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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5-03-30 10:4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08期（总第1194期）
背景介绍：2015年3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大国发院第4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研究员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需要克服的几个误区
新常态是总书记去年5月份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如今成为使用最多的词汇。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有多高？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挖掘这个潜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是不是具备。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几年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全世界处于最前沿，进一步创新、升级的难度大，所以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百分之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跟发达国家相比小得多，速度和效益可以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取得平均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原因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
现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后发优势？有一种看法是，二战后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快速增长二十年以后通常面临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七以下，中国已经维持了三十六年快速增长，所以中国增长速度也会很快降到百分之七以下。另一种看法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一千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百分之七以下。中国很快会达到这一标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到百分之七以下。
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并没有完全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要知道中国还能有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该看的不是过去增长了多少年，也不是现在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看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还有多大。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的一个指标。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加坡在六十年代中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的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随后他们实现了二十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的依据。
增长潜力只是代表一种可能，能不能实现要看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外部条件现在相对不好，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过来，中国的出口增长缓慢。外需不行就要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城镇化方面都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而且也有投资能力。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全世界来讲是好的，民间储蓄率世界最高，美元外汇储备全世界最多。如果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率，就业和消费增长就会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年定的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目标相信就会实现。而且不仅是在2015年，整个“十三五”期间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目标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对全世界增长的贡献会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也就是全世界对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了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人均GDP也可以跨过1.26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当然还要看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有条件和资源。
二、思想上的误区需要克服
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利，要利用国内有利的条件实现8%左右的增长需要克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明显恶化，雾霾也相当严重。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环境恶化是因为中国增长太快造成的。如果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环境就会好。这个看法并不准确。其实雾霾跟增长有点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最好的证明就是印度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低三到四个百分点，但是印度雾霾和环境污染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印度和中国雾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都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领域，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密度高，任何国家，包括欧美的老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新工业化国家，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都会比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阶段和以服务也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严重。其次，就是印度和中国的能源都是以煤炭为主，污染的程度比其他能源严重。最后是环境执法不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环境执法，环境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前两个问题仍然会存在。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只会延长制造业为主的中等发展阶段，延缓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其次，有很多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个看法也不准确。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就是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减少了投资以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了，产能过剩更厉害。投资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如果是已经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的话当然会产能过剩，如果投资是沿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向去做的话不仅会减少会减少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会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第三，是在经济下行时政府是否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低所以政府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好几年，在未建成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回报率自然较低。其次，基础设施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减少了交通拥堵，降低汽车轮胎的耗损，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但不包含在基础设施的回报中。即使，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发现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在产业上投资的回报率低，那么政府是否就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一般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低，基础设施出现瓶颈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如果政府需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负责，那么，是在经济上行时来做好？还是在经济下行时来做好？经济上行时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时，企业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失业增加，政府可以发失业救济，或是投资基础设施，启动需求，创造就业减少发失业救济的必要，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一石双鸟的较优选择。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改过去的政策主张，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最后，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就会增加，企业盈利状况变差，金融呆坏账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上升，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短期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又会被取消。
魏加宁：加快改革促发展
一、中国经济的三种前景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未进入跑不动、走不动的阶段。但是，要想加快发展，必须加快改革。只有加快改革，才可以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趋势。经济下行不是常态，波动才是常态。
中国经济的前景无非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果改革开放形势大好，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适度反弹，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通货膨胀。二是如果改革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胶着状态，就会出现一边是经济增长放缓、一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中国式滞胀”。三是一旦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大家对改革彻底丧失信心，就一定会出现经济增长不断下滑、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在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都会统统暴露出来。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正在从中间情景（或者第二种情景）滑向第三种情景，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人民币贬值的种种迹象。
两会前夕，至少有三位专家学者质疑目前的统计数字，即王建先生、厉以宁先生和审计署前副署长都提出了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去世前，抓住中央领导来看望的机会，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所以，我担心的是目前经济下行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二、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
我认为，导致当前经济下行至少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常态”。
一是外部因素。发达国家中，欧洲、日本经济都不行，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美国经济好未必就会像以前一样能够带动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因为美国出现了再工业化、国内储蓄率提高等各种变化。此外，美元升值，如果美联储再加息，就会使得我们的中央银行进退两难。
二是长期因素，也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或多或少也与改革长期滞后有关。比如人口问题，如果不是部门利益阻挠，如果能够早一点听取专家意见、早一点调整人口政策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此外，科技创新也是如此，教育改革不到位，思想禁锢这么多，又何谈技术创新呢？
三是周期性因素。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而每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都带动了经济增长。目前经济不断下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前的思想解放不够彻底，改革开放缺乏定力。
四是短期因素。应当承认，八项规定抑制了政府消费，审计地方债抑制了政府投资。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认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反，也不能因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定其政治上的正确性。
那么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赶紧让民间消费上来，让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赶紧让民间投资上来，让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
但是，为什么当前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上不来？我认为有三个不确定性在起作用。首先是意识形态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边是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三个解放”，即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但另一边是有关部门不断设置各种禁区。其次是反腐败带来的不确定性。拔出萝卜带起泥。反腐败的重点应当是官员，而不是民营企业家。反腐败应当尽量做到“三个切割”，即：时间上的切割，与民营企业的切割；资金上的切割。最后是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在是部门主导改革，部门自我授权，部门自己给自己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样改革的话，一定会使得改革因部门利益而误入歧途。现在改革叫得很响，但实际动作不多。即使有些改革，也大多是可逆的。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下放过多少次审批权，而一旦经济出现过热，各种审批就会很快恢复。这种“审批改革循环”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现在需要的是不可逆的改革，需要“棘轮式的改革”，即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要特别警惕改革落入“塔西佗陷阱”，使改革失去公信力。
三、抓紧时间促改革
每逢经济处于低谷时，都会有两派主张，一派观点主张宏观输血，也就是投放货币；另一派主张微观动手术，也就是加快改革；1999年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易纲先生带领北大的宏观课题组提出，输血可以，但是要有助于动手术。
这一次出了个新名词叫做“新常态”，有的人误以为，就是要提高对增长速度放缓的承受力。这有点像“打止痛针”、“打麻药”的感觉。其实，“打止痛针”、“打麻药”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要赶紧抓紧时间“动手术”，也就是要抓改革，否则的话，等到“麻药”过了劲，“病情”就会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要抓紧时间调结构、促改革。如果不加快改革的话，就是下调多少次利率和准备金率恐怕也无济于事，甚至很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在金融改革方面，需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商业银行去国有化。如果这些方面做不到，金融管制就不会真正放松，因为所有的利率管制、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管制等都是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在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去国有化之后，防范风险就是商业银行自己的事情了，所有这些管制就都可以统统放开了。
另外，在地方债改革方面，我一直主张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这样的话，哪个项目该上哪个项目不该上，哪个地区的项目该上哪个地区的项目不该上，就是由市场说了算，由投资者说了算了。地方债的置换是一个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办法，但是我认为也不能把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轻易地放过去！应当学习IMF对待希腊的做法，通过救助来倒逼改革。也就是说，地方债置换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平均分配，而是要对那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搞得比较好、国有企业改革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多给一些地方债置换额度，以此来激励各地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
（张晓玉整理，唐杰修订，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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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需要克服的几个误区
新常态是总书记去年5月份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如今成为使用最多的词汇。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有多高？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挖掘这个潜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是不是具备。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几年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全世界处于最前沿，进一步创新、升级的难度大，所以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百分之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跟发达国家相比小得多，速度和效益可以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取得平均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原因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
现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后发优势？有一种看法是，二战后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快速增长二十年以后通常面临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七以下，中国已经维持了三十六年快速增长，所以中国增长速度也会很快降到百分之七以下。另一种看法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一千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百分之七以下。中国很快会达到这一标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到百分之七以下。
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并没有完全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要知道中国还能有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该看的不是过去增长了多少年，也不是现在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看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还有多大。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的一个指标。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加坡在六十年代中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的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随后他们实现了二十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的依据。
增长潜力只是代表一种可能，能不能实现要看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外部条件现在相对不好，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过来，中国的出口增长缓慢。外需不行就要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城镇化方面都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而且也有投资能力。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全世界来讲是好的，民间储蓄率世界最高，美元外汇储备全世界最多。如果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率，就业和消费增长就会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年定的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目标相信就会实现。而且不仅是在2015年，整个“十三五”期间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目标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对全世界增长的贡献会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也就是全世界对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了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人均GDP也可以跨过1.26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当然还要看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有条件和资源。
二、思想上的误区需要克服
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利，要利用国内有利的条件实现8%左右的增长需要克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明显恶化，雾霾也相当严重。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环境恶化是因为中国增长太快造成的。如果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环境就会好。这个看法并不准确。其实雾霾跟增长有点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最好的证明就是印度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低三到四个百分点，但是印度雾霾和环境污染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印度和中国雾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都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领域，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密度高，任何国家，包括欧美的老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新工业化国家，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都会比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阶段和以服务也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严重。其次，就是印度和中国的能源都是以煤炭为主，污染的程度比其他能源严重。最后是环境执法不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环境执法，环境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前两个问题仍然会存在。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只会延长制造业为主的中等发展阶段，延缓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其次，有很多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个看法也不准确。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就是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减少了投资以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了，产能过剩更厉害。投资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如果是已经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的话当然会产能过剩，如果投资是沿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向去做的话不仅会减少会减少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会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第三，是在经济下行时政府是否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低所以政府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好几年，在未建成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回报率自然较低。其次，基础设施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减少了交通拥堵，降低汽车轮胎的耗损，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但不包含在基础设施的回报中。即使，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发现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在产业上投资的回报率低，那么政府是否就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一般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低，基础设施出现瓶颈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如果政府需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负责，那么，是在经济上行时来做好？还是在经济下行时来做好？经济上行时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时，企业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失业增加，政府可以发失业救济，或是投资基础设施，启动需求，创造就业减少发失业救济的必要，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一石双鸟的较优选择。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改过去的政策主张，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最后，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就会增加，企业盈利状况变差，金融呆坏账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上升，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短期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又会被取消。
魏加宁：加快改革促发展
一、中国经济的三种前景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未进入跑不动、走不动的阶段。但是，要想加快发展，必须加快改革。只有加快改革，才可以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趋势。经济下行不是常态，波动才是常态。
中国经济的前景无非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果改革开放形势大好，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适度反弹，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通货膨胀。二是如果改革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胶着状态，就会出现一边是经济增长放缓、一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中国式滞胀”。三是一旦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大家对改革彻底丧失信心，就一定会出现经济增长不断下滑、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在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都会统统暴露出来。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正在从中间情景（或者第二种情景）滑向第三种情景，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人民币贬值的种种迹象。
两会前夕，至少有三位专家学者质疑目前的统计数字，即王建先生、厉以宁先生和审计署前副署长都提出了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去世前，抓住中央领导来看望的机会，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所以，我担心的是目前经济下行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二、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
我认为，导致当前经济下行至少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常态”。
一是外部因素。发达国家中，欧洲、日本经济都不行，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美国经济好未必就会像以前一样能够带动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因为美国出现了再工业化、国内储蓄率提高等各种变化。此外，美元升值，如果美联储再加息，就会使得我们的中央银行进退两难。
二是长期因素，也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或多或少也与改革长期滞后有关。比如人口问题，如果不是部门利益阻挠，如果能够早一点听取专家意见、早一点调整人口政策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此外，科技创新也是如此，教育改革不到位，思想禁锢这么多，又何谈技术创新呢？
三是周期性因素。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而每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都带动了经济增长。目前经济不断下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前的思想解放不够彻底，改革开放缺乏定力。
四是短期因素。应当承认，八项规定抑制了政府消费，审计地方债抑制了政府投资。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认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反，也不能因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定其政治上的正确性。
那么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赶紧让民间消费上来，让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赶紧让民间投资上来，让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
但是，为什么当前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上不来？我认为有三个不确定性在起作用。首先是意识形态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边是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三个解放”，即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但另一边是有关部门不断设置各种禁区。其次是反腐败带来的不确定性。拔出萝卜带起泥。反腐败的重点应当是官员，而不是民营企业家。反腐败应当尽量做到“三个切割”，即：时间上的切割，与民营企业的切割；资金上的切割。最后是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在是部门主导改革，部门自我授权，部门自己给自己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样改革的话，一定会使得改革因部门利益而误入歧途。现在改革叫得很响，但实际动作不多。即使有些改革，也大多是可逆的。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下放过多少次审批权，而一旦经济出现过热，各种审批就会很快恢复。这种“审批改革循环”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现在需要的是不可逆的改革，需要“棘轮式的改革”，即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要特别警惕改革落入“塔西佗陷阱”，使改革失去公信力。
三、抓紧时间促改革
每逢经济处于低谷时，都会有两派主张，一派观点主张宏观输血，也就是投放货币；另一派主张微观动手术，也就是加快改革；1999年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易纲先生带领北大的宏观课题组提出，输血可以，但是要有助于动手术。
这一次出了个新名词叫做“新常态”，有的人误以为，就是要提高对增长速度放缓的承受力。这有点像“打止痛针”、“打麻药”的感觉。其实，“打止痛针”、“打麻药”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要赶紧抓紧时间“动手术”，也就是要抓改革，否则的话，等到“麻药”过了劲，“病情”就会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要抓紧时间调结构、促改革。如果不加快改革的话，就是下调多少次利率和准备金率恐怕也无济于事，甚至很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在金融改革方面，需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商业银行去国有化。如果这些方面做不到，金融管制就不会真正放松，因为所有的利率管制、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管制等都是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在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去国有化之后，防范风险就是商业银行自己的事情了，所有这些管制就都可以统统放开了。
另外，在地方债改革方面，我一直主张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这样的话，哪个项目该上哪个项目不该上，哪个地区的项目该上哪个地区的项目不该上，就是由市场说了算，由投资者说了算了。地方债的置换是一个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办法，但是我认为也不能把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轻易地放过去！应当学习IMF对待希腊的做法，通过救助来倒逼改革。也就是说，地方债置换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平均分配，而是要对那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搞得比较好、国有企业改革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多给一些地方债置换额度，以此来激励各地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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