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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17 09: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7期（总第1172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副主任和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刘世锦：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一、中国道路：发展成就和重要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GDP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140多个经济体。中国GDP总额所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0%，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大贸易国与制造品生产国。民生方面，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改善，约7亿人脱贫。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期，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理论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导向是全党全民共识；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并且适时调整；执政党有独特的执行能力；实行业绩优先的精英选拔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增进区域间竞争；国内市场一体化；始终如一的对外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择优的改革方式；巨大的市场以及多层次需求的逐步释放。
中国的经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一定具有独特性。中国不仅应在发展成就上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上也有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
二、“十三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说明中国已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做过一项关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发现20世纪以来, 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期二十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有的达到50%左右。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当时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 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 年。开始这一观点在社会上缺少共识，但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这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国际范围看，今后一些年中国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由于增长的基数持续增大，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在中高速增长速度下，中国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位居首位，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看，形势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的，有长期意义的。比如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经济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同时，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提高。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加，企业盈余水平有所提高，财政收入保持一定增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等方面。目前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但仍在总体可控范围之内。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很大挑战，但在有些方面有所改善。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取得重要进展，对形势应有乐观积极的判断。
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需要面临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是出口，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投资。等第三只“靴子”落地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基本探明。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探明中高速增长的“底”，并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状态，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
三、发掘和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第二是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第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第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第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具体做法可以是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六是促进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 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论是没有依据的。
四、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挑战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也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会遇到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高增长时期，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有助于化解或推后风险;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原来可以化解、推后的风险就会显露。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例如美国的大萧条、日本的泡沫经济、韩国的金融危机等。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风险释放与增长模式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中国是被动应对危机还是主动改革就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大的金融危机。
第二，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起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由于缺少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利益集团的制约，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较低。中国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基础产业的低效率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上升部分地是由于价格上涨，而非效率提升。中国应当重点发展高生产率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创新。新增长领域既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还可能由应对既有问题、寻求新增长模式而带动，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中国可以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此应当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大学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创新的基础。应当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和机制，汇集全球一流人才并研究一流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
林毅夫：定位产业，服务发展
——制定有效产业政策的新结构经济学尝试
一、中国奇迹是比较优势的胜利
在1979年，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DP 210美元，与孟加拉处于同等水平，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二分之一。从1979年转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8%，并持续了35年。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截至去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800美元，大概是孟加拉的6倍，乌兹别克斯坦的4倍。在总体规模上，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几天之前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中国在过去35年为何取得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1979年以前不能有类似的表现？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转向了市场经济。为什么很多面临类似条件、同样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能像中国那样持续高速增长？答案其实很简单：这是比较优势的胜利。
高速经济增长是一种现代化现象。在18世纪以前，西欧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05%。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增长率突然变成之前的20倍，也就是从0.05%增长到了1%。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翻倍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下降到了70年。从19世纪中叶至今，西欧与北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从1%增长到2%，经济总量翻倍需要的时间进一步下降到了35年。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技术并不处于世界最前沿，可以引进高收入国家的成熟技术，发展高收入国家已经发展过的成熟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成本和风险远远小于高收入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从而可以保持更高速度的增长。二战之后有13个国家以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速持续增长了25年以上，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战略是发展高收入国家的优势产业，遵循赶超战略。中国当时计划10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这种发展战略面临以下困难。首先，高收入国家的最尖端产业往往和国防相关，根本不可能进行技术转让。中国必须重新进行技术研发，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后发优势。其次，即使这些产业能够建立起来，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难以生存。政府对于重工业的补贴和保护政策带来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经济陷入了停滞。直到1979年，中国才开始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才开始了快速的发展。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实施转型，后果是原来依靠补贴生存的产业迅速崩溃，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引发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为了国防，在转型之后，这些国家又对原有的重工业进行了更强的补贴和保护。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更加务实的转型政策：既对原来扶持的产业继续进行补贴和保护，又允许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补贴和保护性政策继续造成市场扭曲，但是中国政府建立了市场环境良好的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困境的原因。
二、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
我始终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就能够以8%以上的增速持续增长一到两代人时间，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所需条件首先是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往往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相对缺乏，而劳动力相对充沛。其次要降低交易成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商业环境，获得国际消费者的信任。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存在很多市场扭曲。市场扭曲一方面来自对于一些产业的补贴和保护，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收税的方式。
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瞄准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吸引有国际信誉的企业来国内建厂生产，进而建立起国际消费者的信任。以这种方式发展，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增强，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获得利润，积累资本，进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追赶。我在2008年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致力于推广以上措施，并在埃塞俄比亚看到了成功的案例。2010年中国有1900万制鞋业工人，埃塞俄比亚是8000。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工资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应当有从事制鞋业的比较优势。2011年四月我见到埃塞俄比亚首相，告诉他我的建议，他八月就出访中国进行招商引资，并专注于制鞋业。随后中国的华坚集团到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制鞋厂，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就业，还将产品出口到了全世界。在这件事的激励下，2013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再次建立工业园区，希望引入20座工厂。由此看来，上述建议是正确的。
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类似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随着中国人均工资的上升，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弱。中国将把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对全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
三、服务优势产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持续地向更高级的产业进行转换，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入新兴产业。但是先行者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就会独自承担所有成本。如果先行者成功，就会吸引更多人进入新产业，导致竞争加剧。所以对于先行者存在一个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对于先行者的激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当新兴产业发展时，需要许多配套措施，比如教育、法律等制度安排。这些配套措施只能由政府提供。
产业政策是服务性政府的有力工具。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资源有限，必须有策略地将资源用于对政府和社会都有利的产业。令人沮丧的是，多数产业政策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政府的目标产业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保护生存，为寻租创造了空间。
正确的发展步骤应该分成以下六步：第一步，找出和本国有类似资源禀赋、人均收入是本国两倍或20-30年前收入和本国一样的国家，确定该国过去20年中表现良好的可贸易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以及利益集团的绑架。第二步，看国内是否已经有在上述产业经营的私人企业，采取行动消除产业扩展、质量升级、企业进入等方面的限制。第三步，在没有本国企业的产业寻找第一步中参照国的投资，或者培养新企业。第四步，除了第一步定位的产业，政府也应当重视私人企业自主发现的产业，并且扶持成功企业。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薄弱、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应当建立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以便企业进入新产业、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聚。第六步，政府应当对新产业的先行企业进行有时间限制的优惠政策、协助吸引投资、促进国际贸易。
（崔静远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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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17 09: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7期（总第1172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副主任和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刘世锦：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一、中国道路：发展成就和重要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GDP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140多个经济体。中国GDP总额所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0%，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大贸易国与制造品生产国。民生方面，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改善，约7亿人脱贫。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期，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理论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导向是全党全民共识；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并且适时调整；执政党有独特的执行能力；实行业绩优先的精英选拔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增进区域间竞争；国内市场一体化；始终如一的对外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择优的改革方式；巨大的市场以及多层次需求的逐步释放。
中国的经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一定具有独特性。中国不仅应在发展成就上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上也有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
二、“十三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说明中国已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做过一项关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发现20世纪以来, 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期二十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有的达到50%左右。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当时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 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 年。开始这一观点在社会上缺少共识，但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这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国际范围看，今后一些年中国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由于增长的基数持续增大，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在中高速增长速度下，中国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位居首位，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看，形势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的，有长期意义的。比如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经济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同时，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提高。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加，企业盈余水平有所提高，财政收入保持一定增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等方面。目前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但仍在总体可控范围之内。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很大挑战，但在有些方面有所改善。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取得重要进展，对形势应有乐观积极的判断。
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需要面临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是出口，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投资。等第三只“靴子”落地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基本探明。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探明中高速增长的“底”，并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状态，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
三、发掘和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第二是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第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第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第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具体做法可以是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六是促进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 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论是没有依据的。
四、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挑战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也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会遇到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高增长时期，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有助于化解或推后风险;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原来可以化解、推后的风险就会显露。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例如美国的大萧条、日本的泡沫经济、韩国的金融危机等。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风险释放与增长模式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中国是被动应对危机还是主动改革就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大的金融危机。
第二，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起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由于缺少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利益集团的制约，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较低。中国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基础产业的低效率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上升部分地是由于价格上涨，而非效率提升。中国应当重点发展高生产率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创新。新增长领域既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还可能由应对既有问题、寻求新增长模式而带动，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中国可以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此应当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大学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创新的基础。应当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和机制，汇集全球一流人才并研究一流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
林毅夫：定位产业，服务发展
——制定有效产业政策的新结构经济学尝试
一、中国奇迹是比较优势的胜利
在1979年，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DP 210美元，与孟加拉处于同等水平，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二分之一。从1979年转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8%，并持续了35年。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截至去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800美元，大概是孟加拉的6倍，乌兹别克斯坦的4倍。在总体规模上，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几天之前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中国在过去35年为何取得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1979年以前不能有类似的表现？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转向了市场经济。为什么很多面临类似条件、同样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能像中国那样持续高速增长？答案其实很简单：这是比较优势的胜利。
高速经济增长是一种现代化现象。在18世纪以前，西欧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05%。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增长率突然变成之前的20倍，也就是从0.05%增长到了1%。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翻倍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下降到了70年。从19世纪中叶至今，西欧与北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从1%增长到2%，经济总量翻倍需要的时间进一步下降到了35年。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技术并不处于世界最前沿，可以引进高收入国家的成熟技术，发展高收入国家已经发展过的成熟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成本和风险远远小于高收入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从而可以保持更高速度的增长。二战之后有13个国家以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速持续增长了25年以上，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战略是发展高收入国家的优势产业，遵循赶超战略。中国当时计划10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这种发展战略面临以下困难。首先，高收入国家的最尖端产业往往和国防相关，根本不可能进行技术转让。中国必须重新进行技术研发，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后发优势。其次，即使这些产业能够建立起来，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难以生存。政府对于重工业的补贴和保护政策带来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经济陷入了停滞。直到1979年，中国才开始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才开始了快速的发展。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实施转型，后果是原来依靠补贴生存的产业迅速崩溃，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引发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为了国防，在转型之后，这些国家又对原有的重工业进行了更强的补贴和保护。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更加务实的转型政策：既对原来扶持的产业继续进行补贴和保护，又允许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补贴和保护性政策继续造成市场扭曲，但是中国政府建立了市场环境良好的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困境的原因。
二、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
我始终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就能够以8%以上的增速持续增长一到两代人时间，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所需条件首先是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往往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相对缺乏，而劳动力相对充沛。其次要降低交易成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商业环境，获得国际消费者的信任。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存在很多市场扭曲。市场扭曲一方面来自对于一些产业的补贴和保护，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收税的方式。
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瞄准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吸引有国际信誉的企业来国内建厂生产，进而建立起国际消费者的信任。以这种方式发展，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增强，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获得利润，积累资本，进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追赶。我在2008年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致力于推广以上措施，并在埃塞俄比亚看到了成功的案例。2010年中国有1900万制鞋业工人，埃塞俄比亚是8000。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工资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应当有从事制鞋业的比较优势。2011年四月我见到埃塞俄比亚首相，告诉他我的建议，他八月就出访中国进行招商引资，并专注于制鞋业。随后中国的华坚集团到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制鞋厂，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就业，还将产品出口到了全世界。在这件事的激励下，2013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再次建立工业园区，希望引入20座工厂。由此看来，上述建议是正确的。
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类似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随着中国人均工资的上升，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弱。中国将把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对全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
三、服务优势产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持续地向更高级的产业进行转换，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入新兴产业。但是先行者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就会独自承担所有成本。如果先行者成功，就会吸引更多人进入新产业，导致竞争加剧。所以对于先行者存在一个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对于先行者的激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当新兴产业发展时，需要许多配套措施，比如教育、法律等制度安排。这些配套措施只能由政府提供。
产业政策是服务性政府的有力工具。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资源有限，必须有策略地将资源用于对政府和社会都有利的产业。令人沮丧的是，多数产业政策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政府的目标产业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保护生存，为寻租创造了空间。
正确的发展步骤应该分成以下六步：第一步，找出和本国有类似资源禀赋、人均收入是本国两倍或20-30年前收入和本国一样的国家，确定该国过去20年中表现良好的可贸易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以及利益集团的绑架。第二步，看国内是否已经有在上述产业经营的私人企业，采取行动消除产业扩展、质量升级、企业进入等方面的限制。第三步，在没有本国企业的产业寻找第一步中参照国的投资，或者培养新企业。第四步，除了第一步定位的产业，政府也应当重视私人企业自主发现的产业，并且扶持成功企业。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薄弱、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应当建立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以便企业进入新产业、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聚。第六步，政府应当对新产业的先行企业进行有时间限制的优惠政策、协助吸引投资、促进国际贸易。
（崔静远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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