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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20 08: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9期（总第1174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所前所长汪同三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汪同三：中国应对三次危机的经验
二十年以来，为了应对三次大规模的危机，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宏观政策，并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政策效果，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也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启示。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所有遭受攻击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包括泰国、韩国、台湾地区等。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币不贬值”。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币与美元挂钩，在大陆的帮助下也没有对港币进行贬值。这种做法避免了货币危机的恶化，保持了市场对于人民币和港币的信心，既稳定了大陆的经济，也维护了刚刚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的香港的经济秩序。此外，这一政策使得亚洲其他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不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出口竞争的威胁，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国际上普遍对中国 “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做出了正面评价，但中国此政策为付出了巨大代价。首先，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经历了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通缩周期。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CPI只有在1998年至2002年之间为负值，其他时期都处于不同水平的通胀。从长期来说，通缩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使得失业率上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不利。
其次，由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从1998年到1999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从2.5%恢复到3.1%，但中国经济却还在持续减速，从7.8%降至7.1%。到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已经回升到4.7%，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4.2%的水平，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8%，仍低危机之前。
以上两点负面效果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虽然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好于经济负增长的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但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仍不如人意。
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
2008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迅速做出反应，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由于消费很难在短期改变，出口也由于世界经济全面下滑而无法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刺激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投资力度。从这个角度看，“四万亿投资计划”是合理的。很多研究都佐证了这一计划在经济增长、就业、民生等方面的正面效果。比如说，社科院一项研究表明“四万亿投资计划”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2010年为0.7个百分点。与1997年时保持“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的政策一样，中国在2008年推行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样受到了国际舆论界的高度赞扬。
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小觑，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产业结构未得到改善、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虽然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弊病早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存在，但是不可否认“四万亿投资计划”加重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为了进行投资计划，政府必须增加支出。原则上只能由中央政府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发行国债的方式获得资金。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贷款。2008年，中国新增银行贷款为4.2万亿元，年度增幅为15%。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之后的2009和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分别攀升至9.6万亿元和7.5万亿元，年度增幅分别为32%和19.9%。由于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GDP增速加上通胀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维持15%左右（10%的GDP增长速度加上4%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合理的。然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大幅拉高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直接导致CPI从2009年的-0.7%攀升至2011年的5.4%，2012年才回落到2.6%。最严重的2011年6月至9月连续四个月的通胀水平都高于6%，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推行“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期间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倒退。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其视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然而，从2009年至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从46.2%上升至46.7%，反而第三产业比重从43.4%下降到43.2%。这两方面的现实都与改革的目标相违背。这主要是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第二产业中的上游制造业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刺激作用比较微弱。
此外，正是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促使了第二产业继续扩张，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比如说，中国的钢产能超过九亿吨，但是利用率仅仅为72%；中国的水泥产能大约为30亿吨，但是2015年的预期需求仅仅只有25.6亿吨； 58家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中仅仅只有10家至今仍在运转。
三、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经验
2009年，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中国却并没有像之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时那样出台强力政策救市，国际上出现一些批评中国的声音，指责中国政府不作为，担心未来中国经济发生硬着陆并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危害。
中国之所以没有推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经济虽然增速在放缓，但总体趋势是平稳的，增速由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3%，并进一步降至2012年的7.7%和2013年的7.7%。这样的经济增速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快的。其次，中国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因为短期刺激政策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国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不扩大赤字，对小微企业而不是所有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在货币政策方面，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中国还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积极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
四、近期宏观调控的新表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表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包括：第一，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第二，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第三，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第四，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五，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黄益平：中国改革及增长战略的成就与挑战
中国的改革存在两个最重要的双轨制。第一是国企、私企之间的双轨制，即保留了国有企业，同时也兼顾了民营企业。这有利于在改革初期避免严重的产出波动，同时也没有损害主要群体的既得利益，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之后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企份额不断被挤占，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较为平稳。第二则是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高度开放，无论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产品价格基本都是由供需决定。但在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上，政策性扭曲仍广泛存在，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这相当于变相对居民征税以补贴生产者，是一个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同时也造成过度投资等结构性问题。
现在中国处于增速换挡期。改革开放以来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但未来将进入7-8%左右的“新常态”阶段。对应于新形势，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区间调控”的说法，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因为“点调控”的做法太过僵化，而且事实上也难以掌控，区间调控的好处就是不限定具体增长速度，而是划定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是通胀不失控，下限是不产生大规模失业。现在区间调控的目标是将GDP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但问题是这个“左右”到底是多少，或者说到底多低的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目前来看，这个区间范围还是太小，一季度GDP增速为7.4%，各地政府就很紧张，这就说明大家内心里所理解的“7.5%左右”基本就是7.5%。
目前对于经济增长“区间”的理解之所以尚未统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存有争议。根据前者，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之前一系列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这种情形下，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稍微高一点还是说得过去的。如果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由于结构性因素，那就无法光靠刺激政策解决，就要把增长目标定得低一些。最近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产业升级， 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近期增长指标出现一定好转，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细项来看，会发现这一反弹主要是由于基础建设的增加带来的，而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仍在放缓。从其他一些数据来看，如进口、电力消耗、信贷、社会融资总额，当前经济还是非常疲软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加，以及货币供给、银行信贷、市场利率的放松。这些微刺激措施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只要刺激力度稍一减弱，经济很快又放缓。据此可以判断，下一步微刺激的措施还会陆续出台，但效果也会有限。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房地产下行的压力；银行坏账累积的风险；影子银行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平台问题。
十八届三中国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阶段的改革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很广，包含60个方面的措施，包括行政审批、财税改革、土地流转、户口制度等等；二是具有顶层权威，这包括最高权威的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对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三是转向完全的市场化，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改善，比如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代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出现回落。背后的原因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此后民工工资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这导致经常账户、消费率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出现积极变化。
未来中国经济将从“奇迹”转向更为平稳的阶段：经济增速将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抬头；此外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可能会更为剧烈；但从经济结构来上看长期将会进一步改善，主要反映为收入分配更为合理，经济结构更为平衡，产业升级加速。
中国的改变也会影响世界：中国增速的放缓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世界其他国家的外需；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压低了全球的通胀水平，而未来随着中国通胀压力的显现，中国可能从输出通缩转向输出通胀；中国将从一个大宗商品消费大国和制造业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消费市场；中国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不断演化；中国将从美国国债持有者转变为直接投资方；中国将更积极的参与全球活动，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付雪晴、邹静娴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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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20 08: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9期（总第1174期）
背景介绍：2014年10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联合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培训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所前所长汪同三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汪同三：中国应对三次危机的经验
二十年以来，为了应对三次大规模的危机，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宏观政策，并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政策效果，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也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启示。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所有遭受攻击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包括泰国、韩国、台湾地区等。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币不贬值”。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币与美元挂钩，在大陆的帮助下也没有对港币进行贬值。这种做法避免了货币危机的恶化，保持了市场对于人民币和港币的信心，既稳定了大陆的经济，也维护了刚刚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的香港的经济秩序。此外，这一政策使得亚洲其他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不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出口竞争的威胁，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国际上普遍对中国 “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做出了正面评价，但中国此政策为付出了巨大代价。首先，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经历了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通缩周期。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CPI只有在1998年至2002年之间为负值，其他时期都处于不同水平的通胀。从长期来说，通缩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使得失业率上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不利。
其次，由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从1998年到1999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从2.5%恢复到3.1%，但中国经济却还在持续减速，从7.8%降至7.1%。到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已经回升到4.7%，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4.2%的水平，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8%，仍低危机之前。
以上两点负面效果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虽然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好于经济负增长的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但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仍不如人意。
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
2008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迅速做出反应，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由于消费很难在短期改变，出口也由于世界经济全面下滑而无法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刺激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投资力度。从这个角度看，“四万亿投资计划”是合理的。很多研究都佐证了这一计划在经济增长、就业、民生等方面的正面效果。比如说，社科院一项研究表明“四万亿投资计划”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2010年为0.7个百分点。与1997年时保持“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的政策一样，中国在2008年推行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样受到了国际舆论界的高度赞扬。
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小觑，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产业结构未得到改善、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虽然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弊病早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存在，但是不可否认“四万亿投资计划”加重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为了进行投资计划，政府必须增加支出。原则上只能由中央政府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发行国债的方式获得资金。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贷款。2008年，中国新增银行贷款为4.2万亿元，年度增幅为15%。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之后的2009和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分别攀升至9.6万亿元和7.5万亿元，年度增幅分别为32%和19.9%。由于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GDP增速加上通胀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维持15%左右（10%的GDP增长速度加上4%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合理的。然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大幅拉高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直接导致CPI从2009年的-0.7%攀升至2011年的5.4%，2012年才回落到2.6%。最严重的2011年6月至9月连续四个月的通胀水平都高于6%，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推行“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期间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倒退。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其视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然而，从2009年至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从46.2%上升至46.7%，反而第三产业比重从43.4%下降到43.2%。这两方面的现实都与改革的目标相违背。这主要是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第二产业中的上游制造业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刺激作用比较微弱。
此外，正是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促使了第二产业继续扩张，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比如说，中国的钢产能超过九亿吨，但是利用率仅仅为72%；中国的水泥产能大约为30亿吨，但是2015年的预期需求仅仅只有25.6亿吨； 58家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中仅仅只有10家至今仍在运转。
三、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经验
2009年，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中国却并没有像之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时那样出台强力政策救市，国际上出现一些批评中国的声音，指责中国政府不作为，担心未来中国经济发生硬着陆并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危害。
中国之所以没有推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经济虽然增速在放缓，但总体趋势是平稳的，增速由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3%，并进一步降至2012年的7.7%和2013年的7.7%。这样的经济增速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快的。其次，中国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因为短期刺激政策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国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不扩大赤字，对小微企业而不是所有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在货币政策方面，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中国还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积极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
四、近期宏观调控的新表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表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包括：第一，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第二，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第三，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第四，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五，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黄益平：中国改革及增长战略的成就与挑战
中国的改革存在两个最重要的双轨制。第一是国企、私企之间的双轨制，即保留了国有企业，同时也兼顾了民营企业。这有利于在改革初期避免严重的产出波动，同时也没有损害主要群体的既得利益，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之后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企份额不断被挤占，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较为平稳。第二则是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高度开放，无论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产品价格基本都是由供需决定。但在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上，政策性扭曲仍广泛存在，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这相当于变相对居民征税以补贴生产者，是一个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同时也造成过度投资等结构性问题。
现在中国处于增速换挡期。改革开放以来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但未来将进入7-8%左右的“新常态”阶段。对应于新形势，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区间调控”的说法，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因为“点调控”的做法太过僵化，而且事实上也难以掌控，区间调控的好处就是不限定具体增长速度，而是划定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是通胀不失控，下限是不产生大规模失业。现在区间调控的目标是将GDP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但问题是这个“左右”到底是多少，或者说到底多低的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目前来看，这个区间范围还是太小，一季度GDP增速为7.4%，各地政府就很紧张，这就说明大家内心里所理解的“7.5%左右”基本就是7.5%。
目前对于经济增长“区间”的理解之所以尚未统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存有争议。根据前者，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之前一系列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这种情形下，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稍微高一点还是说得过去的。如果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由于结构性因素，那就无法光靠刺激政策解决，就要把增长目标定得低一些。最近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产业升级， 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近期增长指标出现一定好转，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细项来看，会发现这一反弹主要是由于基础建设的增加带来的，而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仍在放缓。从其他一些数据来看，如进口、电力消耗、信贷、社会融资总额，当前经济还是非常疲软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加，以及货币供给、银行信贷、市场利率的放松。这些微刺激措施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只要刺激力度稍一减弱，经济很快又放缓。据此可以判断，下一步微刺激的措施还会陆续出台，但效果也会有限。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房地产下行的压力；银行坏账累积的风险；影子银行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平台问题。
十八届三中国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阶段的改革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很广，包含60个方面的措施，包括行政审批、财税改革、土地流转、户口制度等等；二是具有顶层权威，这包括最高权威的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对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三是转向完全的市场化，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改善，比如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代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出现回落。背后的原因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此后民工工资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这导致经常账户、消费率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出现积极变化。
未来中国经济将从“奇迹”转向更为平稳的阶段：经济增速将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抬头；此外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可能会更为剧烈；但从经济结构来上看长期将会进一步改善，主要反映为收入分配更为合理，经济结构更为平衡，产业升级加速。
中国的改变也会影响世界：中国增速的放缓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世界其他国家的外需；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压低了全球的通胀水平，而未来随着中国通胀压力的显现，中国可能从输出通缩转向输出通胀；中国将从一个大宗商品消费大国和制造业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消费市场；中国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不断演化；中国将从美国国债持有者转变为直接投资方；中国将更积极的参与全球活动，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付雪晴、邹静娴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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