我，作为一个名人，我可以把个人的探险行动和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业结合起来。
北极是贴着海的“低点”，这次低点的经历提升了我的思想认识，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行为，思考如何在探险中彰显个人和兼顾社会。一旦认识不同了，行为也相应改变，我就像换了一个人。我随后的穿越南极之旅，就与公益活动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宣传如何保护白头叶猴，并为保护白头叶猴进行慈善募捐。2010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就清楚意识到不要在登山过程中产生垃圾，做到“垃圾零排放”。此外，我们还和西藏的登山学校合作，组建一支专业的登山队伍捡别人丢下的垃圾。我们捡到的垃圾合起来有近四吨，其中有70多个氧气瓶。我们把氧气瓶做成艺术展品，送到了上海世博会宣传环保。
借说M的这个“低点”，我想提一位中国的企业家和他在人生低潮时的态度。他就是褚时健先生，著名的云南红塔集团前董事长。他在经营中犯了错误，女儿因此自杀，处境凄惨。但他保外就医之后，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橙。我曾专门去哀牢山看望他，他淡然对待人生起伏，还兴冲冲地谈论起他2000亩橙园挂果之后的盛景。当时他已75岁，等到橙园挂果时他将近80岁。在那里，他还把橙园和扶贫结合起来，通过橙园带动当地少数民族致富。这次经历让我切实体会到，借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在他顶峰的时候，而是在他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人生中都会遭遇低点，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那么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三、M的第二个高点：攀登知识的高峰
M的第二个高点起因于在哈佛的经历。我本来计划三次登顶珠峰，已经完成两次，准备70岁时第三次登珠峰。2011年我去了哈佛，到哈佛之后一年，我决定放弃再次登珠峰的想法。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放弃。第一个原因是我难以如愿成为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以前国际上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是61岁。2003年，我初次登顶珠峰，时年52岁，在登顶珠峰的中国人里面是最大的，但比世界记录还差得远。同样在2003年，有一个70岁的日本人登上珠峰，把61岁的记录一下提高了9岁。我如果要打破他的记录，就要在71岁登顶珠峰。但是在2008年，他再次登顶珠峰，时年75岁；2013年，他第三次登顶珠峰，时年80岁。我想还是不要再和他较劲了。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哈佛的老师同学都觉得我两次登顶珠峰很了不起。但我发现在哈佛过语言关、生活关、学习关比我登珠峰还要难。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决定放弃攀登物理上的高山，而去攀登知识上的高山。物理上的高山是有明确高度的，最高8848米，但是知识上的高山没有最高高度，需要一直攀登。
冯仑：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今天我的两个老师都在，我讲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跟万通集团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谈王石。我们1991年办公司，赚到第一桶金。一周年的时候，六个人开了个会，我说以后每年这一天不要大吃大喝，要反省。一直反省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其中一次反省的时候，功权就说深圳有家公司做事特别规范。我们就说去看看。1992年底还是1993年初，我和功权跑到万科跟王石第一次聊天，但发现彼此意见并不统一。我们当时认为彼此都很有理想，兄弟几个人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王石认为理想最后还需要在经济利益中寻找平衡点。聊后王石请我们吃了非常简单的饭。当时我们还去另外一家公司看，对方老板见我们的时候把脚翘到桌子上，晚上请我们去夜总会。之后非常有意思，那个老板被抓了进去，而万科发展越来越好。1995年以后我们跟王石的接触就非常多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学习万科好榜样”，那时候万科还没有现在这么伟大，但这篇文章的确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经常在想，我们没有富豪爸爸，也没什么特权，那么我们靠什么活下来呢？我们找到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学好，这包括学习万科还有其他同行。第二是有错误就改。学好的人不等于不犯错误，遇到错误要马上改。比如说投诉，你别一棍子把别人打倒，自己该改造就改造、该赔钱就赔钱。第三是不断学习。海南当年很乱，能看书的人很少，但我们常看书，并互相交流，看书聊天变成了一个自我期待和要求。
其次谈周其仁教授。1994年我到了洛杉矶，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我知道周其仁教授在洛杉矶，就赶紧联系他，跟他讲我的苦恼。当时我们六个创办人之间出现了分歧，想分家又不知道怎么分。中国民营企业合伙人制度中带着江湖规则，而江湖有进入没有退出，退出就是出卖大哥。要是有人离开大哥，是要“剁”了的。这个办法可以用于别人，但我们六个人之间不能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能说“剁”谁。周其仁教授告诉我，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决分家的问题，而不是江湖的方式剁来剁去。他还讲了一个出价规则：比如说你要走，那我给你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走，那我走，你给我多少钱。1995年我们第一次分家时请了律师。尽管律师第一次发给我们律师函时，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我们按照教授介绍的方法坚持了下来，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最后把家分成了。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不仅要“学好”，多接触王总及其他优秀企业家，还要多接触明白商业文明智慧、并能把好的经验告诉创业者的教授，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传承。如果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会跟很多海南民营企业一样重复着低级错误。
（沈聪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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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2014年第011期（总第1106期）
背景简介：2014年3月3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的“朗润·中信书院”第五期讲座“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万科董事会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王石与万通集团主席冯仑的演讲内容。
观点摘要：王石先生分享了他登山探险、环保公益和海外求学经历，并将它们形象地概括为字母M的两个高点和一个低点。冯仑先生回忆了万通集团从王石先生和周其仁教授得到的重要帮助，总结了自己成功的三个原因：学好，知错就改，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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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
今天的听众以MBA和EMBA为主。他们都有一个字母“M”。从这个字母谈起，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M的第一个高点：山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2002年7月份，北大山鹰社五位学子遭遇雪崩罹难，网上舆论一边倒地认为这些因登山而失去生命的北大山鹰社学子对不起培养他们的国家和父母。我连夜发帖，题目就是“山鹰精神永存”。 我觉得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不缺少知识，也不缺少文化修养，我们缺少的是一种不带功利主义的探索未来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往往是迫于形势改革。而像山鹰社这样组织起来，在学习期间主动挑战自我，利用假期去攀登雪山、探索风险，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和需要的。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写道，在他们精神的指引下，未来五年一定会有中国民间人士登上珠穆朗玛峰。
同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二套《人物》节目组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一个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专题节目，问我能否将自己的登山目标改为珠峰。我同意了，并在2003年成功登顶。回忆我的登山历程，北大山鹰社是我的一面旗帜，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发源于北大。M的第一个高点就是我的登山经历。之后的七大洲和南北极的探险，只是登山的延续。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好奇。这与北大山鹰社的精神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企业家精神还牵涉到企业伦理。有个商学院每年都会讨论万科案例。关于万科的“不行贿”，他们每年都会在学生之间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相信。前九年的调查中，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都不超过半数。第十年的时候，把前九年的情况做了个短片，放给学生看，实际是暗示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行贿早就暴露了。在这样的暗示下，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才过半。企业伦理在企业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认为就是底线。这个底线你把握好之后会越走越宽。万科从前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市场不讲关系，完全是透明的。由于万科以前坚持伦理底线，就特别适应美国市场，得到的全是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地段。坚持伦理底线难不难？当然难，但是在中国做什么不难呢？你以为行贿受贿不难吗？实际上，坚持伦理底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就像登珠峰，也很难，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
二、M的低点：社会责任与人生低谷
2005年时，我出发前往北极。在机场送行队伍中，有一位北大生物学的老教授。他递给我一份信，信里肯定了我的探险和登顶珠峰的行动，并认为我做的事情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我读后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以前登山完全是个性彰显和自我表现，从没思考过我和社会的关系。教授的信告诉我，作为一个名人，我可以把个人的探险行动和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业结合起来。
北极是贴着海的“低点”，这次低点的经历提升了我的思想认识，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行为，思考如何在探险中彰显个人和兼顾社会。一旦认识不同了，行为也相应改变，我就像换了一个人。我随后的穿越南极之旅，就与公益活动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宣传如何保护白头叶猴，并为保护白头叶猴进行慈善募捐。2010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就清楚意识到不要在登山过程中产生垃圾，做到“垃圾零排放”。此外，我们还和西藏的登山学校合作，组建一支专业的登山队伍捡别人丢下的垃圾。我们捡到的垃圾合起来有近四吨，其中有70多个氧气瓶。我们把氧气瓶做成艺术展品，送到了上海世博会宣传环保。
借说M的这个“低点”，我想提一位中国的企业家和他在人生低潮时的态度。他就是褚时健先生，著名的云南红塔集团前董事长。他在经营中犯了错误，女儿因此自杀，处境凄惨。但他保外就医之后，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橙。我曾专门去哀牢山看望他，他淡然对待人生起伏，还兴冲冲地谈论起他2000亩橙园挂果之后的盛景。当时他已75岁，等到橙园挂果时他将近80岁。在那里，他还把橙园和扶贫结合起来，通过橙园带动当地少数民族致富。这次经历让我切实体会到，借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在他顶峰的时候，而是在他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人生中都会遭遇低点，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那么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三、M的第二个高点：攀登知识的高峰
M的第二个高点起因于在哈佛的经历。我本来计划三次登顶珠峰，已经完成两次，准备70岁时第三次登珠峰。2011年我去了哈佛，到哈佛之后一年，我决定放弃再次登珠峰的想法。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放弃。第一个原因是我难以如愿成为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以前国际上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是61岁。2003年，我初次登顶珠峰，时年52岁，在登顶珠峰的中国人里面是最大的，但比世界记录还差得远。同样在2003年，有一个70岁的日本人登上珠峰，把61岁的记录一下提高了9岁。我如果要打破他的记录，就要在71岁登顶珠峰。但是在2008年，他再次登顶珠峰，时年75岁；2013年，他第三次登顶珠峰，时年80岁。我想还是不要再和他较劲了。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哈佛的老师同学都觉得我两次登顶珠峰很了不起。但我发现在哈佛过语言关、生活关、学习关比我登珠峰还要难。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决定放弃攀登物理上的高山，而去攀登知识上的高山。物理上的高山是有明确高度的，最高8848米，但是知识上的高山没有最高高度，需要一直攀登。
冯仑：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今天我的两个老师都在，我讲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跟万通集团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谈王石。我们1991年办公司，赚到第一桶金。一周年的时候，六个人开了个会，我说以后每年这一天不要大吃大喝，要反省。一直反省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其中一次反省的时候，功权就说深圳有家公司做事特别规范。我们就说去看看。1992年底还是1993年初，我和功权跑到万科跟王石第一次聊天，但发现彼此意见并不统一。我们当时认为彼此都很有理想，兄弟几个人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王石认为理想最后还需要在经济利益中寻找平衡点。聊后王石请我们吃了非常简单的饭。当时我们还去另外一家公司看，对方老板见我们的时候把脚翘到桌子上，晚上请我们去夜总会。之后非常有意思，那个老板被抓了进去，而万科发展越来越好。1995年以后我们跟王石的接触就非常多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学习万科好榜样”，那时候万科还没有现在这么伟大，但这篇文章的确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经常在想，我们没有富豪爸爸，也没什么特权，那么我们靠什么活下来呢？我们找到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学好，这包括学习万科还有其他同行。第二是有错误就改。学好的人不等于不犯错误，遇到错误要马上改。比如说投诉，你别一棍子把别人打倒，自己该改造就改造、该赔钱就赔钱。第三是不断学习。海南当年很乱，能看书的人很少，但我们常看书，并互相交流，看书聊天变成了一个自我期待和要求。
其次谈周其仁教授。1994年我到了洛杉矶，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我知道周其仁教授在洛杉矶，就赶紧联系他，跟他讲我的苦恼。当时我们六个创办人之间出现了分歧，想分家又不知道怎么分。中国民营企业合伙人制度中带着江湖规则，而江湖有进入没有退出，退出就是出卖大哥。要是有人离开大哥，是要“剁”了的。这个办法可以用于别人，但我们六个人之间不能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能说“剁”谁。周其仁教授告诉我，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决分家的问题，而不是江湖的方式剁来剁去。他还讲了一个出价规则：比如说你要走，那我给你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走，那我走，你给我多少钱。1995年我们第一次分家时请了律师。尽管律师第一次发给我们律师函时，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我们按照教授介绍的方法坚持了下来，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最后把家分成了。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不仅要“学好”，多接触王总及其他优秀企业家，还要多接触明白商业文明智慧、并能把好的经验告诉创业者的教授，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传承。如果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会跟很多海南民营企业一样重复着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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