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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解密中国经济奇迹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11-17 09:4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解密中国经济奇迹系列简报之一简报2014年第076期（总第1171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曾智华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姚洋：中国国企改革道路总结
一、国企改革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通过包干合同的形式初步走向改革。但是这种合同具有权责不匹配的问题，即使管理者的表现很差，政府也没有妥善的惩罚手段，造成了很大的效率损失。
在1992-1997期间，国有企业通过员工共同持股的方式进一步改革。当时的初衷是激励所有员工都成为企业的主人，但是恰恰相反，“都是主人”意味着“没有主人”。
从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采取管理层回购的方式，由管理层买下控股权。改革的推进不是依靠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最早试点的两个城市是顺德和诸城。以发源于广东顺德的美的集团为例，它在1968年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名义开始营业，在1993年率先通过员工持股的方式实现改革，并在香港上市。2000年，美的集团完成管理层收购，并于2013年在深交所上市。由此可见，国企改革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即使最成功的改革，也经历了大概20年的时间。
1995年政府采取“抓大放小”政策，即保留那些具有战略意义、资产规模大、效益高的国有企业，而放弃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国有企业。以1998年为节点，国有企业的数量显著降低，私营企业数目则快速增加。尽管如此，国有企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却未下降很多。2011年，在所有国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及利润中，国企占比仍然接近30%。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还存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非工业企业，比如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四大商业银行。如果加总，国企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会更高。
二、国企改革的福利效应
国有企业改革引发了业界、政界与学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第二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激增的失业人口如何安置。用一句话概括这两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成为国企管理者的盛宴而让普通工人承担绝大多数成本？对于这个问题，时任总理朱镕基，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者，采取了邓小平的策略，即不争论。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2004年郎咸平诉讼顾雏军案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2004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状告时任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科隆电器时通过诈骗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的具体做法是，在与当地政府商谈收购科隆电器时只预付了定金，然后以资金短缺为由不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付款，最后通过科隆电器自身的利润偿付之前合同约定的收购金额。审判结果是顾雏军败诉，被判10年有期徒刑。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参与到了这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并且观点针锋相对。
关于失业问题，中国的数据看似互相矛盾。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员工数，无论是在职员工还是所有员工，1998年之后都在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以1998年作为时间节点，检验国企改革对于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到国企改革促进了更多的就业。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对于失业的有效控制。一方面，政府成立了很多再就业的项目，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政府也提高了失业人群的生活保障水平。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转移。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解释了中国劳动力市场1998年前后数据的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企业效率，这也是福利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对于中国11个城市683家企业的调查，利润率方面完全国有的企业显著低于完全私有的企业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完全国有的企业又高于后两者。根据CCER的工作论文“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在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我国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等财务指标都快速上升。
三、当前的争论
国有企业改革远没有结束，更多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掌管113家大型国企。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行使监督管理权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并在第一任主任李荣融任期内（2003-2010）实现了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到21万亿元的增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仍然不完全是市场导向的。
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企具有很强的预算软约束。他们即使出现了贷款违约，仍然可以凭借政府背景融资。第二，银行贷款向国企倾斜。对于贷款经理而言，如果向国企提供贷款，即使最后违约了自己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是如果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如果最终违约了，自己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国企更容易得到低成本的贷款。第三，国企不关心利润率。他们不管融资成本，愿意以高利率借贷，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扭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国内借贷市场却有着很高的融资成本。
什么今天仍然有国有企业？第一，一些国有企业是为了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保留下来的，比如国防、能源、电信和其他一些战略性产业。第二，一些国企是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保留下来的，因为通常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加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第三，一些国企是作为替代性的公共财政融资渠道而保留下来的，因为地方政府常常依靠国企为公共项目建设融资。第四，一些国企被认为有助于执政党地位而保留。
有些人认为，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国企上述问题，但是混合所有制有如下问题。首先，通过民营资本注资国企使其成为混合所有制公司并不能撼动政府对于国企的绝对控制权，因为国企的资产规模十分巨大。其次，混合所有制公司没办法解决国企现在存在的管理层权责不匹配等公司治理问题。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首先要将国有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前文提到的具有战略功能的国有企业，一类是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对于第一类国有企业，应该继续由政府进行经营，并由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保证我国战略行业的稳定。对于第二类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进行改革，这类国有企业应该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营。
四、总结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问题，但改革提升了企业效率，重新激活了中国经济。对于改革进程造成的失业问题，中国的对策是主动促进再就业与提高社会保障，减轻了失业问题的冲击。总体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到目前来说是成功的。但是现存的国有企业仍然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曾志华：中国经济特区与区域联动发展的经验及挑战
一、中国经济特区概览
狭义的经济特区具有四个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地理上与其它地方相区隔的区域；其次，它由单一的机构或者部门进行管理；第三，它对内部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最后，他有独立的海关体系与精简的程序。有代表性的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新区、天津北海新区、重庆成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里选取一个更加广泛的经济特区定义：既包括上述八个典型的经济特区，也包括中国林林总总的高新科技园区、自贸区、出口加工区等等。
毋庸置疑，经济特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巨大的。最早的经济特区成功的检验了市场经济和新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经济特区与无数的产业集群相联动，对全国的GDP、就业、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特区还承担起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任务。根据估计，2007年广义的经济特区占全中国GDP的22%，外商直接投资的46%，出口的60%，提供了至少3000万个就业岗位。
二、深圳案例
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之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38%，人均GDP从1978年的89美元提高到2013年的2.2万美。深圳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学习。
中国第一部经济特区法案是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1992年开始，中央政府将立法权赋予深圳，允许深圳人大针对与经济区相关的特殊情况与真实需求实施立法权。厦门、珠海、汕头等其他经济特区也在1994-1996年间得到了相同的立法权。这些经济特区的立法受到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的监督。
在土地改革方面，深圳在1981年实行了“土地使用证”体系，工业用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0-30元，商业用地70-200元。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存在着过程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从1987年开始，深圳逐步推动土地分配改革，把土地流转方式从不透明的行政操作转为透明的市场竞争。第一次土地拍卖的成交价格是起拍价格的2.6倍，而平均的溢价率为27%。从2002年开始，市场竞争成为全国范围内所有商业用地转让的必经程序，并于2007年适用于所有土地的转让。
深圳改革的力度之大和效率之高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实行一条龙的行政管理系统，改革劳动力市场，建立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外币结算中心与股票市场，成立专门交易高科技股票的“新三板”，对政府的公共投资项目进行效果审查等。深圳前海经济区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试点，计划在2020年创造65万个劳动岗位，年GDP达到二百五十亿美元，税收优惠力度也很大，公司所得税率仅为15%，低于香港的16%和内地的25%。
三、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
中国的经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改革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决心。（2）采取试点的方式既保证了改革的坚决前进，又允许试错，避免冒进。（3）中央给予地方高度灵活的自主权，讲究实事求是，重视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4）经济特区政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更多的充当引导者与服务者，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提供各种优惠手段进行有效的激励。（5）中国在海外有很多华侨，他们积极回到祖国进行投资。（6）中国在技术的学习、引进和创新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效率，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利用。（7）经济特区之间充满竞争。（8）经济特区与内地经济联动，特别是与内地的各个产业集群配合紧密。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通过经济计量方法也达到了佐证。基于一项时间跨度为23年、涵盖2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发现经济特区的引入对于当地GDP的提高是12%，而且这个效应随着经济特区的类型不同而不同。长期而言，引入经济特区对于当地GDP的贡献更是高达20%。在具体作用机制上，研究表明经济特区的主要影响是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对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著，尽管原因可能是中国地方教育数据质量较低。
四、中国经济特区的新挑战与应对之策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特区竞争过于激烈且高度同质化。很多经济特区或者工业园区都在同一个行业中进行竞争，缺少自身的特点与产品的异质性。这种过度竞争降低了整体经济的效率。
其次，产业分割十分严重。按照经济学理论，在少数几个具有本行业比较优势的地域，集中生产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比如在日本，1%的土地创造了本国GDP的20%；在美国，20%的土地创造了本国GDP的50-60%。这需要市场力量主导的产业集聚，但是在中国，行业间的割裂却十分严重，而这一改革。这种少数地区集聚大型产业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十分普遍。
其它的挑战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约束都决定了不能按照传统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一直下降的资本回报率意味着原有的密集投资方式难以奏效，商业与居住用地的平均价格几乎是工业用地的10倍，地方政府更愿意将土地用于商业与居住用途，各城市之间缺乏高效的连接与合理的区划网络。
如何实现更加高效、包容性更强与可持续的区域发展？首先应该重新调整政府职能，从行政干预转向监管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公共服务。其次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比如采取更好的土地政策与户口政策、对地方政府官员提供更好的激励等。同时，需要进一步增大产业内部的灵活性和连接度，提高产业集群程度，城市之间、省份和地区之间也要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空间规划，强调绿色经济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性。
（戴若尘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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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17 09:4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解密中国经济奇迹系列简报之一简报2014年第076期（总第1171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曾智华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姚洋：中国国企改革道路总结
一、国企改革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通过包干合同的形式初步走向改革。但是这种合同具有权责不匹配的问题，即使管理者的表现很差，政府也没有妥善的惩罚手段，造成了很大的效率损失。
在1992-1997期间，国有企业通过员工共同持股的方式进一步改革。当时的初衷是激励所有员工都成为企业的主人，但是恰恰相反，“都是主人”意味着“没有主人”。
从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采取管理层回购的方式，由管理层买下控股权。改革的推进不是依靠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最早试点的两个城市是顺德和诸城。以发源于广东顺德的美的集团为例，它在1968年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名义开始营业，在1993年率先通过员工持股的方式实现改革，并在香港上市。2000年，美的集团完成管理层收购，并于2013年在深交所上市。由此可见，国企改革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即使最成功的改革，也经历了大概20年的时间。
1995年政府采取“抓大放小”政策，即保留那些具有战略意义、资产规模大、效益高的国有企业，而放弃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国有企业。以1998年为节点，国有企业的数量显著降低，私营企业数目则快速增加。尽管如此，国有企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却未下降很多。2011年，在所有国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及利润中，国企占比仍然接近30%。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还存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非工业企业，比如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四大商业银行。如果加总，国企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会更高。
二、国企改革的福利效应
国有企业改革引发了业界、政界与学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第二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激增的失业人口如何安置。用一句话概括这两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成为国企管理者的盛宴而让普通工人承担绝大多数成本？对于这个问题，时任总理朱镕基，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者，采取了邓小平的策略，即不争论。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2004年郎咸平诉讼顾雏军案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2004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状告时任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科隆电器时通过诈骗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的具体做法是，在与当地政府商谈收购科隆电器时只预付了定金，然后以资金短缺为由不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付款，最后通过科隆电器自身的利润偿付之前合同约定的收购金额。审判结果是顾雏军败诉，被判10年有期徒刑。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参与到了这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并且观点针锋相对。
关于失业问题，中国的数据看似互相矛盾。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员工数，无论是在职员工还是所有员工，1998年之后都在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以1998年作为时间节点，检验国企改革对于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到国企改革促进了更多的就业。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对于失业的有效控制。一方面，政府成立了很多再就业的项目，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政府也提高了失业人群的生活保障水平。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转移。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解释了中国劳动力市场1998年前后数据的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企业效率，这也是福利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对于中国11个城市683家企业的调查，利润率方面完全国有的企业显著低于完全私有的企业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完全国有的企业又高于后两者。根据CCER的工作论文“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在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我国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等财务指标都快速上升。
三、当前的争论
国有企业改革远没有结束，更多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掌管113家大型国企。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行使监督管理权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并在第一任主任李荣融任期内（2003-2010）实现了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到21万亿元的增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仍然不完全是市场导向的。
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企具有很强的预算软约束。他们即使出现了贷款违约，仍然可以凭借政府背景融资。第二，银行贷款向国企倾斜。对于贷款经理而言，如果向国企提供贷款，即使最后违约了自己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是如果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如果最终违约了，自己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国企更容易得到低成本的贷款。第三，国企不关心利润率。他们不管融资成本，愿意以高利率借贷，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扭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国内借贷市场却有着很高的融资成本。
什么今天仍然有国有企业？第一，一些国有企业是为了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保留下来的，比如国防、能源、电信和其他一些战略性产业。第二，一些国企是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保留下来的，因为通常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加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第三，一些国企是作为替代性的公共财政融资渠道而保留下来的，因为地方政府常常依靠国企为公共项目建设融资。第四，一些国企被认为有助于执政党地位而保留。
有些人认为，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国企上述问题，但是混合所有制有如下问题。首先，通过民营资本注资国企使其成为混合所有制公司并不能撼动政府对于国企的绝对控制权，因为国企的资产规模十分巨大。其次，混合所有制公司没办法解决国企现在存在的管理层权责不匹配等公司治理问题。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首先要将国有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前文提到的具有战略功能的国有企业，一类是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对于第一类国有企业，应该继续由政府进行经营，并由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保证我国战略行业的稳定。对于第二类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进行改革，这类国有企业应该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营。
四、总结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问题，但改革提升了企业效率，重新激活了中国经济。对于改革进程造成的失业问题，中国的对策是主动促进再就业与提高社会保障，减轻了失业问题的冲击。总体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到目前来说是成功的。但是现存的国有企业仍然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曾志华：中国经济特区与区域联动发展的经验及挑战
一、中国经济特区概览
狭义的经济特区具有四个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地理上与其它地方相区隔的区域；其次，它由单一的机构或者部门进行管理；第三，它对内部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最后，他有独立的海关体系与精简的程序。有代表性的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新区、天津北海新区、重庆成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里选取一个更加广泛的经济特区定义：既包括上述八个典型的经济特区，也包括中国林林总总的高新科技园区、自贸区、出口加工区等等。
毋庸置疑，经济特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巨大的。最早的经济特区成功的检验了市场经济和新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经济特区与无数的产业集群相联动，对全国的GDP、就业、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特区还承担起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任务。根据估计，2007年广义的经济特区占全中国GDP的22%，外商直接投资的46%，出口的60%，提供了至少3000万个就业岗位。
二、深圳案例
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之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38%，人均GDP从1978年的89美元提高到2013年的2.2万美。深圳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学习。
中国第一部经济特区法案是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1992年开始，中央政府将立法权赋予深圳，允许深圳人大针对与经济区相关的特殊情况与真实需求实施立法权。厦门、珠海、汕头等其他经济特区也在1994-1996年间得到了相同的立法权。这些经济特区的立法受到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的监督。
在土地改革方面，深圳在1981年实行了“土地使用证”体系，工业用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0-30元，商业用地70-200元。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存在着过程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从1987年开始，深圳逐步推动土地分配改革，把土地流转方式从不透明的行政操作转为透明的市场竞争。第一次土地拍卖的成交价格是起拍价格的2.6倍，而平均的溢价率为27%。从2002年开始，市场竞争成为全国范围内所有商业用地转让的必经程序，并于2007年适用于所有土地的转让。
深圳改革的力度之大和效率之高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实行一条龙的行政管理系统，改革劳动力市场，建立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外币结算中心与股票市场，成立专门交易高科技股票的“新三板”，对政府的公共投资项目进行效果审查等。深圳前海经济区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试点，计划在2020年创造65万个劳动岗位，年GDP达到二百五十亿美元，税收优惠力度也很大，公司所得税率仅为15%，低于香港的16%和内地的25%。
三、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
中国的经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改革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决心。（2）采取试点的方式既保证了改革的坚决前进，又允许试错，避免冒进。（3）中央给予地方高度灵活的自主权，讲究实事求是，重视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4）经济特区政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更多的充当引导者与服务者，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提供各种优惠手段进行有效的激励。（5）中国在海外有很多华侨，他们积极回到祖国进行投资。（6）中国在技术的学习、引进和创新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效率，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利用。（7）经济特区之间充满竞争。（8）经济特区与内地经济联动，特别是与内地的各个产业集群配合紧密。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通过经济计量方法也达到了佐证。基于一项时间跨度为23年、涵盖2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发现经济特区的引入对于当地GDP的提高是12%，而且这个效应随着经济特区的类型不同而不同。长期而言，引入经济特区对于当地GDP的贡献更是高达20%。在具体作用机制上，研究表明经济特区的主要影响是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对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著，尽管原因可能是中国地方教育数据质量较低。
四、中国经济特区的新挑战与应对之策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特区竞争过于激烈且高度同质化。很多经济特区或者工业园区都在同一个行业中进行竞争，缺少自身的特点与产品的异质性。这种过度竞争降低了整体经济的效率。
其次，产业分割十分严重。按照经济学理论，在少数几个具有本行业比较优势的地域，集中生产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比如在日本，1%的土地创造了本国GDP的20%；在美国，20%的土地创造了本国GDP的50-60%。这需要市场力量主导的产业集聚，但是在中国，行业间的割裂却十分严重，而这一改革。这种少数地区集聚大型产业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十分普遍。
其它的挑战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约束都决定了不能按照传统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一直下降的资本回报率意味着原有的密集投资方式难以奏效，商业与居住用地的平均价格几乎是工业用地的10倍，地方政府更愿意将土地用于商业与居住用途，各城市之间缺乏高效的连接与合理的区划网络。
如何实现更加高效、包容性更强与可持续的区域发展？首先应该重新调整政府职能，从行政干预转向监管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公共服务。其次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比如采取更好的土地政策与户口政策、对地方政府官员提供更好的激励等。同时，需要进一步增大产业内部的灵活性和连接度，提高产业集群程度，城市之间、省份和地区之间也要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空间规划，强调绿色经济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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