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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19 05:3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研讨会系列简报之一
简报2014年第084期（总第1179期）
背景介绍：2014年12月10日上午，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教育学院合作完成的十三五规划项目课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研究”汇报研讨会于朗润园512会议室举行。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岳昌君教授。
观点摘要：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提倡的“宽口径”教育模式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坚持“学术研究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素质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结构。具体地，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借鉴德国经验，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即分成研究型综合大学、研究型技术大学、技术学院和高职四大类。为了应对未来十年经济升级的需要，国家还应该加大对在职培训的投入，提高目前1亿多进城务工青年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本报告研究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型高等教育结构。报告分为五章，分别描述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回顾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并指出其中的问题、分析美国和德国的教育体系与它们各自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我国下一步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
一、经济结构转型及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关键时期。尽管制造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已经开始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造业仍将是我国经济的支柱，并将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是一个国家（地区）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我国需要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配合制造业顺利完成转型升级。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如技师和高级技师等）供给不足，高级技工供需矛盾严重，从而在整体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在工业4.0的浪潮即将席卷全球的时代，我国应当利用职业教育的后发优势，推广职业教育以储备大量技术型人才，顺利完成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增长。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30多年时间里平均10%左右。在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处在40-50%的区间内。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调整。201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回落至43.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增加到46.1%，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与此同时，2013年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出现200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回调至30.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至38.5%。第二产业的主体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内部也出现结构调整。一方面，加工贸易附加值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与IT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自2000年以来一直上升。据多位学者研究，中国IT制造业的RCA指数（反映一个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指数越高则国际竞争力越强）已经超过0.8，中国装备制造业的RCA指数已经超过1.25。在“十三五”时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出口行业将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中国设计”的IT制造业，从而利用我国新时期的比较优势：资本投入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
国际经验表明，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各国制造业的比重几乎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保持了较高的制造业比重，而失败国家的制造业比重较低。因此，制造业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韩国197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1991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制造业的比重保持增长趋势。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韩国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不过仍然保持在25%-30%的区间内。进入21世纪，由于电子产品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异军突起，韩国制造业比重又出现显著上升。失败国家的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在1950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直到2007年才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了接近60年，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根廷过早地进行了“去工业化”，其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幕已经拉开，制造业将继续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推动力，同时还要向高端装备制造发展，从一个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以智能化生产为主导的“工业4.0”浪潮开始兴起，国内企业会进一步增加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的依赖，而低水平的非熟练劳动力将逐渐被智能机器所替代。这需要着力培养拥有专业技能的、适合新型制造业的各层次技术工人和技师。可是目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需求除以供给的比率）在同时期显著高于普通工种。如果不能将普通工人培养成为技术工人，技工的供求矛盾会进一步加剧。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改革开放之后，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经历了“平稳发展——迅速增长——增长放缓”的变化过程。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1998年为9.76%，1999年高校扩招后迅速提高，2013年已经达到34.5%，在校生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到了大众化阶段。
与扩招同步，我国教育体系经历了从强调专门教育到强调“宽口径”教育的转变。许多技术类学院纷纷升级为综合性大学，新建的本科和专科学校也大多为成本较低的应用文科。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相关的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等专业往往由于较高的门槛和建设成本，在专科院校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结果是，理学、工学等专业的在校生数虽然也有所增长，但相对规模变小；财经成为专科第一大专业门类，规模远高于制造、土建等工科大类。这样的科类结构不利于学科多样性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
数据表明，本科就业率低于专科就业率；毕业生整体工资水平尽管有所增加，但低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IT、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水平较高，而制造业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水平处于较低水平。这些趋势均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三、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美国高等教育包括三大类：一是处于最顶端的是各类研究型大学，以从事基础性、学术性研究著称，设有庞大的研究生院，能授予博士学位；二是本科大学，是以四年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及学院，多为州立大学，培养目标为中级科技、学术及专业人才，修满四年授予学士学位；三是社区学院，包括两年制的普及学院和技术专科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中成绩较低和同等学历的学生，毕业时授予副学士学位。社区学院帮助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相互衔接，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转到四年制大学继续攻读更高水平学位教育。
与四年制大学相比，美国两年制学院的入学率呈增加趋势，副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则呈减少趋势，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规模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从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来看，不同学历的专业结构变化趋势并非一致。比如学士学位的应用学科（如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在经历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后呈现下降趋势；而一些传统学科（如人文学科以及社会与行为科学）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急剧减少后开始反弹。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就业结构来看，一方面各类管理技术类职位多为高等教育群体占据，而服务业等多由非高等教育群体从事；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在不同专业之间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工学、健康服务专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以及商学和管理学专业的毕业生起薪水平较高。
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和美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相一致的。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只占全部就业的12%，而且主要集中在电子和生物医药这样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高端服务业，特别是在金融、保险、软件和娱乐等领域。另外，美国是世界思想和科学研究的重镇，引领几乎所有领域。由于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德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在德国，综合性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是两类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综合性大学具有科研能力，主要培养高素质学术人才；而应用科学大学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学科开设、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综合性大学的学习人数和应用科学大学修读人数比例约为6：4，近年来应用科学大学就读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语言文化学科、数学与自然科学、医药健康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就读于综合性大学；机械科学、社会科学及农林营养学科的学生则相对更多地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将近三分之二的工程科学毕业生都来自于应用科学大学。
从高等教育的科目结构上看，人文社会学科占比约为51%，理工科占比约45%，艺术类占比约4%。本科和硕士阶段，人文社会学科数量和理工科学生数量相近，本科人文社科学生略多，而硕士理工科略多；在博士阶段，工科类毕业人数远超过人文社科类毕业生。
从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联系上来看，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符合其就业市场特点。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第二产业占更大的就业比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科学大学是制造业稳定的人才输送基地。德国是拥有汽车和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气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工业、化学工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等多个优势产业的发达工业国家，德国的教育制度为适应德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适应该国特点，平衡了科研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社会科学人才和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发展出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教育模式，并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调整。
综上，德国的教育体系非常务实。相比于美国，它更加强调培养能够胜任连续性技术创新的技术人才。在大学教育之前，学生就已经开始分流，一些学生进入普通中学，另一些学生进入职业中学。大学则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大学两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后者的学生比例不断增加。德国的这种教育结构和德国的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直到今天，德国的制造业就业仍然达到全部就业的四分之一，它的技术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中级技术领域。
五、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进入7%左右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依赖投资驱动、外贸驱动、劳动力要素驱动进入了依靠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的新模式。产业调整和升级也进入了关键时期，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传统制造业需要升级为高端制造业。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在新的形势下，高等教育要相应地改革和发展，在“十三五”期间，应该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提高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我国未来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居于顶部的是少数高端科研人才，中部是数量较多的技术研发人才，底部是数量众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一个金字塔人才结构既可以为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充分的保障，又可以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德国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比重。在扩招过程中，增量部分应该面向市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调整学科结构，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仍是制造业大国，因此理工科仍然要格外重视。此外，需要调整课程结构，为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时代的需要，改变课程内容，增加更多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省际之间应该存在适当差异，发展规模和结构一定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各省区市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定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我国应当转变单一的“宽口径”教育模式，坚持“学术研究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素质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结构。具体而言，国家应该把高等学校分成研究型综合大学、研究型技术大学、技术学院和高职四大类。研究型综合大学专业设置齐全，培养文、理、工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技术大学以工科、医学或农学为主，培养高级技术研究人才；技术学院以教学为主，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高职专注于培养技术工人，主要担负起年轻工人的再教育任务。建议国家对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到各级政府正规教育投入总和5%的水平，并在其中分出一定的比例投资高职院校。
（张晓玉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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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19 05:3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研讨会系列简报之一
简报2014年第084期（总第1179期）
背景介绍：2014年12月10日上午，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教育学院合作完成的十三五规划项目课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研究”汇报研讨会于朗润园512会议室举行。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岳昌君教授。
观点摘要：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提倡的“宽口径”教育模式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坚持“学术研究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素质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结构。具体地，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借鉴德国经验，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即分成研究型综合大学、研究型技术大学、技术学院和高职四大类。为了应对未来十年经济升级的需要，国家还应该加大对在职培训的投入，提高目前1亿多进城务工青年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本报告研究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型高等教育结构。报告分为五章，分别描述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回顾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并指出其中的问题、分析美国和德国的教育体系与它们各自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我国下一步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
一、经济结构转型及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关键时期。尽管制造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已经开始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造业仍将是我国经济的支柱，并将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是一个国家（地区）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我国需要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配合制造业顺利完成转型升级。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如技师和高级技师等）供给不足，高级技工供需矛盾严重，从而在整体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在工业4.0的浪潮即将席卷全球的时代，我国应当利用职业教育的后发优势，推广职业教育以储备大量技术型人才，顺利完成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增长。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30多年时间里平均10%左右。在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处在40-50%的区间内。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调整。201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回落至43.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增加到46.1%，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与此同时，2013年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出现200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回调至30.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至38.5%。第二产业的主体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内部也出现结构调整。一方面，加工贸易附加值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与IT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自2000年以来一直上升。据多位学者研究，中国IT制造业的RCA指数（反映一个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指数越高则国际竞争力越强）已经超过0.8，中国装备制造业的RCA指数已经超过1.25。在“十三五”时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出口行业将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中国设计”的IT制造业，从而利用我国新时期的比较优势：资本投入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
国际经验表明，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各国制造业的比重几乎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保持了较高的制造业比重，而失败国家的制造业比重较低。因此，制造业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韩国197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1991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制造业的比重保持增长趋势。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韩国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不过仍然保持在25%-30%的区间内。进入21世纪，由于电子产品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异军突起，韩国制造业比重又出现显著上升。失败国家的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在1950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直到2007年才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了接近60年，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根廷过早地进行了“去工业化”，其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幕已经拉开，制造业将继续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推动力，同时还要向高端装备制造发展，从一个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以智能化生产为主导的“工业4.0”浪潮开始兴起，国内企业会进一步增加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的依赖，而低水平的非熟练劳动力将逐渐被智能机器所替代。这需要着力培养拥有专业技能的、适合新型制造业的各层次技术工人和技师。可是目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需求除以供给的比率）在同时期显著高于普通工种。如果不能将普通工人培养成为技术工人，技工的供求矛盾会进一步加剧。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改革开放之后，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经历了“平稳发展——迅速增长——增长放缓”的变化过程。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1998年为9.76%，1999年高校扩招后迅速提高，2013年已经达到34.5%，在校生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到了大众化阶段。
与扩招同步，我国教育体系经历了从强调专门教育到强调“宽口径”教育的转变。许多技术类学院纷纷升级为综合性大学，新建的本科和专科学校也大多为成本较低的应用文科。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相关的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等专业往往由于较高的门槛和建设成本，在专科院校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结果是，理学、工学等专业的在校生数虽然也有所增长，但相对规模变小；财经成为专科第一大专业门类，规模远高于制造、土建等工科大类。这样的科类结构不利于学科多样性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
数据表明，本科就业率低于专科就业率；毕业生整体工资水平尽管有所增加，但低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IT、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水平较高，而制造业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水平处于较低水平。这些趋势均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三、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美国高等教育包括三大类：一是处于最顶端的是各类研究型大学，以从事基础性、学术性研究著称，设有庞大的研究生院，能授予博士学位；二是本科大学，是以四年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及学院，多为州立大学，培养目标为中级科技、学术及专业人才，修满四年授予学士学位；三是社区学院，包括两年制的普及学院和技术专科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中成绩较低和同等学历的学生，毕业时授予副学士学位。社区学院帮助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相互衔接，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转到四年制大学继续攻读更高水平学位教育。
与四年制大学相比，美国两年制学院的入学率呈增加趋势，副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则呈减少趋势，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规模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从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来看，不同学历的专业结构变化趋势并非一致。比如学士学位的应用学科（如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在经历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后呈现下降趋势；而一些传统学科（如人文学科以及社会与行为科学）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急剧减少后开始反弹。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就业结构来看，一方面各类管理技术类职位多为高等教育群体占据，而服务业等多由非高等教育群体从事；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在不同专业之间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工学、健康服务专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以及商学和管理学专业的毕业生起薪水平较高。
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和美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相一致的。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只占全部就业的12%，而且主要集中在电子和生物医药这样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高端服务业，特别是在金融、保险、软件和娱乐等领域。另外，美国是世界思想和科学研究的重镇，引领几乎所有领域。由于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德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在德国，综合性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是两类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综合性大学具有科研能力，主要培养高素质学术人才；而应用科学大学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学科开设、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综合性大学的学习人数和应用科学大学修读人数比例约为6：4，近年来应用科学大学就读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语言文化学科、数学与自然科学、医药健康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就读于综合性大学；机械科学、社会科学及农林营养学科的学生则相对更多地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将近三分之二的工程科学毕业生都来自于应用科学大学。
从高等教育的科目结构上看，人文社会学科占比约为51%，理工科占比约45%，艺术类占比约4%。本科和硕士阶段，人文社会学科数量和理工科学生数量相近，本科人文社科学生略多，而硕士理工科略多；在博士阶段，工科类毕业人数远超过人文社科类毕业生。
从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联系上来看，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符合其就业市场特点。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第二产业占更大的就业比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科学大学是制造业稳定的人才输送基地。德国是拥有汽车和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气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工业、化学工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等多个优势产业的发达工业国家，德国的教育制度为适应德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适应该国特点，平衡了科研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社会科学人才和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发展出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教育模式，并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调整。
综上，德国的教育体系非常务实。相比于美国，它更加强调培养能够胜任连续性技术创新的技术人才。在大学教育之前，学生就已经开始分流，一些学生进入普通中学，另一些学生进入职业中学。大学则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大学两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后者的学生比例不断增加。德国的这种教育结构和德国的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直到今天，德国的制造业就业仍然达到全部就业的四分之一，它的技术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中级技术领域。
五、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进入7%左右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依赖投资驱动、外贸驱动、劳动力要素驱动进入了依靠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的新模式。产业调整和升级也进入了关键时期，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传统制造业需要升级为高端制造业。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在新的形势下，高等教育要相应地改革和发展，在“十三五”期间，应该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提高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我国未来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居于顶部的是少数高端科研人才，中部是数量较多的技术研发人才，底部是数量众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一个金字塔人才结构既可以为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充分的保障，又可以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德国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比重。在扩招过程中，增量部分应该面向市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调整学科结构，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仍是制造业大国，因此理工科仍然要格外重视。此外，需要调整课程结构，为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时代的需要，改变课程内容，增加更多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省际之间应该存在适当差异，发展规模和结构一定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各省区市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定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我国应当转变单一的“宽口径”教育模式，坚持“学术研究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素质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结构。具体而言，国家应该把高等学校分成研究型综合大学、研究型技术大学、技术学院和高职四大类。研究型综合大学专业设置齐全，培养文、理、工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技术大学以工科、医学或农学为主，培养高级技术研究人才；技术学院以教学为主，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高职专注于培养技术工人，主要担负起年轻工人的再教育任务。建议国家对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到各级政府正规教育投入总和5%的水平，并在其中分出一定的比例投资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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