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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25 09:0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88期（总第1183期）
背景介绍：2014年12月10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在朗润园万众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做了题为“政企关系、行政干预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的讲座。2014年12月11日，作为朗润▪ 格致系列活动之一，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adison全球发展委员会成员Harry X.WU教授在朗润园万众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做了题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行动——基于生产率的视角”的讲座。本期简报报告上述两期讲座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宋立刚：政企关系、行政干预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国内区际贸易开展得相对较成熟时才开始对外开放，而中国经济则有所不同。中国在国内地区间存在大量贸易壁垒或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就积极地对外开放，导致企业在跨域国境和省际边界时都面临程度不同的贸易壁垒。
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两国贸易中，每个国家都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由于上文提到的贸易壁垒，研究中国的贸易问题时需要注意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对于对外开放程度的滞后。在现有扭曲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需要克服同样甚至更高的贸易成本。 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倾向于借助与政府的关系来降低市场进入成本。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微观层面的经验事实，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以及相关的理论上的思考。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进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这套数据覆盖了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包括企业层面面向不同市场的销售数据以及多个能够衡量政企关系的指标，因此能够通过这套数据对政企关系和企业销售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将企业分成四个类型，分别是只在本市有销售的企业、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外省有销售的企业和出口企业。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在外省有销售的企业，政企关系越紧密，销售到外省的概率越大，且结果是显著的。对于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和出口企业，政企关系对于销售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个结果与理论推论是吻合的。由于省际之间的贸易壁垒很高，政企关系对于在外省有销售的公司十分重要。而在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小很多，所以政企关系的影响就不显著。
由于中国存在着混合经济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民营企业，政企关系对于销售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种关系则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出推论，政企关系对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促进作用存在所有制依赖。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本身就具备政府背景，不需要在政企关系维护上付出更多。
政企关系的作用依赖于地方保护程度。与那些没有受到地方保护影响的企业相比，企业经营受到地方保护影响的样本能够更多地从政企关系中获益。然而一旦地方保护程度过于严重，政企关系又几乎不能起到促进市场进入的作用。
政企关系并非解决市场机制缺陷的根本方案，唯有去除低效率的行政管制并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企业的行为才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即降低其寻租成本，专心发展生产。
Harry X.WU：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行动——基于生产率的视角
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大国效应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即从投资型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到依靠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增长的模式，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市场驱动的增长模式。因此，准确的度量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对于政策制定显得尤为迫切。
可以通过产业层面的研究来甄别政府干预导致的效率损失。具体来看，根据政府在各个产业的干预程度的不同，可将产业分成不同的组，利用CIP 数据库（中国工业生产率数据库）以及KLEMS数据库（资本、劳动、能源、原材料、服务业数据库）计算各产业组的生产效率，从而识别政府干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过去三十年（1980-2010）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但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农业组的表现最好，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其次是半成品与成品产业组，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而能源组的表现是最差的，其生产效率一直在逐年的下降，相应的贡献为负0.5个百分点。Harry X.WU教授认为这种生产效率的差异与政府的干预直接相关，因为政府对于能源领域的干预是最强的，而对于农业、半成品与成品行业的干预则相对很弱。
我们利用政府交叉补贴机制来解释为什么行业间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能够长期存在。一方面，政府从计划经济的失败得到教训，即为了保证产业成功，下游产业必须高度竞争。因此，越靠近终端产品，政府的直接干预越少，但间接补贴越多（比如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政府认为上游产业具有战略意义，必须进行行政干预与直接补贴。很多国有企业处于产业上游，往往需要支付员工的高工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将产品供应给下游产业，以保持下游产业（比如农业、成品与半成品产业组）较高的竞争力。结果下游产业比上游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利润率。政府通过对下游产业的利润征税获得财政收入，利用财政收入反过来补贴上游行业。 这样一种交叉补贴机制的长期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游产业生产效率较低、下游产业生产效率较高。这样一个交叉补贴机制能够长期运行的关键在于下游行业产生的利润收入必须足以覆盖对上游企业的补贴成本。
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资本会由低回报率部门流向高回报率部门，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会提高经济的效率。我们估计了1980年-2010年30年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发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府干预也是高度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将过去的30年分成4个时期（1980-1991、1991-2001、2001-2007、2007-2010），其中只有在1980-1991这段改革的高峰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平均而言是正的；而在其他各个时期，资源新配置效率的变化都是负值。此外，资源配置效率也与政策高度相关，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上升，而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政府“4万亿”刺激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
（戴若尘、祝武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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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2-25 09:0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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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4年12月10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在朗润园万众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做了题为“政企关系、行政干预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的讲座。2014年12月11日，作为朗润▪ 格致系列活动之一，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adison全球发展委员会成员Harry X.WU教授在朗润园万众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做了题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行动——基于生产率的视角”的讲座。本期简报报告上述两期讲座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宋立刚：政企关系、行政干预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国内区际贸易开展得相对较成熟时才开始对外开放，而中国经济则有所不同。中国在国内地区间存在大量贸易壁垒或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就积极地对外开放，导致企业在跨域国境和省际边界时都面临程度不同的贸易壁垒。
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两国贸易中，每个国家都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由于上文提到的贸易壁垒，研究中国的贸易问题时需要注意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对于对外开放程度的滞后。在现有扭曲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需要克服同样甚至更高的贸易成本。 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倾向于借助与政府的关系来降低市场进入成本。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微观层面的经验事实，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以及相关的理论上的思考。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进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这套数据覆盖了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包括企业层面面向不同市场的销售数据以及多个能够衡量政企关系的指标，因此能够通过这套数据对政企关系和企业销售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将企业分成四个类型，分别是只在本市有销售的企业、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外省有销售的企业和出口企业。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在外省有销售的企业，政企关系越紧密，销售到外省的概率越大，且结果是显著的。对于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和出口企业，政企关系对于销售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个结果与理论推论是吻合的。由于省际之间的贸易壁垒很高，政企关系对于在外省有销售的公司十分重要。而在本省外市有销售的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小很多，所以政企关系的影响就不显著。
由于中国存在着混合经济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民营企业，政企关系对于销售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种关系则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出推论，政企关系对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促进作用存在所有制依赖。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本身就具备政府背景，不需要在政企关系维护上付出更多。
政企关系的作用依赖于地方保护程度。与那些没有受到地方保护影响的企业相比，企业经营受到地方保护影响的样本能够更多地从政企关系中获益。然而一旦地方保护程度过于严重，政企关系又几乎不能起到促进市场进入的作用。
政企关系并非解决市场机制缺陷的根本方案，唯有去除低效率的行政管制并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企业的行为才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即降低其寻租成本，专心发展生产。
Harry X.WU：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行动——基于生产率的视角
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大国效应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即从投资型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到依靠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增长的模式，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市场驱动的增长模式。因此，准确的度量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对于政策制定显得尤为迫切。
可以通过产业层面的研究来甄别政府干预导致的效率损失。具体来看，根据政府在各个产业的干预程度的不同，可将产业分成不同的组，利用CIP 数据库（中国工业生产率数据库）以及KLEMS数据库（资本、劳动、能源、原材料、服务业数据库）计算各产业组的生产效率，从而识别政府干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过去三十年（1980-2010）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但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农业组的表现最好，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其次是半成品与成品产业组，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而能源组的表现是最差的，其生产效率一直在逐年的下降，相应的贡献为负0.5个百分点。Harry X.WU教授认为这种生产效率的差异与政府的干预直接相关，因为政府对于能源领域的干预是最强的，而对于农业、半成品与成品行业的干预则相对很弱。
我们利用政府交叉补贴机制来解释为什么行业间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能够长期存在。一方面，政府从计划经济的失败得到教训，即为了保证产业成功，下游产业必须高度竞争。因此，越靠近终端产品，政府的直接干预越少，但间接补贴越多（比如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政府认为上游产业具有战略意义，必须进行行政干预与直接补贴。很多国有企业处于产业上游，往往需要支付员工的高工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将产品供应给下游产业，以保持下游产业（比如农业、成品与半成品产业组）较高的竞争力。结果下游产业比上游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利润率。政府通过对下游产业的利润征税获得财政收入，利用财政收入反过来补贴上游行业。 这样一种交叉补贴机制的长期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游产业生产效率较低、下游产业生产效率较高。这样一个交叉补贴机制能够长期运行的关键在于下游行业产生的利润收入必须足以覆盖对上游企业的补贴成本。
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资本会由低回报率部门流向高回报率部门，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会提高经济的效率。我们估计了1980年-2010年30年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发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府干预也是高度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将过去的30年分成4个时期（1980-1991、1991-2001、2001-2007、2007-2010），其中只有在1980-1991这段改革的高峰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平均而言是正的；而在其他各个时期，资源新配置效率的变化都是负值。此外，资源配置效率也与政策高度相关，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上升，而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政府“4万亿”刺激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
（戴若尘、祝武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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