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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4-12-10 08: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2期（总第1177期）
背景介绍：2014年11月1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香港科技大学王勇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姚洋教授、余淼杰教授、徐建国副教授、席天扬助教授的发言。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宋国青：关于中国奇迹和未来增长的探讨
多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结构方面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货币或者社会融资总量高增长的现象，很多看法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构成对长期增长的重要制约。确实，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货币数量的增长更厉害。在最近几年，M2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出约5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差额更大一些。与此相适应，全社会债务总量与名义GDP的比例也在相当快上升。
在过去，很多分析将货币增长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或者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概括为货币化程度提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经济活动商品化程度等情况来看，货币化程度的提高速度应当是逐渐下降的。特别在住房商品化推广以后，整个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应当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对于过去几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应当考虑另外的解释，特别涉及到债务总量与名义GDP比例的较快上升，更应特别关注。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没有很明显的上升，其他一些口径调查统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尽相同，但与负债产出比的变化相比较而言都小很多。这个情况反映，企业总资产的增长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对于全社会而言，估计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资本产出比都会下降。国内资本存量加上国外投资净头寸，是累计的国民净储蓄。这个总量和GDP的比例也有长期的下降趋势。这样看来，M2和社会融资总量等金融总量指标和资本存量或者累计国民储蓄的比例相对比较平稳。
部分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过去几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比较低。加上股市融资量非常小，企业资本金的增长率比较低。在宏观景气比较弱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的风险升水居高不下。这样来看，增加企业股权融资的比例十分重要。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里存在着均衡的合适比例。如果由于资本金缺乏导致了过高的借贷利率风险升水，企业资本金的溢价就会比较高，这会导致股权融资的增加。所以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要务是疏通资本市场，让市场决定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比例。
目前全社会投资报酬率还比较高。根据收入法GDP数据推算，2012年扣除掉固定资产折旧的营业盈余占营业盈余与劳动报酬之和的比例为36.0%。按这个比例和估计的资本存量可以估算全社会投资报酬率。不过这样算出来的投资报酬率是过去投资的报酬率，现在投资在未来实现的报酬率有下降的倾向。由于目前水平仍然比较高，在缓慢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支持目前的投资水平。相比之下，银行定活期存款加上流通现金的平均利率在很长时间低于CPI通胀率，目前勉强转正。即使考虑到理财产品的较高收益率，非股权居民金融资产的真实收益率也不会高。另外一个情况是，商品住宅销售额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将导致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相对高增长。资金供给的这个变化有压低真实利率的倾向。目前的一个重要情况仍然是居民非股权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以及企业债券的利率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情况意味着，加快推进金融业的竞争和利率市场化有很大潜力。如果这个潜力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资本产出比上升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报酬率的压力。疏通资本市场和推进金融业竞争与利率市场化，自然是相得益彰的。
各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担忧也比较多。不过，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情况是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高增长。到10月底，机构团体银行存款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机关团体存款加上财政存款超过22万亿元。机关团体包括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存款的相当部分和企业存款性质相近，不能算成政府的资金。这个情况也显示，过去几年工业部门利润和资本金增长率显著下降，但服务业收入和资本金增长率比较高。总体来看，政府负债有几年增长率高，但同时政府机关和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的银行存款增长率也很高。由此来看，有关改革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总结一下，金融方面增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改革有非常大的潜力。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表面的，有些不花太大成本就可以显著改变，就是说金融改革还有很大的浮财可以捞，当然也有一些改革难度比较大。总的来看，有理由认为金融可以为未来较长时期的较高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王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已经六年，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自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来，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花了31年和36使得人均GDP达到 22000美元，马来西亚花了36年使得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墨西哥花了60年使得人均GDP达到 13000美元。后者出现的经济水平停滞不前的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面临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状。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特点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据统计，低收入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占所有服务业的比重没有规律，而在中高收入阶段该比重与人均GDP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上游主要被国有企业垄断，而下游面临充分竞争。垄断的国有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下游民营企业的竞争来获取利润。因此，国有企业发达这一现象属于扭曲，而非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的结果。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缺乏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不得不花费巨资从发达国家进口。
在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不会阻碍GDP的增长，但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果生产性服务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就会抑制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展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迫在眉睫。
政府应当帮助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上游。政府的干预可以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当进入成本过于高昂时，政府需要降低进入成本。其二，当市场对上游行业的前景持有悲观预期时，政府需要鼓励企业进入。其三，政府应当防止市场的过度乐观，避免企业盲目涌进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上游，反而失去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席天扬：民主和发展的跨国数据分析
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民主对经济增长不利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再分配偏差”观点，即在任何社会处于中位数的选民的收入都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因此民主制度偏好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利储蓄和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冷战结束之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民主会促进经济的增长。Olson和Acemoglu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选民对政府的控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在政治竞争中产生好的经济政策，并使得政治家更加努力等等。
从跨国的基尼系数数据和GDP增长率的关系来看，看不到民主制度不利经济增长的证据。如果将所有国家分为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两组，基尼系数相同的民主制国家和非民主制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几乎相同。因此，民主制度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
民主制度可能通过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影响长期增长的路径和方式。在民主制度下，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更好，消费的比重以及劳动收入的比重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更快。这有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姚洋：工业化、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很多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但是现有文献认为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无关。我们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固定汇率制度是否在发展阶段早期有助于经济增长。
我们的结论是，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两个条件是：可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快于不可贸易部门；中央银行愿意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而积累外汇储备并采取其它措施控制通胀。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名义汇率会根据贸易盈余情况进行调整，并使贸易达到均衡。在此情况下，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就受限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使得可贸易部门从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获得的收益被国内价格的上涨所抵消。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名义汇率不能升值，贸易盈余可以持续存在。国内价格可能不能很快上涨，因为一方面国内价格具有粘性，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会在积累外汇储备的同时采取对冲性的货币政策和/或更高的准备金率以便控制货币供给和通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弹性小于1，这意味着可贸易部门从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获得的收益不会被国内价格的上涨所抵消。因此，可贸易部门获得了更多资源。
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开始下降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中国正处于类似的转变阶段。因此，中国需要考虑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取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徐建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
过去几十年见证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实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最快速的上涨。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多争议。理论上，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现投资多样化，深化金融发展，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难以证实上述理论推断。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资本账户都存在很多管制。这些重要经济体是否放开资本账户，对于全球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的研究将资本账户分为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分析两种自由化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流入方面的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流出方面的自由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金融市场较不发达、更多腐败或者收入差距更大，则上述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更加依赖外部资本、资本密集程度高或者技术密集程度高，则上述效应同样更加明显。我们的研究同样能证实，渐进式、有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之所以会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自由化之后的资本流入会促进投资，高投资率伴随高增长率。相反，自由化之后的资本流出则会扩大金融市场的风险，从而不利经济增长。
余淼杰：国家级开发区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
世界第一个开发区出现在1547年的意大利里南那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通过开发区为当地带来大批建设资金、稳定的税收来源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进而带动当地的就业和人均收入。
在中国，开发区是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门户。几乎每一次改革的深化都伴随着重要开发区的建立，通过设立开发区来吸引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也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时至今日，开发区仍然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继续为经济改革提供优质的试验田。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特别是设立开发区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而对微观层面上的企业行为研究甚少。为数不多的几篇涉及到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城市层面上的加总，对企业生产率的衡量和计算比较粗略，可能存在着加总偏误、选择偏误和同步偏误。结果是在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是否有影响这个问题上说法各异，尚无定论。
我们的研究使用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研究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补充、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对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细致的计算和处理，以剔除在既有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加总偏误、选择偏误和同步偏误，并选取多种衡量企业生产率的指标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尝试区分了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既有研究中尚属首次。
们的研究舍弃了省级开发区数据，只是用国家级开发区数据。原因如下：第一，省级开发区的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省级开发区质量较差，开发区内外无明显区别，区内企业较少，产值较低，而国家级开发区普遍质量较好。第二，国家级开发区内的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高度趋同，而省级开发区内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控制。第三，省级开发区多侧重于扶持特定的产业，而国家级开发区对行业倾向性较低。因此，省级开发区的异质性较大，不可比。
我们也分析了不同开发区的差异，把国家级开发区分为经济开放区（截至2006年，49个）、高新区（53个）、出口加工区（58个）、保税区（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4个）和其他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33个）。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享受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以及产权保护、银行授信、外汇使用、审批流程等方面的优待。但这些开发区的管理部门不同，发展目标有所差异。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企业附近国家级开发区的数目对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有显著的正面间接影响；将开发区分成不同的类别来看，只有高新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
（何秋谷、王晶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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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10 08: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2期（总第1177期）
背景介绍：2014年11月1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香港科技大学王勇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姚洋教授、余淼杰教授、徐建国副教授、席天扬助教授的发言。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宋国青：关于中国奇迹和未来增长的探讨
多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结构方面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货币或者社会融资总量高增长的现象，很多看法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构成对长期增长的重要制约。确实，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货币数量的增长更厉害。在最近几年，M2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出约5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差额更大一些。与此相适应，全社会债务总量与名义GDP的比例也在相当快上升。
在过去，很多分析将货币增长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或者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概括为货币化程度提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经济活动商品化程度等情况来看，货币化程度的提高速度应当是逐渐下降的。特别在住房商品化推广以后，整个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应当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对于过去几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应当考虑另外的解释，特别涉及到债务总量与名义GDP比例的较快上升，更应特别关注。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没有很明显的上升，其他一些口径调查统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尽相同，但与负债产出比的变化相比较而言都小很多。这个情况反映，企业总资产的增长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对于全社会而言，估计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资本产出比都会下降。国内资本存量加上国外投资净头寸，是累计的国民净储蓄。这个总量和GDP的比例也有长期的下降趋势。这样看来，M2和社会融资总量等金融总量指标和资本存量或者累计国民储蓄的比例相对比较平稳。
部分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过去几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比较低。加上股市融资量非常小，企业资本金的增长率比较低。在宏观景气比较弱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的风险升水居高不下。这样来看，增加企业股权融资的比例十分重要。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里存在着均衡的合适比例。如果由于资本金缺乏导致了过高的借贷利率风险升水，企业资本金的溢价就会比较高，这会导致股权融资的增加。所以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要务是疏通资本市场，让市场决定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比例。
目前全社会投资报酬率还比较高。根据收入法GDP数据推算，2012年扣除掉固定资产折旧的营业盈余占营业盈余与劳动报酬之和的比例为36.0%。按这个比例和估计的资本存量可以估算全社会投资报酬率。不过这样算出来的投资报酬率是过去投资的报酬率，现在投资在未来实现的报酬率有下降的倾向。由于目前水平仍然比较高，在缓慢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支持目前的投资水平。相比之下，银行定活期存款加上流通现金的平均利率在很长时间低于CPI通胀率，目前勉强转正。即使考虑到理财产品的较高收益率，非股权居民金融资产的真实收益率也不会高。另外一个情况是，商品住宅销售额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将导致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相对高增长。资金供给的这个变化有压低真实利率的倾向。目前的一个重要情况仍然是居民非股权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以及企业债券的利率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情况意味着，加快推进金融业的竞争和利率市场化有很大潜力。如果这个潜力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资本产出比上升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报酬率的压力。疏通资本市场和推进金融业竞争与利率市场化，自然是相得益彰的。
各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担忧也比较多。不过，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情况是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高增长。到10月底，机构团体银行存款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机关团体存款加上财政存款超过22万亿元。机关团体包括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存款的相当部分和企业存款性质相近，不能算成政府的资金。这个情况也显示，过去几年工业部门利润和资本金增长率显著下降，但服务业收入和资本金增长率比较高。总体来看，政府负债有几年增长率高，但同时政府机关和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的银行存款增长率也很高。由此来看，有关改革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总结一下，金融方面增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改革有非常大的潜力。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表面的，有些不花太大成本就可以显著改变，就是说金融改革还有很大的浮财可以捞，当然也有一些改革难度比较大。总的来看，有理由认为金融可以为未来较长时期的较高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王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已经六年，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自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来，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花了31年和36使得人均GDP达到 22000美元，马来西亚花了36年使得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墨西哥花了60年使得人均GDP达到 13000美元。后者出现的经济水平停滞不前的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面临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状。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特点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据统计，低收入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占所有服务业的比重没有规律，而在中高收入阶段该比重与人均GDP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上游主要被国有企业垄断，而下游面临充分竞争。垄断的国有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下游民营企业的竞争来获取利润。因此，国有企业发达这一现象属于扭曲，而非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的结果。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缺乏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不得不花费巨资从发达国家进口。
在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不会阻碍GDP的增长，但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果生产性服务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就会抑制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展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迫在眉睫。
政府应当帮助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上游。政府的干预可以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当进入成本过于高昂时，政府需要降低进入成本。其二，当市场对上游行业的前景持有悲观预期时，政府需要鼓励企业进入。其三，政府应当防止市场的过度乐观，避免企业盲目涌进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上游，反而失去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席天扬：民主和发展的跨国数据分析
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民主对经济增长不利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再分配偏差”观点，即在任何社会处于中位数的选民的收入都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因此民主制度偏好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利储蓄和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冷战结束之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民主会促进经济的增长。Olson和Acemoglu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选民对政府的控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在政治竞争中产生好的经济政策，并使得政治家更加努力等等。
从跨国的基尼系数数据和GDP增长率的关系来看，看不到民主制度不利经济增长的证据。如果将所有国家分为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两组，基尼系数相同的民主制国家和非民主制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几乎相同。因此，民主制度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
民主制度可能通过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影响长期增长的路径和方式。在民主制度下，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更好，消费的比重以及劳动收入的比重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更快。这有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姚洋：工业化、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很多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但是现有文献认为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无关。我们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固定汇率制度是否在发展阶段早期有助于经济增长。
我们的结论是，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两个条件是：可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快于不可贸易部门；中央银行愿意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而积累外汇储备并采取其它措施控制通胀。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名义汇率会根据贸易盈余情况进行调整，并使贸易达到均衡。在此情况下，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就受限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使得可贸易部门从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获得的收益被国内价格的上涨所抵消。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名义汇率不能升值，贸易盈余可以持续存在。国内价格可能不能很快上涨，因为一方面国内价格具有粘性，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会在积累外汇储备的同时采取对冲性的货币政策和/或更高的准备金率以便控制货币供给和通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弹性小于1，这意味着可贸易部门从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获得的收益不会被国内价格的上涨所抵消。因此，可贸易部门获得了更多资源。
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开始下降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中国正处于类似的转变阶段。因此，中国需要考虑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取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徐建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
过去几十年见证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实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最快速的上涨。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多争议。理论上，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现投资多样化，深化金融发展，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难以证实上述理论推断。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资本账户都存在很多管制。这些重要经济体是否放开资本账户，对于全球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的研究将资本账户分为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分析两种自由化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流入方面的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流出方面的自由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金融市场较不发达、更多腐败或者收入差距更大，则上述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更加依赖外部资本、资本密集程度高或者技术密集程度高，则上述效应同样更加明显。我们的研究同样能证实，渐进式、有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之所以会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自由化之后的资本流入会促进投资，高投资率伴随高增长率。相反，自由化之后的资本流出则会扩大金融市场的风险，从而不利经济增长。
余淼杰：国家级开发区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
世界第一个开发区出现在1547年的意大利里南那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通过开发区为当地带来大批建设资金、稳定的税收来源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进而带动当地的就业和人均收入。
在中国，开发区是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门户。几乎每一次改革的深化都伴随着重要开发区的建立，通过设立开发区来吸引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也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时至今日，开发区仍然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继续为经济改革提供优质的试验田。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特别是设立开发区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而对微观层面上的企业行为研究甚少。为数不多的几篇涉及到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城市层面上的加总，对企业生产率的衡量和计算比较粗略，可能存在着加总偏误、选择偏误和同步偏误。结果是在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是否有影响这个问题上说法各异，尚无定论。
我们的研究使用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研究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补充、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对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细致的计算和处理，以剔除在既有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加总偏误、选择偏误和同步偏误，并选取多种衡量企业生产率的指标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尝试区分了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既有研究中尚属首次。
们的研究舍弃了省级开发区数据，只是用国家级开发区数据。原因如下：第一，省级开发区的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省级开发区质量较差，开发区内外无明显区别，区内企业较少，产值较低，而国家级开发区普遍质量较好。第二，国家级开发区内的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高度趋同，而省级开发区内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控制。第三，省级开发区多侧重于扶持特定的产业，而国家级开发区对行业倾向性较低。因此，省级开发区的异质性较大，不可比。
我们也分析了不同开发区的差异，把国家级开发区分为经济开放区（截至2006年，49个）、高新区（53个）、出口加工区（58个）、保税区（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4个）和其他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33个）。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享受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以及产权保护、银行授信、外汇使用、审批流程等方面的优待。但这些开发区的管理部门不同，发展目标有所差异。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企业附近国家级开发区的数目对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有显著的正面间接影响；将开发区分成不同的类别来看，只有高新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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