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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26 12:0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9期（总第1164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国发展前景和改革议程”在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国际清算银行亚太经济与金融市场负责人Frank Packe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首席特使、亚太部副执行长Markus Rodlauer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反驳中国经济崩溃论
针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Kaushik Basu提出的问题以及国外媒体讨论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对于Kaushik Basu的回应
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197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波动。我认为，出现剧烈波动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脱离了实际。1959-1961的第一次衰退是因为要迅速超英赶美，实行大跃进导致的；1967年的第二次是由于“文革”开始。1978年之后，国家发展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持续快速增长三十多年。能取得这种成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进行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一方面，放开准入，通过市场经济发展过去受到抑制、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继续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使其免于破产，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与索洛模型一致，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索洛模型中，没有技术进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并维持了30多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产出应该为负，但是，我们去观察资本回报，会发现它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有这么多投资，还能保持这么高的资本回报，那就意味着一定有很多技术进步。因此，我不认为索洛模型可以完全解释中国的增长。
这就牵涉到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创新。当然，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涵义。在发达国家，创新意味着发明，需要自主研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很多行业尚处于全球前沿技术水平之下，创新也可以是模仿、引进或者获得应用许可。今天中国有一些行业仍然离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很远。在这些行业，中国仍然有很多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模仿、借鉴和购买许可来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彩电、微波炉、洗衣机等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中国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是世界前沿。在这些行业，中国创新就要自主研发。当我们谈到创新的时候，不要局限于一种形式的创新。
金融系统要与创新的类型相适应。有两种形式的金融系统：一种是基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一种是基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对于发达国家，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并面临很大的风险。为了筹集大量资金和分散风险，基于市场的金融系统是更合适的。像中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国家，以引进、模仿来取得创新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基于银行的金融系统是更为有效的。日本和德国的金融系统也是以银行为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当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原始创新时，金融系统就必须相适应地转到基于市场的直接融资的模式。
二、当前环境下中国可以实现7.0-7.5%的增长
国外媒体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8个季度下跌。很多人认为，增速下滑是因为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引起的。中国确实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但并不是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以及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高收入经济体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增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国大。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出现，只能是来自共同的外部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还未真正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使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缓，以及，2008年危机爆发后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经过几年后已经完成，使得投资的增速下降所致。
在外需不足时中国有能力依靠内需而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国仍然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例如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城镇化等。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已处于世界前沿，基础设施良好，环境也很好，城镇化已经完成，在经济疲软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是，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并不意味着能利用好这些机会，还需要具备投资资源。后一个条件中国同样具备：中国政府积累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世界上处于最低水平，私人储蓄高达50%，而且有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受限于投资资源。
我在很多场合说，中国有维持15-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我做这个预测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和技术还有很大差距，利用这种产业、技术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现在的中国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此后都保持了20年8-9%的高速增长。但是，潜力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实现，还需要很多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在当前环境下，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利用好国内的有利条件，应该可以实现7.0-7.5%的增长目标以及到2020年人均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的目标。
Frank Packer：中国金融周期的高涨阶段或将结束
理解经济走势不能只基于商业周期，尤其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考虑债务、资产价格以及产出之间的交互关系。这里提出金融周期的概念。
金融周期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广义上这一概念包含了各种金融变量的波动。它有四个特征：持续时间能达到15-20年，比仅仅维持1-8年的商业周期长；周期顶点与银行风险或金融压力出现的时点重合；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能迅速蔓延到不同经济体；金融周期的阶段会随着宏观环境和政策框架而改变。
从实际信贷增长、实际住房价格来看，不同的国家处于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近些年来，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周期的衰退与新兴经济体金融周期的高涨同步出现。中国很显然处于金融周期的高涨阶段，比如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增长非常迅猛，其中信贷的增长率在过去四年内超过了15%。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高涨阶段可能会停止，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违约现象增多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考察各经济体私有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与相应的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发现较低的政策利率与信贷膨胀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此外，国外刺激性政策的影响也很重要。通过紧缩的国内政策来抵消国外刺激性政策的影响并不容易。首先，大部分的外汇流入都以外国货币计价，而无法直接受到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其次，在其他国家维持低利率的时候，提高本国的利率会引发汇率进一步上升并导致资本流入。最后，较低的国内利率可能会限制国外的资本流入，但是也会刺激本国的借贷。
国际清算银行总结了一些有关国内银行危机的早期预警指标。诚然，没有一个早期预警指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因为金融系统不断演变，风险的性质也随时间而改变。但是大量的案例证明从预测力上来看，它们是相对可靠的指标。
这些早期预警指标表明中国处在一个较为危险的情况：实际信贷占GDP比重与长期趋势的差异为23.6%，大于10%，处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实际资产价格与长期趋势的差异为-2.2%，并未显示出危险的迹象，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数据存在误差；用于还债的收入的比例为9.4%，超过6%，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在利率提高250个基点的前提下用于还债的收入比例为12.2%，超过6%，也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改革面临的挑战。
Markus Rodlauer：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五点认识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于政策。短期来看，政府的投资政策影响很大。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转变增长模式有关。“再平衡”要求中国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提高投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些都需要政策支持才能够实现。因此，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像是在在预测中国政府未来的经济政策，这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政策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就使得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应该是一个点估计，而应该是一个区间估计。
第二，再平衡和改革既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有可能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正面作用体现在中国可以通过开放服务业、提高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改革户口制度显著提高生产率。根据IMF的估计，如果这三个改革得以较好地推行，将会带来额外的两个百分点的增长。但中国需要解决产能过剩，去杠杆，实现房地产行业平稳着陆，这些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综合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对增长起促进作用的改革可能无法立刻实现对增长的拉动，而那些对增长起负面作用的改革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需要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中国需要通过合适的改革政策实现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以避免遭受较大的社会、政治动荡的危险。
第三，政治激励需要转变。从对于执政者的政治激励的角度出发，可以总结出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以及背后的核心推动力。中国对经济的高度管制源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缺乏，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结构内生于中国的深层社会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地方官员的升迁激励，因为更高的GDP增速会增加地方官员晋升的机会。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过去的政治激励转化为新的形式以便于实现增长质量的增进，包括投资环境的改善、社会公正的弘扬。
第四，本届政府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在经济层面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在政治层面上进行改革；在经济层面上开放市场并强调法治，在政治层面上使权力集中，这在中央政府以坚决的态度推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得以体现。
第五，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一方面集中权力、加强党政力量、实行高度监管，以免市场力量过大，而另一方面又在强调给予市场参与者更多的自由。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巨大的扭曲和紧张的政治生态下仍能吸引如此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研究以及企业兼并活动都非常成功。在西方经济学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长时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可能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不同。
（鲍石、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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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反驳中国经济崩溃论
针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Kaushik Basu提出的问题以及国外媒体讨论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对于Kaushik Basu的回应
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197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波动。我认为，出现剧烈波动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脱离了实际。1959-1961的第一次衰退是因为要迅速超英赶美，实行大跃进导致的；1967年的第二次是由于“文革”开始。1978年之后，国家发展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持续快速增长三十多年。能取得这种成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进行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一方面，放开准入，通过市场经济发展过去受到抑制、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继续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使其免于破产，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与索洛模型一致，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索洛模型中，没有技术进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并维持了30多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产出应该为负，但是，我们去观察资本回报，会发现它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有这么多投资，还能保持这么高的资本回报，那就意味着一定有很多技术进步。因此，我不认为索洛模型可以完全解释中国的增长。
这就牵涉到Kaushik Basu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创新。当然，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涵义。在发达国家，创新意味着发明，需要自主研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很多行业尚处于全球前沿技术水平之下，创新也可以是模仿、引进或者获得应用许可。今天中国有一些行业仍然离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很远。在这些行业，中国仍然有很多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模仿、借鉴和购买许可来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彩电、微波炉、洗衣机等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中国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是世界前沿。在这些行业，中国创新就要自主研发。当我们谈到创新的时候，不要局限于一种形式的创新。
金融系统要与创新的类型相适应。有两种形式的金融系统：一种是基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一种是基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对于发达国家，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并面临很大的风险。为了筹集大量资金和分散风险，基于市场的金融系统是更合适的。像中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国家，以引进、模仿来取得创新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基于银行的金融系统是更为有效的。日本和德国的金融系统也是以银行为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当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原始创新时，金融系统就必须相适应地转到基于市场的直接融资的模式。
二、当前环境下中国可以实现7.0-7.5%的增长
国外媒体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8个季度下跌。很多人认为，增速下滑是因为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引起的。中国确实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但并不是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以及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高收入经济体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增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国大。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出现，只能是来自共同的外部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还未真正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使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缓，以及，2008年危机爆发后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经过几年后已经完成，使得投资的增速下降所致。
在外需不足时中国有能力依靠内需而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国仍然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例如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城镇化等。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已处于世界前沿，基础设施良好，环境也很好，城镇化已经完成，在经济疲软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是，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并不意味着能利用好这些机会，还需要具备投资资源。后一个条件中国同样具备：中国政府积累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世界上处于最低水平，私人储蓄高达50%，而且有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受限于投资资源。
我在很多场合说，中国有维持15-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我做这个预测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和技术还有很大差距，利用这种产业、技术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现在的中国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此后都保持了20年8-9%的高速增长。但是，潜力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实现，还需要很多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在当前环境下，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利用好国内的有利条件，应该可以实现7.0-7.5%的增长目标以及到2020年人均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的目标。
Frank Packer：中国金融周期的高涨阶段或将结束
理解经济走势不能只基于商业周期，尤其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考虑债务、资产价格以及产出之间的交互关系。这里提出金融周期的概念。
金融周期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广义上这一概念包含了各种金融变量的波动。它有四个特征：持续时间能达到15-20年，比仅仅维持1-8年的商业周期长；周期顶点与银行风险或金融压力出现的时点重合；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能迅速蔓延到不同经济体；金融周期的阶段会随着宏观环境和政策框架而改变。
从实际信贷增长、实际住房价格来看，不同的国家处于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近些年来，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周期的衰退与新兴经济体金融周期的高涨同步出现。中国很显然处于金融周期的高涨阶段，比如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增长非常迅猛，其中信贷的增长率在过去四年内超过了15%。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高涨阶段可能会停止，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违约现象增多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考察各经济体私有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与相应的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发现较低的政策利率与信贷膨胀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此外，国外刺激性政策的影响也很重要。通过紧缩的国内政策来抵消国外刺激性政策的影响并不容易。首先，大部分的外汇流入都以外国货币计价，而无法直接受到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其次，在其他国家维持低利率的时候，提高本国的利率会引发汇率进一步上升并导致资本流入。最后，较低的国内利率可能会限制国外的资本流入，但是也会刺激本国的借贷。
国际清算银行总结了一些有关国内银行危机的早期预警指标。诚然，没有一个早期预警指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因为金融系统不断演变，风险的性质也随时间而改变。但是大量的案例证明从预测力上来看，它们是相对可靠的指标。
这些早期预警指标表明中国处在一个较为危险的情况：实际信贷占GDP比重与长期趋势的差异为23.6%，大于10%，处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实际资产价格与长期趋势的差异为-2.2%，并未显示出危险的迹象，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数据存在误差；用于还债的收入的比例为9.4%，超过6%，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在利率提高250个基点的前提下用于还债的收入比例为12.2%，超过6%，也在高度危险的范围内。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改革面临的挑战。
Markus Rodlauer：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五点认识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于政策。短期来看，政府的投资政策影响很大。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转变增长模式有关。“再平衡”要求中国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提高投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些都需要政策支持才能够实现。因此，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像是在在预测中国政府未来的经济政策，这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政策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就使得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应该是一个点估计，而应该是一个区间估计。
第二，再平衡和改革既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有可能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正面作用体现在中国可以通过开放服务业、提高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改革户口制度显著提高生产率。根据IMF的估计，如果这三个改革得以较好地推行，将会带来额外的两个百分点的增长。但中国需要解决产能过剩，去杠杆，实现房地产行业平稳着陆，这些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综合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对增长起促进作用的改革可能无法立刻实现对增长的拉动，而那些对增长起负面作用的改革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需要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中国需要通过合适的改革政策实现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以避免遭受较大的社会、政治动荡的危险。
第三，政治激励需要转变。从对于执政者的政治激励的角度出发，可以总结出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以及背后的核心推动力。中国对经济的高度管制源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缺乏，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结构内生于中国的深层社会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地方官员的升迁激励，因为更高的GDP增速会增加地方官员晋升的机会。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过去的政治激励转化为新的形式以便于实现增长质量的增进，包括投资环境的改善、社会公正的弘扬。
第四，本届政府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在经济层面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在政治层面上进行改革；在经济层面上开放市场并强调法治，在政治层面上使权力集中，这在中央政府以坚决的态度推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得以体现。
第五，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一方面集中权力、加强党政力量、实行高度监管，以免市场力量过大，而另一方面又在强调给予市场参与者更多的自由。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巨大的扭曲和紧张的政治生态下仍能吸引如此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研究以及企业兼并活动都非常成功。在西方经济学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长时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可能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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