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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的改革与增长研讨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4-09-26 11: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7期（总第1162期）背景介绍：2014年9月11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举办的“中国的改革与增长” 研讨会在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研讨会。本期简报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副局长Markus Rodlauer，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Naoyuki Yoshino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Markus Rodlauer：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为6.5-7.0%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信贷和投资。社会融资余额与GDP的比例在2003-08期间基本稳定在130%左右，但从2009年开始大幅上升，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已超过200%。在社会融资各个分类中，增长较快的是本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分析的是社会融资余额，属于存量指标，而不是人民银行通常公布的流量指标，即社会融资总量。投资对GDP的贡献从2008年的40%左右不断增加，目前已接近50%，而净出口的贡献从显著为正到如今影响微弱甚至变为负值。同时资本回报不断下降，投资缺乏效率，增量投资所能创造的GDP下降，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为继。这样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在再平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消费总量保持强劲增长，私人消费和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速快于GDP。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出的占比近年来保持稳定上升，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潜在增长率的大小可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通过滤波技术去掉短期波动，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自2006年以来持续下降，不同的滤波基数并不影响这一结论。跨国的趋同回归是另一种方法。如果跨国分析的样本是全球经济体，所得出的潜在增长率是4%左右，并自198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如果跨国分析的样本是亚洲经济体，所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就从1980年的12%左右持续下降，到2013年恰好与实际增长率相等。可见，不同的估计方法都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下降到什么水平还有不同意见。
最近的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的，反映了自然趋同的过程以及上一轮改革带来的红利正逐渐消失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与政府的目标非常接近。未来中国可以避免“硬着陆”，因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多缓冲余地，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仍然有较强的控制力。
短期来看中国不需要太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中国不深化改革，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就会比较悲观。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注意处理不确定性并管理风险。如果中国能够进行快速的改革，可能带来短期的增长放缓，但是可以降低风险，在长期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增长。
中国可以在金融、财政、对外经济、经济结构四个方面深化改革。在金融方面，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推行利率市场化，让利率信号充分发挥作用，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问题，降低债务风险。在财政方面，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支出，改革税收体系使之更加有效和具有累进性质。在对外经济方面，使汇率有更多的弹性，逐渐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经济结构方面，放开竞争，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改革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根据计算，如果充分放开服务业，使国企部门更具竞争性，让劳动力自由转移，那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放开服务业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1个百分点，增加竞争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6个百分点，户籍改革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接近0.4个百分点。
中国推进改革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还会惠及全世界。与改革对于中国的影响类似，中国改革对于世界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为正。在长期影响方面，最能受益于中国改革的国家是韩国、德国、法国、巴西。他们的增长率将因中国改革而提高接近0.2个百分点。
展望2015年，中国需要在控制风险与保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控制风险的行动可能在短期不利于增长，而中国又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2015年的增长目标应该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确切的数值。低于区间的下限就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高于区间的上限就会导致经济风险过大。考虑到中国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我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定为6.5-7.0%。
Naoyuki Yoshino：从中日对比视角下看中国经济问题
我想从中日对比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稳定与收入不平等、基础设施投资、人口老龄化、中小企业、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政策。
（1）政治稳定与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恶化，即便高增长得以延续，也会造成政治不稳。税收体系的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收入税和遗产税。如何适当地运用收入税与遗产税，使收入差距不再扩大，这对于中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城市地区迅速发展，而农村地区仍然欠发达。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达到了预算的30%，所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去发展欠发达地区。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在通过发行地方债筹集资金，这给当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2）基础设施投资。它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不仅直接使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按照一定倍数增加，还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刺激投资从而间接增加产出。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使公共资本的边际回报上升，但是日本公共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1980年到2004年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是缺乏效率的。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之所以缺乏效率，是因为投资方向过于偏重制造业，没能及时从制造业导向的投资转向以服务业导向的投资。这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前车之鉴。
（3）人口老龄化。随着日本老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这导致预算赤字持续增加，年轻人的收入所得税税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日本政府只能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应对。然而随着劳动人口从农业以及小企业向大型现代企业转移，人们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提前了。这是导致日本上个世纪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4）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亚洲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就业和产出的贡献都非常大。亚洲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发展欠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对贷款非常谨慎，中小企业由于资本并不雄厚或者风险较高而难以从银行融资。日本通过家乡投资信托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家乡投资信托基金使投资人知道借款人的情况并且确切知道自己的资金是用于支持当地发展的，而普通的信托投资的投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资金具体投到了哪里。
（5）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政策。人民币一度盯住美元，后来逐渐升值。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我模拟了五种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方案的累计损失，其中损失是以产出波动来衡量的。这五种方案包括：盯住美元、逐渐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突然盯住一篮子货币、突然浮动、突然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模拟结果显示，逐渐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的方案是最优的，这种方案使货币当局可以在转型期间通过调整资本管制的程度和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来把对产出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林毅夫：潜在增长率与中国 2015年和“十三五”增长目标
一、潜在增长率的定义与实现条件
为了讨论潜在增长率，需要明确定义。我认为，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具备了所有有利条件情况下并以不损害未来增长为前提而可能达到的增长率。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深入探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而要使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必须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创新使工人在现有产品的生产上更有效率，或是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部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体现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18世纪以前，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70年。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150多年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之所以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十八世纪的工业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所致，这种变化不仅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进，还使人均收入不断上升。
发展中国家要有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同样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前沿，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内部来进行创新和升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技术和新产业可以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靠模仿、引进、购买来实现，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低。在过去150多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0.5-1%，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2.5-3%。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靠后发优势可以取得以7%或者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此巨大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是后发优势使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靠的就是后发优势。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最好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差距。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中国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8.6%，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7.6%。在“后发优势”相同的情况下，既然东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9.2%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
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具备所有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发展战略。只有按照一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该国经济才会有竞争力，才能快速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原先符合比较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再符合比较优势，因此，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
我不认为文化是影响一国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在18世纪前后的文化并没有改变，但是经济表现却迥然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在二战前后的文化也并未改变，但是经济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我们不能用不变之物来解释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长突然增加了20倍。东亚经济则是发展战略的改变，从进口替代战略或者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使这些东亚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飞跃。
二、中国 2015年增长目标可定为7%
关于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既要看潜在增长率，也要看有利条件是否具备。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有增长8%的潜力，但实现这一潜力的不少条件现在并不具备，比如发达国家因为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使得中国对他们的出口增长减缓，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综合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我认为中国经济明年和在”十三五”期间把增长率订在7-7.5%之间是合适的。首先，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就业和金融稳定两方面。尽管从2010年的增长减速以来，就业情况没得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减速过于严重，经济前景过于黯淡，企业就会大量裁员，失业率有可能突然增加。经济增长过低还会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债务风险恶化。因此，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7.5%之间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就业和金融稳定。其次，在有8%的增长潜力下，7-7.5%的目标并不过高，而是切实可行的。我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产业的产能有不少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在具备投资空间的同时，我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去年我国中央跟地方的负债总和约占GDP的39.4%，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我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中国利用好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后发优势，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7.5%是合适的、可行的，在外外部的条件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0%，这样也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邓欢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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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26 11: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7期（总第1162期）背景介绍：2014年9月11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举办的“中国的改革与增长” 研讨会在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研讨会。本期简报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副局长Markus Rodlauer，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Naoyuki Yoshino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Markus Rodlauer：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为6.5-7.0%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信贷和投资。社会融资余额与GDP的比例在2003-08期间基本稳定在130%左右，但从2009年开始大幅上升，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已超过200%。在社会融资各个分类中，增长较快的是本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分析的是社会融资余额，属于存量指标，而不是人民银行通常公布的流量指标，即社会融资总量。投资对GDP的贡献从2008年的40%左右不断增加，目前已接近50%，而净出口的贡献从显著为正到如今影响微弱甚至变为负值。同时资本回报不断下降，投资缺乏效率，增量投资所能创造的GDP下降，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为继。这样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在再平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消费总量保持强劲增长，私人消费和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速快于GDP。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出的占比近年来保持稳定上升，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潜在增长率的大小可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通过滤波技术去掉短期波动，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自2006年以来持续下降，不同的滤波基数并不影响这一结论。跨国的趋同回归是另一种方法。如果跨国分析的样本是全球经济体，所得出的潜在增长率是4%左右，并自198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如果跨国分析的样本是亚洲经济体，所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就从1980年的12%左右持续下降，到2013年恰好与实际增长率相等。可见，不同的估计方法都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下降到什么水平还有不同意见。
最近的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的，反映了自然趋同的过程以及上一轮改革带来的红利正逐渐消失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与政府的目标非常接近。未来中国可以避免“硬着陆”，因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多缓冲余地，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仍然有较强的控制力。
短期来看中国不需要太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中国不深化改革，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就会比较悲观。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注意处理不确定性并管理风险。如果中国能够进行快速的改革，可能带来短期的增长放缓，但是可以降低风险，在长期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增长。
中国可以在金融、财政、对外经济、经济结构四个方面深化改革。在金融方面，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推行利率市场化，让利率信号充分发挥作用，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问题，降低债务风险。在财政方面，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支出，改革税收体系使之更加有效和具有累进性质。在对外经济方面，使汇率有更多的弹性，逐渐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经济结构方面，放开竞争，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改革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根据计算，如果充分放开服务业，使国企部门更具竞争性，让劳动力自由转移，那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放开服务业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1个百分点，增加竞争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6个百分点，户籍改革可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接近0.4个百分点。
中国推进改革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还会惠及全世界。与改革对于中国的影响类似，中国改革对于世界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为正。在长期影响方面，最能受益于中国改革的国家是韩国、德国、法国、巴西。他们的增长率将因中国改革而提高接近0.2个百分点。
展望2015年，中国需要在控制风险与保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控制风险的行动可能在短期不利于增长，而中国又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2015年的增长目标应该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确切的数值。低于区间的下限就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高于区间的上限就会导致经济风险过大。考虑到中国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我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定为6.5-7.0%。
Naoyuki Yoshino：从中日对比视角下看中国经济问题
我想从中日对比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稳定与收入不平等、基础设施投资、人口老龄化、中小企业、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政策。
（1）政治稳定与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恶化，即便高增长得以延续，也会造成政治不稳。税收体系的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收入税和遗产税。如何适当地运用收入税与遗产税，使收入差距不再扩大，这对于中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城市地区迅速发展，而农村地区仍然欠发达。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达到了预算的30%，所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去发展欠发达地区。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在通过发行地方债筹集资金，这给当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2）基础设施投资。它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不仅直接使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按照一定倍数增加，还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刺激投资从而间接增加产出。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使公共资本的边际回报上升，但是日本公共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1980年到2004年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是缺乏效率的。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之所以缺乏效率，是因为投资方向过于偏重制造业，没能及时从制造业导向的投资转向以服务业导向的投资。这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前车之鉴。
（3）人口老龄化。随着日本老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这导致预算赤字持续增加，年轻人的收入所得税税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日本政府只能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应对。然而随着劳动人口从农业以及小企业向大型现代企业转移，人们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提前了。这是导致日本上个世纪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4）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亚洲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就业和产出的贡献都非常大。亚洲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发展欠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对贷款非常谨慎，中小企业由于资本并不雄厚或者风险较高而难以从银行融资。日本通过家乡投资信托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家乡投资信托基金使投资人知道借款人的情况并且确切知道自己的资金是用于支持当地发展的，而普通的信托投资的投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资金具体投到了哪里。
（5）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政策。人民币一度盯住美元，后来逐渐升值。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我模拟了五种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方案的累计损失，其中损失是以产出波动来衡量的。这五种方案包括：盯住美元、逐渐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突然盯住一篮子货币、突然浮动、突然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模拟结果显示，逐渐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的方案是最优的，这种方案使货币当局可以在转型期间通过调整资本管制的程度和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来把对产出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林毅夫：潜在增长率与中国 2015年和“十三五”增长目标
一、潜在增长率的定义与实现条件
为了讨论潜在增长率，需要明确定义。我认为，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具备了所有有利条件情况下并以不损害未来增长为前提而可能达到的增长率。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深入探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而要使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必须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创新使工人在现有产品的生产上更有效率，或是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部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体现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18世纪以前，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70年。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150多年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之所以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十八世纪的工业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所致，这种变化不仅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进，还使人均收入不断上升。
发展中国家要有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同样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前沿，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内部来进行创新和升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技术和新产业可以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靠模仿、引进、购买来实现，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低。在过去150多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0.5-1%，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2.5-3%。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靠后发优势可以取得以7%或者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此巨大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是后发优势使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靠的就是后发优势。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最好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差距。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中国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8.6%，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7.6%。在“后发优势”相同的情况下，既然东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9.2%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
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具备所有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发展战略。只有按照一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该国经济才会有竞争力，才能快速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原先符合比较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再符合比较优势，因此，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
我不认为文化是影响一国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在18世纪前后的文化并没有改变，但是经济表现却迥然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在二战前后的文化也并未改变，但是经济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我们不能用不变之物来解释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长突然增加了20倍。东亚经济则是发展战略的改变，从进口替代战略或者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使这些东亚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飞跃。
二、中国 2015年增长目标可定为7%
关于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既要看潜在增长率，也要看有利条件是否具备。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有增长8%的潜力，但实现这一潜力的不少条件现在并不具备，比如发达国家因为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使得中国对他们的出口增长减缓，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综合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我认为中国经济明年和在”十三五”期间把增长率订在7-7.5%之间是合适的。首先，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就业和金融稳定两方面。尽管从2010年的增长减速以来，就业情况没得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减速过于严重，经济前景过于黯淡，企业就会大量裁员，失业率有可能突然增加。经济增长过低还会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债务风险恶化。因此，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7.5%之间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就业和金融稳定。其次，在有8%的增长潜力下，7-7.5%的目标并不过高，而是切实可行的。我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产业的产能有不少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在具备投资空间的同时，我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去年我国中央跟地方的负债总和约占GDP的39.4%，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我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中国利用好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后发优势，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7.5%是合适的、可行的，在外外部的条件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0%，这样也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邓欢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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