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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25 09: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7期（总第1182期）
背景介绍：2014年11月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万众楼举行。来自苏黎世大学经济系的Fabrizio Zilibotti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超越”的讲座。
观点摘要：中国改变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成就巨大。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和共产党内部的激励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未来，中国的增长将会更加依赖技术创新，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虽然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不会出现“硬着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中国改变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如果只看1980年以前的数据，会发现穷国依旧贫穷、富国依旧富裕。发达国家贡献了世界GDP的64%，新兴市场国家仅贡献25%左右。当时经济学家力图解释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为什么没有趋同。在1980年以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减小，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学家需要对这种收入趋同现象做出解释。
从其它角度看，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成就巨大。中国曾经比印度、尼日利亚等相对贫穷的国家还要穷，但随后很快实现赶超。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1年的84%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一个人口大国以如此快的速度消除贫困，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外，中国已从农业型国家转变为城镇型国家（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从国有企业占主导转变为私营企业蓬勃发展。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增长？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因素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发挥作用？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首先是市场化的改革措施。邓小平时期的经济改革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79年到198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生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济特区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在1988-92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不满，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关系趋于激化。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结束了不稳定时期，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中国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经济特区继续发展扩大，吸引了大量外资，合资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或停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政府鼓励；1998年取消了福利分房，住房逐步商品化；1997年，国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埋下了种子。
这里着重介绍经济特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政府试图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一方面招商引资，获得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经济政策的试验。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首先成为经济特区。随后，经济特区的范围迅速扩大，1984年包括了14个东海岸城市，并在1992、1998和2005年先后延伸到内陆的省会城市和中型城市。有研究认为，经济特区在长期会使城市的人均GDP升高20%，经济特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吸引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而对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相对有限。此外，经济特区对周边地区形成的是“挤入”效应而非“挤出”效应。
党内激励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中国的腐败现象仍较为严重，但现行的官员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增长。这其中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党内官员晋升的激励体系，这方面虽然有多方面指标，但最核心的一直是促进GDP增长和解决党内紧急事务的能力，因为这两个指标效果直接且便于测量；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分权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近期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经济表现确实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确实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密不可分。
二、金融缺陷下的私有化转型
从1997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制造业中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占比迅速提高；二是工资增速相对于GDP增速偏低；三是投资回报率较高，并且不呈现出递减现象；四是庞大且持续的贸易顺差。
2011年Song et al.提出的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这些现象。根据这个理论，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企业，其中国有企业生产率较低但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私营企业生产率较高但受到较大的融资约束，仅依靠自有储蓄进行融资。于是就存在着金融体系不健全及其导致的资源错配。经济改革触发了私有化转型。如果没有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待，国有企业将会瞬间被高生产率的私营企业挤出市场。由于国有企业能更容易获得贷款，它们会暂时存留下来。随着时间推移，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雇佣劳动占比会超过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占比。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的重配置，资本的平均回报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升高。
这个理论还可以解释中国转型中的“谜题”。其中之一就是：既然中国投资回报率很高，为什么资本仍会向国外流动？这是因为中国虽然有很高的投资率，但是储蓄率更高。高储蓄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更多的国内投资，原因在于银行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而无法有效的将家庭储蓄转化为生产率更高的私营企业的资金。
中国正发生飞速的变化，上述情形是否出现了改变？国有企业在获得信贷融资方面的优势是否仍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是否减小了？已有研究发现资本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错配更严重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但资本生产率的趋同则不显著；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高于私营企业，但二者绝对水平的差距仍然存在。
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困境之一是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国内银行体系受到较多的管制。一方面是存款利率上限没有放开，一方面是四大国有银行有较强的垄断力量。同时，由于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国内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这些导致了金融抑制：虽然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储蓄者获得的利率却很低。从2009年开始，表外业务激增，出现了大量“影子银行”。这种对于金融抑制和过度监管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中国目前的金融现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也为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
中国金融体系是否会遭遇“雷曼时刻”？我认为不太可能。首先，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的比例在35%到50%之间，远小于美国的水平；其次，大部分金融合同相对简单，没有证券化；第三，很大一部分风险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或发行市政债券化解；第四，中国银行资本化程度较高；最后，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的“救市”。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虽然中国金融体系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崩溃，但金融发展滞后会成为未来增长的负担，特别是在中国由投资型增长转型为创新型增长的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从模仿学习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未来增长的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方面，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其中阿根廷为0.7%，南非为0.9%，俄罗斯为1.1%。目前中国这一数字为2%，相当于欧洲平均水平。就总量而言，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研发投入第二大的国家，并有望在2022年超越美国。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能够为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1年的不到100万变为2010年的超过600万，中国的工人也变得更具生产力。
我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25年内能保持平均每年5%-6%的增长，在长期增长率会收敛到2%。中国人均GDP最终会达到美国水平的73%。
最后，对今天的演讲进行总结。有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第二，中国增长将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市场改革是主要的挑战；第四，另一个挑战是减缓收入不平等，以使增长的成果更好地被大众分享。
（智琨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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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4年11月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万众楼举行。来自苏黎世大学经济系的Fabrizio Zilibotti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超越”的讲座。
观点摘要：中国改变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成就巨大。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和共产党内部的激励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未来，中国的增长将会更加依赖技术创新，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虽然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不会出现“硬着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中国改变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如果只看1980年以前的数据，会发现穷国依旧贫穷、富国依旧富裕。发达国家贡献了世界GDP的64%，新兴市场国家仅贡献25%左右。当时经济学家力图解释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为什么没有趋同。在1980年以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减小，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学家需要对这种收入趋同现象做出解释。
从其它角度看，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成就巨大。中国曾经比印度、尼日利亚等相对贫穷的国家还要穷，但随后很快实现赶超。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1年的84%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一个人口大国以如此快的速度消除贫困，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外，中国已从农业型国家转变为城镇型国家（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从国有企业占主导转变为私营企业蓬勃发展。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增长？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因素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发挥作用？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首先是市场化的改革措施。邓小平时期的经济改革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79年到198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生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济特区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在1988-92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不满，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关系趋于激化。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结束了不稳定时期，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中国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经济特区继续发展扩大，吸引了大量外资，合资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或停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政府鼓励；1998年取消了福利分房，住房逐步商品化；1997年，国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埋下了种子。
这里着重介绍经济特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政府试图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一方面招商引资，获得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经济政策的试验。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首先成为经济特区。随后，经济特区的范围迅速扩大，1984年包括了14个东海岸城市，并在1992、1998和2005年先后延伸到内陆的省会城市和中型城市。有研究认为，经济特区在长期会使城市的人均GDP升高20%，经济特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吸引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而对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相对有限。此外，经济特区对周边地区形成的是“挤入”效应而非“挤出”效应。
党内激励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中国的腐败现象仍较为严重，但现行的官员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增长。这其中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党内官员晋升的激励体系，这方面虽然有多方面指标，但最核心的一直是促进GDP增长和解决党内紧急事务的能力，因为这两个指标效果直接且便于测量；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分权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近期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经济表现确实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确实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密不可分。
二、金融缺陷下的私有化转型
从1997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制造业中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占比迅速提高；二是工资增速相对于GDP增速偏低；三是投资回报率较高，并且不呈现出递减现象；四是庞大且持续的贸易顺差。
2011年Song et al.提出的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这些现象。根据这个理论，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企业，其中国有企业生产率较低但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私营企业生产率较高但受到较大的融资约束，仅依靠自有储蓄进行融资。于是就存在着金融体系不健全及其导致的资源错配。经济改革触发了私有化转型。如果没有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待，国有企业将会瞬间被高生产率的私营企业挤出市场。由于国有企业能更容易获得贷款，它们会暂时存留下来。随着时间推移，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雇佣劳动占比会超过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占比。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的重配置，资本的平均回报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升高。
这个理论还可以解释中国转型中的“谜题”。其中之一就是：既然中国投资回报率很高，为什么资本仍会向国外流动？这是因为中国虽然有很高的投资率，但是储蓄率更高。高储蓄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更多的国内投资，原因在于银行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而无法有效的将家庭储蓄转化为生产率更高的私营企业的资金。
中国正发生飞速的变化，上述情形是否出现了改变？国有企业在获得信贷融资方面的优势是否仍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是否减小了？已有研究发现资本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错配更严重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但资本生产率的趋同则不显著；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高于私营企业，但二者绝对水平的差距仍然存在。
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困境之一是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国内银行体系受到较多的管制。一方面是存款利率上限没有放开，一方面是四大国有银行有较强的垄断力量。同时，由于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国内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这些导致了金融抑制：虽然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储蓄者获得的利率却很低。从2009年开始，表外业务激增，出现了大量“影子银行”。这种对于金融抑制和过度监管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中国目前的金融现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也为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
中国金融体系是否会遭遇“雷曼时刻”？我认为不太可能。首先，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的比例在35%到50%之间，远小于美国的水平；其次，大部分金融合同相对简单，没有证券化；第三，很大一部分风险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或发行市政债券化解；第四，中国银行资本化程度较高；最后，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的“救市”。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虽然中国金融体系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崩溃，但金融发展滞后会成为未来增长的负担，特别是在中国由投资型增长转型为创新型增长的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从模仿学习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未来增长的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方面，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其中阿根廷为0.7%，南非为0.9%，俄罗斯为1.1%。目前中国这一数字为2%，相当于欧洲平均水平。就总量而言，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研发投入第二大的国家，并有望在2022年超越美国。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能够为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1年的不到100万变为2010年的超过600万，中国的工人也变得更具生产力。
我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25年内能保持平均每年5%-6%的增长，在长期增长率会收敛到2%。中国人均GDP最终会达到美国水平的73%。
最后，对今天的演讲进行总结。有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第二，中国增长将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动力在于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市场改革是主要的挑战；第四，另一个挑战是减缓收入不平等，以使增长的成果更好地被大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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