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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26 12:0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0期（总第1165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国发展前景和改革议程”在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布兰戴斯大学教授Peter Petri、高盛投资公司（亚洲）副总裁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Peter Petri：国际贸易协定将加速中国经济增长
即便中国正在经历再平衡，出口贸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增长的手段。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可以利用国际的自然资源、高科技以及全球市场，因此中国的经济与全球贸易环境密不可分。我与我的同事在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系统的良好运作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额外的5%的增长。
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希望能在2020年前达成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最早是由美国发起的，但现在在美国比较敏感；相反，中国起初并不接受这个协定，如今却成为了积极推动者。如果这项谈判进展顺利，能够将美国涵盖其中，那么会对未来十年内的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协定谈判面临很多挑战，但同时也不断有新的进展和成果。目前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推动者、领导者。
国际贸易协定谈判涉及很多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成为了谈判推进的最大阻碍。比如说工会的反对，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以及一些经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会影响国际贸易谈判。除了跨国集团对贸易协定的签订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其他组织和个人都对此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是经济学家中反对贸易的学术巨匠，这与他们的长期学术观点以及近期政治立场都有关系。我认为，借用现代互联网科技以及社交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些技术可以使得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被综合考虑并整合。
哈继铭：中国经济将怎样着陆？
在2013年6月10日的报告 “告别8%、迎接6%”中，我们指出，如果中国开始调整过去那种投资主导的经济，那么经济增长在2014年将降低到6.8%，而到2020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速降为5.7%。如果推迟这种结构改革，以后很可能面临更尖锐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有意义的改革还没有进行。中国把2014年的增长率目标定为7.5%。为了达到此目标，明显地需要依靠更多的公共投资，因为近年来房地产业明显走弱，消费增长也因反腐行动和房价放缓而受挫。结果造成经济失衡问题加重。201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7.8%。
一、此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面临减弱
首先看投资。中国经济周期的一大特点是受投资周期影响较大。在经济周期处于上扬阶段，投资增速超过GDP，造成产能过剩和低效率。过剩的产能只能在随后的下行周期里消耗，特点是投资大量减少。1950年代“大跃进”时，投资明显上升，但随后发生1961-1962年的大饥荒。外债问题（主要是欠苏联的）使得情况更加恶化，GDP和投资累计降幅高达31.6%和71.4%。在最近的投资周期里，投资增长连续13年超过GDP增速，而在此前的周期里该值平均只有4.4年。
其次，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赤字。人口红利可以为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本。但是，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从2015年将开始下降。它将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储蓄减少，不能再像过去十年那样支持中国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
再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房地产繁荣也将完结。中国的房地产业占GDP 的比重12%；如果算上周边产业，那么占比将高达32%左右。仅住房投资一项占GDP比重就达8.5%，而很多国家长期平均水平只有4-5%。存货和销售额的比例创下历史最高水平，48亿平方米的在建工程足够消化8年的农民工流入（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无力在大城市购房）。
又次，债务负担增加。现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日益限制了投资的增加。据估计，中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与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53%上升到2013年的229%。与此同时，债务结构恶化了，因为风险高的公司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比重明显加大。如果假设中央政府债务的风险权重1，其它债务为1.2，那么风险调整后的中国总债务与GDP的比例高达270%，高于美国的256%。
最后，出口不能弥补投资减速的影响。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在最近几年上升明显，超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比如泰国、菲律宾原来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中国，而在2012年他们的单位劳动成本就只相当于中国的70%和40%。
二、中国未来增长轨迹的模拟分析
我们的模拟假设了几种情景：（1）再平衡从2014年或2017年开始；（2）2022年投资与GDP的比例降到40%或30%；（3）存在促进消费的改革措施，使得消费保持强劲增长，每年对GDP贡献4个百分点（2013年是3.9%）；（4）净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为零。
其中较好的情景是调整从2014年开始，投资的比重在2022年降到40%。在此情景下，2014到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5%。较差的情景是调整从2017年开始，而投资的比重在2022年降到30%。在此情景下，经济增速平均为2.8%，其中2020-2022年将是负增长。
中国政府有可能推迟再调整的进程，因为上述两种情景下的增长率都太低了，完不成预定的发展目标。假设投资的比重在2027年下降到40%，那么2014-2020期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将为6.8%，2014-2017期间平均为6.1%。这一结果能够实现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的“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
以上所有分析都假设，即使收入或GDP增长严重减慢，消费增长仍保持在7-8%的高水平。这种假设有点过于乐观。过去的经验显示，消费和收入增长正相关，他们的变化具有同步性。
城镇化不是经济的救世主，它不足以充分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支持经济增长。在中国，城镇化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增长动力。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口开始老龄化，城市化步伐也将放慢，特别是那些较少移民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取消户口制度，理论上可以促进消费。但是目前看来，仍然存在政策和金融方面的阻力。最近公布了一些小城市放松户口管制的改革措施，而大城市仍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际上，最近几年城市化移民方向显示，人们由于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更喜欢向大城市迁移。除此之外，城镇化需要大笔的花费，平均每个人的费用是13万元。如果所有2.6亿农民工都落户城市，那么总费用将高达GDP 的60%。这是短期内无法承受的。
最近几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白崇恩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从1979-2007期间的3.7%下降到2008-2012期间的2.2%；Harry Wu的研究结果是从1979-2007期间的3.3%下降到2008-2012期间的-0.9%。我们认为，改革将能帮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彭文生：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目前关于经济可持续增速水平的讨论很多。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第一是供给角度，包括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二是需求角度，包括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何者是更适合的角度呢？一般说来，一个共识是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短期内，供给端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是给定的，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决定，而需求受宏观政策的影响大。长期看，供给方面的因素可能变化，没有供给支持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速由供给决定。
这样一个主流的分析框架正面临挑战，难以解释美、日、欧等经济体近几年的状况。发达国家增长疲弱，同时通胀率很低，甚至有通缩的压力，显示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但为什么大力度的政策刺激，极度宽松的货币条件没有带来持续的需求复苏呢？为什么复苏还脆弱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了量化宽松的退出呢？西方的学界、政策部门和市场在反思、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个我认为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反映了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不是典型宏观政策（货币和财政扩张）能解决的。
第一，人口老龄化。以往文献主要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减少劳动力供应，同时带来储蓄下降，减少了支持投资的资金供给，两者结合起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人口老龄化也影响需求，决定投资需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投资是为了给劳动力配置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具，在劳动力供应多（人口红利阶段）的时候，资本的回报率高，导致投资需求强，到了后红利阶段，劳动力相对稀缺，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投资需求下降。
第二，收入差距加大。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刺激措施，在稳定短期需求上有帮助，但一个负面的效果是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了财富差距。量化宽松带来资产价格上升，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早已超过危机前的高点，但失业率还是显著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对于美国的富人来讲，等于危机没有发生，对于低端劳动力来讲，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低，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带来整体的消费率下降。
上述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几年发达国家复苏疲弱，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目前，中国经济经历类似问题，通胀率低，数据显示，8月份CPI通胀率同比只有2%，季调后的非食品CPI月度环比-0.1%，明显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值0.1%，PPI更是持续在通缩状态。
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时，往往强调供给面的因素，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放缓，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的一些长期因素。如果阻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为什么出现这么低的通胀呢？如果是需求方面出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来扩大需求呢？
我们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从供给方面（储蓄）影响投资，而且还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扩大，降低了平均的消费需求。而这两个因素是不能靠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来解决。相反，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货币刺激带来的投资虽然短期有利于增长，但加大收入和财富差距，不利于非政府部门的可持续的需求增长。
基于此，如果政策采取以往以投资为主导、宽松的信贷政策，那么收入差距将加大，进而加重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政府一般采取刺激政策，包括减少税收支持大众消费能力等。但由于我们的财政制度特点，主要采取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措施。我们尤其要关注对房地产的刺激会加大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
问题是我们能忍受多大程度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过去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稳增长需要新思维，必须进行结构方面改革。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两者一个是促进效率，一个是促进公平。按照上述的逻辑，效率促进经济的供给，公平促进经济的需求，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总结起来看，我并不是说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应该对短期稳增长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而是说不能指望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刺激来维持较快的增长率。即使在需求端，结构改革也是重要的，而这需要时间，在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容忍经济增长的放缓。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载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开始了下行阶段，短期内对投资需求有负面的影响，但房价下跌有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财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长期看有利于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容忍房地产的下行调整。
（付雪晴、张杰平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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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26 12:0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70期（总第1165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国发展前景和改革议程”在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布兰戴斯大学教授Peter Petri、高盛投资公司（亚洲）副总裁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Peter Petri：国际贸易协定将加速中国经济增长
即便中国正在经历再平衡，出口贸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增长的手段。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可以利用国际的自然资源、高科技以及全球市场，因此中国的经济与全球贸易环境密不可分。我与我的同事在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系统的良好运作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额外的5%的增长。
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希望能在2020年前达成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最早是由美国发起的，但现在在美国比较敏感；相反，中国起初并不接受这个协定，如今却成为了积极推动者。如果这项谈判进展顺利，能够将美国涵盖其中，那么会对未来十年内的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协定谈判面临很多挑战，但同时也不断有新的进展和成果。目前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推动者、领导者。
国际贸易协定谈判涉及很多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成为了谈判推进的最大阻碍。比如说工会的反对，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以及一些经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会影响国际贸易谈判。除了跨国集团对贸易协定的签订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其他组织和个人都对此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是经济学家中反对贸易的学术巨匠，这与他们的长期学术观点以及近期政治立场都有关系。我认为，借用现代互联网科技以及社交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些技术可以使得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被综合考虑并整合。
哈继铭：中国经济将怎样着陆？
在2013年6月10日的报告 “告别8%、迎接6%”中，我们指出，如果中国开始调整过去那种投资主导的经济，那么经济增长在2014年将降低到6.8%，而到2020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速降为5.7%。如果推迟这种结构改革，以后很可能面临更尖锐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有意义的改革还没有进行。中国把2014年的增长率目标定为7.5%。为了达到此目标，明显地需要依靠更多的公共投资，因为近年来房地产业明显走弱，消费增长也因反腐行动和房价放缓而受挫。结果造成经济失衡问题加重。201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7.8%。
一、此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面临减弱
首先看投资。中国经济周期的一大特点是受投资周期影响较大。在经济周期处于上扬阶段，投资增速超过GDP，造成产能过剩和低效率。过剩的产能只能在随后的下行周期里消耗，特点是投资大量减少。1950年代“大跃进”时，投资明显上升，但随后发生1961-1962年的大饥荒。外债问题（主要是欠苏联的）使得情况更加恶化，GDP和投资累计降幅高达31.6%和71.4%。在最近的投资周期里，投资增长连续13年超过GDP增速，而在此前的周期里该值平均只有4.4年。
其次，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赤字。人口红利可以为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本。但是，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从2015年将开始下降。它将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储蓄减少，不能再像过去十年那样支持中国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
再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房地产繁荣也将完结。中国的房地产业占GDP 的比重12%；如果算上周边产业，那么占比将高达32%左右。仅住房投资一项占GDP比重就达8.5%，而很多国家长期平均水平只有4-5%。存货和销售额的比例创下历史最高水平，48亿平方米的在建工程足够消化8年的农民工流入（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无力在大城市购房）。
又次，债务负担增加。现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日益限制了投资的增加。据估计，中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与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53%上升到2013年的229%。与此同时，债务结构恶化了，因为风险高的公司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比重明显加大。如果假设中央政府债务的风险权重1，其它债务为1.2，那么风险调整后的中国总债务与GDP的比例高达270%，高于美国的256%。
最后，出口不能弥补投资减速的影响。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在最近几年上升明显，超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比如泰国、菲律宾原来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中国，而在2012年他们的单位劳动成本就只相当于中国的70%和40%。
二、中国未来增长轨迹的模拟分析
我们的模拟假设了几种情景：（1）再平衡从2014年或2017年开始；（2）2022年投资与GDP的比例降到40%或30%；（3）存在促进消费的改革措施，使得消费保持强劲增长，每年对GDP贡献4个百分点（2013年是3.9%）；（4）净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为零。
其中较好的情景是调整从2014年开始，投资的比重在2022年降到40%。在此情景下，2014到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5%。较差的情景是调整从2017年开始，而投资的比重在2022年降到30%。在此情景下，经济增速平均为2.8%，其中2020-2022年将是负增长。
中国政府有可能推迟再调整的进程，因为上述两种情景下的增长率都太低了，完不成预定的发展目标。假设投资的比重在2027年下降到40%，那么2014-2020期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将为6.8%，2014-2017期间平均为6.1%。这一结果能够实现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的“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
以上所有分析都假设，即使收入或GDP增长严重减慢，消费增长仍保持在7-8%的高水平。这种假设有点过于乐观。过去的经验显示，消费和收入增长正相关，他们的变化具有同步性。
城镇化不是经济的救世主，它不足以充分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支持经济增长。在中国，城镇化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增长动力。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口开始老龄化，城市化步伐也将放慢，特别是那些较少移民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取消户口制度，理论上可以促进消费。但是目前看来，仍然存在政策和金融方面的阻力。最近公布了一些小城市放松户口管制的改革措施，而大城市仍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际上，最近几年城市化移民方向显示，人们由于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更喜欢向大城市迁移。除此之外，城镇化需要大笔的花费，平均每个人的费用是13万元。如果所有2.6亿农民工都落户城市，那么总费用将高达GDP 的60%。这是短期内无法承受的。
最近几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白崇恩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从1979-2007期间的3.7%下降到2008-2012期间的2.2%；Harry Wu的研究结果是从1979-2007期间的3.3%下降到2008-2012期间的-0.9%。我们认为，改革将能帮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彭文生：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目前关于经济可持续增速水平的讨论很多。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第一是供给角度，包括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二是需求角度，包括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何者是更适合的角度呢？一般说来，一个共识是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短期内，供给端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是给定的，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决定，而需求受宏观政策的影响大。长期看，供给方面的因素可能变化，没有供给支持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速由供给决定。
这样一个主流的分析框架正面临挑战，难以解释美、日、欧等经济体近几年的状况。发达国家增长疲弱，同时通胀率很低，甚至有通缩的压力，显示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但为什么大力度的政策刺激，极度宽松的货币条件没有带来持续的需求复苏呢？为什么复苏还脆弱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了量化宽松的退出呢？西方的学界、政策部门和市场在反思、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个我认为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反映了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不是典型宏观政策（货币和财政扩张）能解决的。
第一，人口老龄化。以往文献主要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减少劳动力供应，同时带来储蓄下降，减少了支持投资的资金供给，两者结合起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人口老龄化也影响需求，决定投资需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投资是为了给劳动力配置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具，在劳动力供应多（人口红利阶段）的时候，资本的回报率高，导致投资需求强，到了后红利阶段，劳动力相对稀缺，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投资需求下降。
第二，收入差距加大。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刺激措施，在稳定短期需求上有帮助，但一个负面的效果是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了财富差距。量化宽松带来资产价格上升，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早已超过危机前的高点，但失业率还是显著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对于美国的富人来讲，等于危机没有发生，对于低端劳动力来讲，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低，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带来整体的消费率下降。
上述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几年发达国家复苏疲弱，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目前，中国经济经历类似问题，通胀率低，数据显示，8月份CPI通胀率同比只有2%，季调后的非食品CPI月度环比-0.1%，明显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值0.1%，PPI更是持续在通缩状态。
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时，往往强调供给面的因素，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放缓，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的一些长期因素。如果阻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为什么出现这么低的通胀呢？如果是需求方面出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来扩大需求呢？
我们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从供给方面（储蓄）影响投资，而且还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扩大，降低了平均的消费需求。而这两个因素是不能靠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来解决。相反，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货币刺激带来的投资虽然短期有利于增长，但加大收入和财富差距，不利于非政府部门的可持续的需求增长。
基于此，如果政策采取以往以投资为主导、宽松的信贷政策，那么收入差距将加大，进而加重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政府一般采取刺激政策，包括减少税收支持大众消费能力等。但由于我们的财政制度特点，主要采取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措施。我们尤其要关注对房地产的刺激会加大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
问题是我们能忍受多大程度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过去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稳增长需要新思维，必须进行结构方面改革。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两者一个是促进效率，一个是促进公平。按照上述的逻辑，效率促进经济的供给，公平促进经济的需求，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总结起来看，我并不是说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应该对短期稳增长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而是说不能指望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刺激来维持较快的增长率。即使在需求端，结构改革也是重要的，而这需要时间，在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容忍经济增长的放缓。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载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开始了下行阶段，短期内对投资需求有负面的影响，但房价下跌有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财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长期看有利于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容忍房地产的下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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