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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30 08: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2期（总第1167期）背景介绍：2014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后E视野支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遇”论坛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博士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
今天我来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和中国有何不同？第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第三，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企业有什么机会？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新常态，其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
从增长率来看，2013年美国GDP增长1.9%，今年的预期为2.1%，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长期增长率（3%左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危机后一般会出现的7-8%的增长反弹尚未出现。2013年欧洲GDP增长率为-0.6%，今年预期增长应该也在1%以下，远低于危机前的3%。日本经济自1991年持续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经济学，2013年增长1.5%，今年增长率预计在1.3%左右，也未有大的起色。
失业率方面的情况是，美国6.3%，与危机前相近，但在考虑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下，其实际失业率仍然达到10%。欧洲方面，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5%左右，法国和北欧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业率也超过5%，相比过去1-2%的失业率，目前也处在高失业率的阶段。
在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加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好，因此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有限，结果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发达国家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道琼斯指数却从危机前的13000点增加到现在的17000点就是例子，增大金融风险。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涨或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以上所提及的情况，很可能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之所以会成为新常态，是因为自2008以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六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金融危机往往来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修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结构改革往往意味着通过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IMF过去的药方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通常IMF会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下述援助方案：1）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2）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对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经济收缩；3）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一笔资金用作短期过渡。但是，现在美欧日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类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最终每个国家均无法通过货币贬值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空间。
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我认为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和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比8%低太多。我认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三、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800美元，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4-5万美元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19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大量剩余的年轻的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而且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而且，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帮助企业界在非洲克服困难、把握商机。
马蔚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败关键
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注非常热烈。新常态是相对于老常态而言。所谓老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高速的增长。新常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未来下一个台阶。在此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路径的切换以及制度环境的改革。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许多增长机会值得把握，比如新兴产业、大规模城镇化、中西部开发、互联网等，其中也包含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今年出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现象：去年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城镇，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资流入。最后一个现象说明我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在目前面临很好的走出去机会，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危机之后，还没有走出阴影。发达国家政府不愿意减少赤字，不愿意去杠杆化，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流动性不足，金融系统坏账增加，他们需要外来投资和资本流入进行补充。其次，发达国家希望对自己的经济进行再工业化。在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虚拟金融活动脱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它们希望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这也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了机会。最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之后，大量资金回流美国，他们需要外来投资。比如最近习主席在印度访问时，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中国能够加大在南亚的投资。我到南美考察，也发现那边的市场空间巨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绿地投资；二是合资企业；三是海外并购。近些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增长迅猛，去年比日本还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很多挑战。（1）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不足。2013年中国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4%，低于全球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跨国指数为61%），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跨国指数为38%），这反映了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能力的不足。（2）在过去20年间70%的海外并购最终失败，成功率只在30%左右。这也符合全球的规律。（3）海外并购中金融体系的支持不到位。单单依靠国内资本支持进行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还需要靠当地银行以及其他资本的支持。中国的银行业最近几年虽然走出去步伐加快，但是在当地竞争实力的增强还要有一个过程。资金方面的劣势往往导致中国企业并购资金不足，进而导致并购失败。（4）海外并购目前缺少一定的制度保证。目前并没有针对海外并购的专门法律。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和跨国经营的企业面临多重管理的问题，部门协调成本很高，审批流程繁琐。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值得借鉴。（5）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走出去”还处于初期，规模非常有限，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60%的海外并购发生在亚洲，并购领域集中在资源、制造业、贸易和劳务等，很少进入高技术领域。
二、走出去的战略与整合
要想成功走出去，就要有清晰的战略，抓住目标和时机并注重整合。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下面用招商银行和吉利汽车的案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在走出去的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是绿地投资。招商银行设立海外分行的过程就是这方面的案例。其中纽约分行的申请是最难的，在我们进入美国市场17年以后，在设立代表处十年以后才成功获批。一开始，我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当时美联储主席跟我讲，不是你们招商银行不行，是你们的监管环境有问题，你们还没有反洗钱的法律，还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等。后来美国有一家很大的银行要在中国某一个城市开分行，我和这家银行的高管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们关于分行的申请没戏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想听官话还是真话，他说都想听。我说官话就是，因为美联储说中国的监管环境不好，为了你们的利益，等把我们的监管环境治理好了再请你们进来；真话就是，招商银行的分行没得到美国批准，中国要礼尚往来。我说咱俩可以互相帮忙，后来我们各自完成了目标。纽约分行开业那天，纽约市长说，说我们的银行在倒闭，你们的银行在新生，你们就是纽约冬天里的春风。这是中资银行在美国的第一个分行，中行、建行等银行的分行都是后来批下来的，所以我们开创了一个先例。
伦敦分行的建立也很不容易。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说你们不能建分行，只能建子银行。子银行就是法人银行，必须要有至少3亿英镑。我想3亿英镑在中国能挣很多钱，不愿建子银行，要建分行，毕竟纽约分行都建成了。但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始终不批准建分行。我也走过高层路线，当面跟他们首相提过两次。但是他们政府对金融服务管理局也没有太大的制约力，对方还是不批。后来一个机会来了，卢森堡的财政大臣跑到深圳拜访我，欢迎我们去卢森堡设立分行。卢森堡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确实也很好。我就跟英国说不在伦敦建分行了，要去卢森堡建，这对伦敦有很大的刺激。在很多因素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得以在伦敦建分行。
在并购方面，招商银行也有很多体会。2008年招商银行全资收购永隆银行是最近十年来香港最大的并购。招商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总部位于深圳，毗邻香港，我们不可能不把香港和大陆连在一起做。香港分行虽然已成立，但由于网点的限制则只能经营批发业务，而我们在内地以零售业务见长。如果要做零售，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并不容易，而且一个个网点要很多年才能批下来。永隆银行在香港具有综合管理牌照，有七十多年的历史，50个分行，但其弱点在于它是家族银行，在内地没有网点，新客户很少，和招商银行有很好的互补性。
当时竞争很激烈。国内几大银行都去竞争，我看他们出价太高就退出来了。后来政府又进行协调，最后剩下了中国的一家国有银行、澳洲的一家银行，还有招商银行。我们的策略是承诺在收购以后保留对方的牌照，保证几年内不裁员。这对原来的员工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同时由于香港的金融监管更受国际认同，招商银行也享受了永隆银行在海外的信誉。
在2008年上半年招商银行与永隆银行签署并购协议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下半年永隆银行的股价大跌。这个时候还要不要继续收购，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当时经过认真的权衡决定还是要收购，因为收购背后的战略和意义都没有变，只是市场价格变了。放弃收购不仅毁了我们的信誉，也失去了机会。下次机会起码要等五年以后。后来有段时间我每次在论坛上发言都要解释这个事。五年过去了，当初所有的疑问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总资产翻了一倍多，无论是资产负债还是盈利增长都在香港同业名列前茅，成为招商银行走出去的非常好的平台。
招商银行花了很大力气与永隆银行进行业务联动，比如内保外贷，外保内贷，跨境人民币结算，IPO收款，贸易融资，帮助国内的私人银行客户在香港进行投资和移民等。这些都非常有特色，增长非常快，只有在两个不同制度下都有分支机构才可以把业务做起来。通过迅速地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就起到了1+1大于2的效果。在这背后是大量的整合工作。我们将永隆银行的三个弱点变成亮点：因为它是家族企业，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治理结构；因为它在内地没有网点，我们就提供内地网点给它用；因为它保守，几乎没有新客户，我们通过开拓新业务带来了大量新客户。尽管是一河之隔，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大陆还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建立沟通信箱，跟核心员工多交流等。
另一个案例是李书福的吉利公司对沃尔沃的收购。他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拥有沃尔沃品牌，而且把收购价格压得很低，非常成功，背后就是战略和时机的把握。当时是金融危机，福特急于撤出沃尔沃，很多人都想拿下沃尔沃，为什么李书福能把价格压得很低呢？李书福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是中国市场。李书福强调只有中国市场具备足够的购买力。有购买力才能保证销售，有销售才能实现利润，有了利润才能提高员工的福利，这一说法说服了工会。而且李书福用中国的文化、人情味感染了他们。如今沃尔沃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在美国的销售额，说明了这次海外并购的成功。
总而言之，目前对中国企业来说是“走出去”的好时机，但是在认识的机会的同时，企业家们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应对海外市场和并购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张睿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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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
今天我来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和中国有何不同？第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第三，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企业有什么机会？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新常态，其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
从增长率来看，2013年美国GDP增长1.9%，今年的预期为2.1%，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长期增长率（3%左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危机后一般会出现的7-8%的增长反弹尚未出现。2013年欧洲GDP增长率为-0.6%，今年预期增长应该也在1%以下，远低于危机前的3%。日本经济自1991年持续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经济学，2013年增长1.5%，今年增长率预计在1.3%左右，也未有大的起色。
失业率方面的情况是，美国6.3%，与危机前相近，但在考虑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下，其实际失业率仍然达到10%。欧洲方面，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5%左右，法国和北欧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业率也超过5%，相比过去1-2%的失业率，目前也处在高失业率的阶段。
在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加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好，因此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有限，结果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发达国家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道琼斯指数却从危机前的13000点增加到现在的17000点就是例子，增大金融风险。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涨或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以上所提及的情况，很可能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之所以会成为新常态，是因为自2008以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六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金融危机往往来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修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结构改革往往意味着通过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IMF过去的药方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通常IMF会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下述援助方案：1）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2）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对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经济收缩；3）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一笔资金用作短期过渡。但是，现在美欧日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类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最终每个国家均无法通过货币贬值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空间。
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我认为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和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比8%低太多。我认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三、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800美元，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4-5万美元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19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大量剩余的年轻的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而且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而且，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帮助企业界在非洲克服困难、把握商机。
马蔚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败关键
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注非常热烈。新常态是相对于老常态而言。所谓老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高速的增长。新常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未来下一个台阶。在此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路径的切换以及制度环境的改革。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许多增长机会值得把握，比如新兴产业、大规模城镇化、中西部开发、互联网等，其中也包含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今年出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现象：去年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城镇，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资流入。最后一个现象说明我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在目前面临很好的走出去机会，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危机之后，还没有走出阴影。发达国家政府不愿意减少赤字，不愿意去杠杆化，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流动性不足，金融系统坏账增加，他们需要外来投资和资本流入进行补充。其次，发达国家希望对自己的经济进行再工业化。在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虚拟金融活动脱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它们希望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这也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了机会。最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之后，大量资金回流美国，他们需要外来投资。比如最近习主席在印度访问时，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中国能够加大在南亚的投资。我到南美考察，也发现那边的市场空间巨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绿地投资；二是合资企业；三是海外并购。近些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增长迅猛，去年比日本还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很多挑战。（1）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不足。2013年中国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4%，低于全球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跨国指数为61%），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前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跨国指数为38%），这反映了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能力的不足。（2）在过去20年间70%的海外并购最终失败，成功率只在30%左右。这也符合全球的规律。（3）海外并购中金融体系的支持不到位。单单依靠国内资本支持进行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还需要靠当地银行以及其他资本的支持。中国的银行业最近几年虽然走出去步伐加快，但是在当地竞争实力的增强还要有一个过程。资金方面的劣势往往导致中国企业并购资金不足，进而导致并购失败。（4）海外并购目前缺少一定的制度保证。目前并没有针对海外并购的专门法律。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和跨国经营的企业面临多重管理的问题，部门协调成本很高，审批流程繁琐。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值得借鉴。（5）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走出去”还处于初期，规模非常有限，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60%的海外并购发生在亚洲，并购领域集中在资源、制造业、贸易和劳务等，很少进入高技术领域。
二、走出去的战略与整合
要想成功走出去，就要有清晰的战略，抓住目标和时机并注重整合。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下面用招商银行和吉利汽车的案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在走出去的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是绿地投资。招商银行设立海外分行的过程就是这方面的案例。其中纽约分行的申请是最难的，在我们进入美国市场17年以后，在设立代表处十年以后才成功获批。一开始，我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当时美联储主席跟我讲，不是你们招商银行不行，是你们的监管环境有问题，你们还没有反洗钱的法律，还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等。后来美国有一家很大的银行要在中国某一个城市开分行，我和这家银行的高管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们关于分行的申请没戏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想听官话还是真话，他说都想听。我说官话就是，因为美联储说中国的监管环境不好，为了你们的利益，等把我们的监管环境治理好了再请你们进来；真话就是，招商银行的分行没得到美国批准，中国要礼尚往来。我说咱俩可以互相帮忙，后来我们各自完成了目标。纽约分行开业那天，纽约市长说，说我们的银行在倒闭，你们的银行在新生，你们就是纽约冬天里的春风。这是中资银行在美国的第一个分行，中行、建行等银行的分行都是后来批下来的，所以我们开创了一个先例。
伦敦分行的建立也很不容易。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说你们不能建分行，只能建子银行。子银行就是法人银行，必须要有至少3亿英镑。我想3亿英镑在中国能挣很多钱，不愿建子银行，要建分行，毕竟纽约分行都建成了。但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始终不批准建分行。我也走过高层路线，当面跟他们首相提过两次。但是他们政府对金融服务管理局也没有太大的制约力，对方还是不批。后来一个机会来了，卢森堡的财政大臣跑到深圳拜访我，欢迎我们去卢森堡设立分行。卢森堡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确实也很好。我就跟英国说不在伦敦建分行了，要去卢森堡建，这对伦敦有很大的刺激。在很多因素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得以在伦敦建分行。
在并购方面，招商银行也有很多体会。2008年招商银行全资收购永隆银行是最近十年来香港最大的并购。招商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总部位于深圳，毗邻香港，我们不可能不把香港和大陆连在一起做。香港分行虽然已成立，但由于网点的限制则只能经营批发业务，而我们在内地以零售业务见长。如果要做零售，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并不容易，而且一个个网点要很多年才能批下来。永隆银行在香港具有综合管理牌照，有七十多年的历史，50个分行，但其弱点在于它是家族银行，在内地没有网点，新客户很少，和招商银行有很好的互补性。
当时竞争很激烈。国内几大银行都去竞争，我看他们出价太高就退出来了。后来政府又进行协调，最后剩下了中国的一家国有银行、澳洲的一家银行，还有招商银行。我们的策略是承诺在收购以后保留对方的牌照，保证几年内不裁员。这对原来的员工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同时由于香港的金融监管更受国际认同，招商银行也享受了永隆银行在海外的信誉。
在2008年上半年招商银行与永隆银行签署并购协议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下半年永隆银行的股价大跌。这个时候还要不要继续收购，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当时经过认真的权衡决定还是要收购，因为收购背后的战略和意义都没有变，只是市场价格变了。放弃收购不仅毁了我们的信誉，也失去了机会。下次机会起码要等五年以后。后来有段时间我每次在论坛上发言都要解释这个事。五年过去了，当初所有的疑问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总资产翻了一倍多，无论是资产负债还是盈利增长都在香港同业名列前茅，成为招商银行走出去的非常好的平台。
招商银行花了很大力气与永隆银行进行业务联动，比如内保外贷，外保内贷，跨境人民币结算，IPO收款，贸易融资，帮助国内的私人银行客户在香港进行投资和移民等。这些都非常有特色，增长非常快，只有在两个不同制度下都有分支机构才可以把业务做起来。通过迅速地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就起到了1+1大于2的效果。在这背后是大量的整合工作。我们将永隆银行的三个弱点变成亮点：因为它是家族企业，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治理结构；因为它在内地没有网点，我们就提供内地网点给它用；因为它保守，几乎没有新客户，我们通过开拓新业务带来了大量新客户。尽管是一河之隔，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大陆还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建立沟通信箱，跟核心员工多交流等。
另一个案例是李书福的吉利公司对沃尔沃的收购。他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拥有沃尔沃品牌，而且把收购价格压得很低，非常成功，背后就是战略和时机的把握。当时是金融危机，福特急于撤出沃尔沃，很多人都想拿下沃尔沃，为什么李书福能把价格压得很低呢？李书福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是中国市场。李书福强调只有中国市场具备足够的购买力。有购买力才能保证销售，有销售才能实现利润，有了利润才能提高员工的福利，这一说法说服了工会。而且李书福用中国的文化、人情味感染了他们。如今沃尔沃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在美国的销售额，说明了这次海外并购的成功。
总而言之，目前对中国企业来说是“走出去”的好时机，但是在认识的机会的同时，企业家们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应对海外市场和并购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张睿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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