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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11-20 08:3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0期（总第1175期）
背景介绍：2014年11月1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雷鼎鸣教授的发言。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中国经济奇迹的经验
今年是《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在过去20年里，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经济创下人类历史上的奇迹。1994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当时世界上最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还要低。在此之后，中国维持了20年平均10%的增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并且，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这些成绩与《中国的奇迹》的预测是一致的。
尽管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过是6800美元。今天讨论中国奇迹的下一步，也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国家。目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9个季度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只有7.3%，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很大。中国未来能否维持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转型和发展的政策与主流理论有相当多背离的地方，主流理论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运行机制。下面结合之前的研究回答几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
（1）为什么在有很多制度与政策扭曲的状况下，中国为什么在1979-1993的15年间取得年均9.68%增长率的傲人成绩后，还能在维持20年年均9.82%的高速增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主张回归到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源自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前沿，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依赖于自身发明，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有成熟的方案作为参考，成本和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上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可以比发达国家高。中国在过去35年持续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后发优势。
（2）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之前不能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这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关。中国在建国以后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最前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低，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此外，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且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不符合当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这些先进产业中企业的持续经营，政府就必须不断给予各种保护补贴，采取价格扭曲和市场干预等方式，造成资源从有竞争力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错误配置到没有竞争力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见，在不当的发展战略下，即使存在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的绩效仍然较低。
（3）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尽快建立现代化大产业，都实施了赶超战略，其经济发展绩效跟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样差。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经历转型。中国转型的结果是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其他国家的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危机不断。
上述差异的根源在于转型战略。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依据华盛顿共识，要把各种政府干预和补贴一次性消除。这种转型战略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干预和补贴内生于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如果一次性取消干预和补贴，大企业就没有办法生存，导致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大企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国防安全所必需。在取消掉原来的扭曲之后，又要引进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甚至导致了更为巨额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东欧和其他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国家在经济绩效方面比改革之前还要差。
中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战略，具体做法是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性改革。中国为了维持稳定，继续给原有产业提供保护和补贴，同时放开在传统战略下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且因势利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较差。当时的做法是发展经济特区和各种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实施一站式服务。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要素的生产成本低，而且交易成本低，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总成本，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此外，当时中国是内向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为了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中国积极招商引资，把我国台湾、香港和韩国已经在全球贸易链条中立足的企业吸引到中国大陆，从而拥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
（4）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增长很好的情况下还存在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腐败问题、环境问题？我认为有的问题与双轨制渐进转型有关，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则与转型有关。双轨制转型虽能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但代价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比如金融体系较多服务于大型企业，农户以及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发展比较慢。大型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较低，相当于得到补贴。除了上述金融结构问题，资源税费偏低以及垄断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相伴而生的经济租金也会导致腐败的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低收入国家，当时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些扭曲所形成的保护及补贴是雪中送炭；目前我国是中高收入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如果再进行保护及补贴，就变成了锦上添花，对维持经济稳定没有帮助，造成的只是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的恶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消除各种扭曲，取消保护及补贴。改革落实后，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环境问题则主要与发展阶段有关。在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低，通常环境比较好。但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高，环境会较差。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环境问题就会改善。
（5）中国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归到中国是否仍有后发优势。衡量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少，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于平均劳动力水平，后者则反映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21%。根据日本、新加坡、韩国在同一水平的发展经验，可以判断中国从2008年开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需要有“有效的市场”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以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其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打下了基础，也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创造了条件。我想中国未来维持中高速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6）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一样取得高增长？从经济发展绩效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经济增长的本质，不能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时在经济转型中实事求是，我相信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数十年每年8%或更高的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雷鼎鸣：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在1994年就大胆预言，中国GDP会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当时并不懂中国，不相信中国的增长能持续，也不敢做此预言。中国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但过去的成功并不必然会延续到未来。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我先用邹至庄估算的中国GDP生产函数，再用“增长核算法”，定量估计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影响。据此，可以评估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增长空间与局限，进而讨论促进增长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到2011年，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但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68.3%，高于1990-2000期间的59.9%以及1978-1990期间的50.1%；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为29.8%，略低于1990-2000期间的36.4%以及1978-1990期间的33.8%。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比上述估计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资本的积累速度。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
既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快速积累，那么资本报酬递减是否会导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中国1994年的投资回报率为24%，2011年该数字变为21%，但将来能否保持？该问题没有理论上的必然答案，需要进行定量推算。
对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算，我们有不同的假设，并提出以下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最乐观的情况，假设投资比例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GDP的48.3%），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与2000-2011年的平均水平（每年2.81%）相同，劳动力不增长。计算结果是，2042年中国的实际GDP是2013年的12.9倍，平均每年增长9.22%。第二种情形仍假设投资率维持在GDP的48.3%，但全要素生产率完全停顿。这种情况下，到2042年，中国实际GDP是2013年的3.29倍，年增长率为4.19%。这么高的投资率很容易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种情况假设投资率从48.3%每年下降0.5%，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保持在每年2.8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维持8.28%的年均增长率，2042年的实际GDP是2013年的10倍。第四种情况是最悲观的情况，假设投资率每年下降0.5%，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为零。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42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5%。这对于西方国家已经不错，但如此低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上述结果也显示，投资率逐步下降并不会使GDP增长有明显的放缓，但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的影响则较大。
下面先看什么因素决定投资率，再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高投资率来自高储蓄率的支持。中国2011年的总储蓄相当于GDP的52%。为什么中国储蓄率这么高？对此现象有不同解释。一些常见的解释是：中国福利制度不发达，所以人民需要多储蓄，以便自保；中国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多13%，求偶困难迫使多储蓄，从而增加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国进民退，大量资源由政府及国企控制，而它们偏向投资而不是消费。
高投资率的好处是可以推高GDP增长率，未来的消费水平可以提高，但坏处是当前的消费就要降低。于是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率，能够使人民未来30年的总消费折现最大化，也就是达到黄金比例的消费率。假设未来消费的年折现率为4%，从2013年到2042年的投资率稳定不变，黄金比例的消费率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假如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2.81%，投资的黄金比率应该是GDP的49.5%，这个数字与中国实际上的投资率差不多，中国大量投资没有错。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投资的黄金比例是GDP的39%，这一比例也是较高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高增长，关键还是生产效率能否不断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影响投资的黄金比率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方面，我对中国比较乐观。首先，中国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有利于工人积累经验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5.18亿人，城市的集群效应使城市的生产比农村更有效率，城镇化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未来，若中国城镇人口可提升到总人口的80%到90%，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延续二三十年，继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国仍有不少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并不大。最后，中国高学历人口不断增多，政府教育投资的空间还很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中国高增长的潜力仍在，高增长有可持续性。若要发挥潜力，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智琨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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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20 08:3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0期（总第1175期）
背景介绍：2014年11月1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雷鼎鸣教授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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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奇迹的经验
今年是《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在过去20年里，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经济创下人类历史上的奇迹。1994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当时世界上最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还要低。在此之后，中国维持了20年平均10%的增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并且，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这些成绩与《中国的奇迹》的预测是一致的。
尽管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过是6800美元。今天讨论中国奇迹的下一步，也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国家。目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9个季度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只有7.3%，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很大。中国未来能否维持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转型和发展的政策与主流理论有相当多背离的地方，主流理论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运行机制。下面结合之前的研究回答几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
（1）为什么在有很多制度与政策扭曲的状况下，中国为什么在1979-1993的15年间取得年均9.68%增长率的傲人成绩后，还能在维持20年年均9.82%的高速增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主张回归到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源自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前沿，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依赖于自身发明，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有成熟的方案作为参考，成本和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上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可以比发达国家高。中国在过去35年持续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后发优势。
（2）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之前不能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这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关。中国在建国以后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最前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低，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此外，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且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不符合当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这些先进产业中企业的持续经营，政府就必须不断给予各种保护补贴，采取价格扭曲和市场干预等方式，造成资源从有竞争力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错误配置到没有竞争力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见，在不当的发展战略下，即使存在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的绩效仍然较低。
（3）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尽快建立现代化大产业，都实施了赶超战略，其经济发展绩效跟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样差。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经历转型。中国转型的结果是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其他国家的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危机不断。
上述差异的根源在于转型战略。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依据华盛顿共识，要把各种政府干预和补贴一次性消除。这种转型战略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干预和补贴内生于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如果一次性取消干预和补贴，大企业就没有办法生存，导致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大企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国防安全所必需。在取消掉原来的扭曲之后，又要引进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甚至导致了更为巨额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东欧和其他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国家在经济绩效方面比改革之前还要差。
中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战略，具体做法是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性改革。中国为了维持稳定，继续给原有产业提供保护和补贴，同时放开在传统战略下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且因势利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较差。当时的做法是发展经济特区和各种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实施一站式服务。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要素的生产成本低，而且交易成本低，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总成本，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此外，当时中国是内向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为了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中国积极招商引资，把我国台湾、香港和韩国已经在全球贸易链条中立足的企业吸引到中国大陆，从而拥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
（4）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增长很好的情况下还存在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腐败问题、环境问题？我认为有的问题与双轨制渐进转型有关，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则与转型有关。双轨制转型虽能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但代价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比如金融体系较多服务于大型企业，农户以及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发展比较慢。大型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较低，相当于得到补贴。除了上述金融结构问题，资源税费偏低以及垄断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相伴而生的经济租金也会导致腐败的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低收入国家，当时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些扭曲所形成的保护及补贴是雪中送炭；目前我国是中高收入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如果再进行保护及补贴，就变成了锦上添花，对维持经济稳定没有帮助，造成的只是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的恶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消除各种扭曲，取消保护及补贴。改革落实后，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环境问题则主要与发展阶段有关。在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低，通常环境比较好。但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高，环境会较差。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环境问题就会改善。
（5）中国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归到中国是否仍有后发优势。衡量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少，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于平均劳动力水平，后者则反映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21%。根据日本、新加坡、韩国在同一水平的发展经验，可以判断中国从2008年开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需要有“有效的市场”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以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其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打下了基础，也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创造了条件。我想中国未来维持中高速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6）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一样取得高增长？从经济发展绩效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经济增长的本质，不能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时在经济转型中实事求是，我相信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数十年每年8%或更高的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雷鼎鸣：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在1994年就大胆预言，中国GDP会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当时并不懂中国，不相信中国的增长能持续，也不敢做此预言。中国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但过去的成功并不必然会延续到未来。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我先用邹至庄估算的中国GDP生产函数，再用“增长核算法”，定量估计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影响。据此，可以评估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增长空间与局限，进而讨论促进增长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到2011年，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但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68.3%，高于1990-2000期间的59.9%以及1978-1990期间的50.1%；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为29.8%，略低于1990-2000期间的36.4%以及1978-1990期间的33.8%。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比上述估计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资本的积累速度。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
既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快速积累，那么资本报酬递减是否会导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中国1994年的投资回报率为24%，2011年该数字变为21%，但将来能否保持？该问题没有理论上的必然答案，需要进行定量推算。
对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算，我们有不同的假设，并提出以下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最乐观的情况，假设投资比例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GDP的48.3%），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与2000-2011年的平均水平（每年2.81%）相同，劳动力不增长。计算结果是，2042年中国的实际GDP是2013年的12.9倍，平均每年增长9.22%。第二种情形仍假设投资率维持在GDP的48.3%，但全要素生产率完全停顿。这种情况下，到2042年，中国实际GDP是2013年的3.29倍，年增长率为4.19%。这么高的投资率很容易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种情况假设投资率从48.3%每年下降0.5%，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保持在每年2.8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维持8.28%的年均增长率，2042年的实际GDP是2013年的10倍。第四种情况是最悲观的情况，假设投资率每年下降0.5%，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为零。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42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5%。这对于西方国家已经不错，但如此低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上述结果也显示，投资率逐步下降并不会使GDP增长有明显的放缓，但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的影响则较大。
下面先看什么因素决定投资率，再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高投资率来自高储蓄率的支持。中国2011年的总储蓄相当于GDP的52%。为什么中国储蓄率这么高？对此现象有不同解释。一些常见的解释是：中国福利制度不发达，所以人民需要多储蓄，以便自保；中国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多13%，求偶困难迫使多储蓄，从而增加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国进民退，大量资源由政府及国企控制，而它们偏向投资而不是消费。
高投资率的好处是可以推高GDP增长率，未来的消费水平可以提高，但坏处是当前的消费就要降低。于是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率，能够使人民未来30年的总消费折现最大化，也就是达到黄金比例的消费率。假设未来消费的年折现率为4%，从2013年到2042年的投资率稳定不变，黄金比例的消费率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假如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2.81%，投资的黄金比率应该是GDP的49.5%，这个数字与中国实际上的投资率差不多，中国大量投资没有错。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投资的黄金比例是GDP的39%，这一比例也是较高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高增长，关键还是生产效率能否不断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影响投资的黄金比率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方面，我对中国比较乐观。首先，中国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有利于工人积累经验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5.18亿人，城市的集群效应使城市的生产比农村更有效率，城镇化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未来，若中国城镇人口可提升到总人口的80%到90%，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延续二三十年，继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国仍有不少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并不大。最后，中国高学历人口不断增多，政府教育投资的空间还很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中国高增长的潜力仍在，高增长有可持续性。若要发挥潜力，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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