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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09-18 12:0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8期（总第1163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国发展前景和改革议程”在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Kaushik Basu，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三组组长Vincent KOEN，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组负责人Jurgen Conrad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Kaushik Basu：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三大挑战
在1978年以前和以后，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差异明显。196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为﹣27%，1962年经济继续负增长，1963年之后经济连续几年保持年均14-15% 的高增长，但到了1967年，经济再一次剧烈下滑，增长率变为﹣10%。这种波动是非常显著的。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剧烈波动似乎消失了。大概从1982年开始，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10%的增长，而且维持了三十年。尽管这期间有波动，但都很小。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有记者问，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7.5%以下，中国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在7-7.5%之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在2015-2017年的增长率将在7%左右。
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转向依靠创新。中国之前的发展可以用标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或者索洛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还有丰富的劳动力，这是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已经不能再依靠这种增长方式了，必须更加重视创新。只有依靠创新，中国才能顺利转型。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为了鼓励发明和创造，需要对发明者进行保护，对使用发明进行付费，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挑战是债务问题。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借债，政府债务加上私人部门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50%。如此高的负债，要是在其他国家，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中国会发生问题吗？我认为不会。仔细区分这些债务，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债务其实是私人部门的，而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大概只有55%。在欧洲那些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重一般都超过100%；印度对应的数字是65%。可见，中国的55%并不高。而且，中国的资本账户仍未开放，外汇储备高达四万亿美元，这些对于中国政府解决债务问题都是巨大的优势。
最后一个挑战是汇率政策，这在国际上早已引起诸多讨论。多年来，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低估了本国货币，使得中国出口增加。我认为，除非是那种让人产生依赖的产品，否则低估本国货币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像报纸、杂志这些产品的使用是有黏性的。如果你习惯读纽约时报，你就会一直买。一家新的报纸通常的策略是，先把价格定得很低，一旦用户习惯了再提高价格，这样就能获利。不过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依赖性：一旦熟悉了某个国家，就会习惯跟这个国家做贸易。中国产品有全世界的顾客，尽管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各种挑战，如能利用好汇率政策，中国未来潜力巨大。
Vincent KOEN：中国的增长前景与改革日程
西方媒体一直担心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不仅仅房地产行业，信贷和影子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都是被担心的对象。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改善，例如房地产市场正在调整，影子金融的监管得到了强化，8月31号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前，中国政府总是提“保八”，现在要“保七”或者将增长保持在一个区间。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5%。
一些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保持增长动力。下面逐一讨论。
（1）延长退休年龄。中国法定退休年龄太早——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过早退休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供给，在未来年轻人数量大幅减少、老人数量大大增加的背景下，提高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2）提高工作技能（人力资本）。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物质资本，而城镇的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农村。中国高校毕业生每年的就业形势也不乐观。那些来自非211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工资比较低。这说明劳动力质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3）利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增加基于知识的资本。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中国设定了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目标，但是支出的组成与结构也很重要，应该将更多资金用于基础研究。中国还应该提高专利的数量和质量。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相对他们，中国的专利发展水平还相当低。
（4）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要实现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因为城市的生产率更高，而中国的城市化进展不足。
（5）提高农业生产率。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做，例如土地改革、机械化、对于农民的教育培训以及发展农村金融等。
（6）放松严格的管制，要从事先的控制转向事后的合规检查。最近五年（2008-2013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7）金融改革。要继续放开存款利率，这可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减少低效的国企或地方政府投资，更好地满足家庭投资需求，促进居民消费等。随着隐性担保的范围缩小，需要推出期待已久的存款保险系统。
（8）在改善增长质量方面，需要减少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长更加包容、更绿色、更健康、更富有弹性。OECD开发了一个新的关于总体生活水平的指标，它包括收入水平、健康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在内的变量。我们把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和收入、预期寿命和失业率等变量进行回归，发现一些有趣的结论。例如，延长预期寿命能提高生活满意度，但环境污染的增加会抵消这种影响；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生活满意；失业虽然也有负面作用，但影响较小。
（9）户口和土地改革。早年劳动力流动障碍主要来源于户口，这个问题已经缓解。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切断户口跟城市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土地改革也应该使得移居城市的农民能出租土地。
Jurgen Conrad：缺乏共识仍大有可为
中国的增长前景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严谨的研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仍然不能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中国在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暂时还难以解决。
难以就中国增长前景达成共识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未来是开放的，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尤其是我们难以预测技术的变化。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在二、三十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有很多测量上的问题，使得我们预测变得困难。再次，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也会影响到预测，例如对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反应、资源分配、金融部门发展等等。最后，国处在转型期，很多领域的游戏规则都在变化，有些还是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其他国家都不曾见过。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预测和达成共识变得困难。
关于明年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设置一个目标区间。对于那些认为改革进展缓慢的人来说，这个区间可能要低于7%，但我认为7%-7.5%是更加实际的。单点目标有一些好处，例如可以影响预期，可以提供给领导人一个指南，但目标区间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为了达到单点目标而采取一些不必要的刺激政策，给予市场发挥更多作用的空间。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准确预测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具体数字，我们也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使得经济增长更快。在资本的分配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推进金融部门改革、投资环境改革和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等。对于未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增加市场劳动力供给，还可以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教育和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中国25-35岁的人群中，有高中学历的人数只占30%左右，而这些人至少还将在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二、三十年，这对中国产业链向高端转移是一个负担。
除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还要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对环境更加友好。一个好消息是，这项工作中国早就在做，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些措施需要好几年来实施，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些措施在未来几年的实施情况怎样。
（鲍石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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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2014年第068期（总第1163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国发展前景和改革议程”在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Kaushik Basu，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三组组长Vincent KOEN，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组负责人Jurgen Conrad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Kaushik Basu：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三大挑战
在1978年以前和以后，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差异明显。196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为﹣27%，1962年经济继续负增长，1963年之后经济连续几年保持年均14-15% 的高增长，但到了1967年，经济再一次剧烈下滑，增长率变为﹣10%。这种波动是非常显著的。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剧烈波动似乎消失了。大概从1982年开始，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10%的增长，而且维持了三十年。尽管这期间有波动，但都很小。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有记者问，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7.5%以下，中国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在7-7.5%之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在2015-2017年的增长率将在7%左右。
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转向依靠创新。中国之前的发展可以用标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或者索洛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还有丰富的劳动力，这是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已经不能再依靠这种增长方式了，必须更加重视创新。只有依靠创新，中国才能顺利转型。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为了鼓励发明和创造，需要对发明者进行保护，对使用发明进行付费，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挑战是债务问题。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借债，政府债务加上私人部门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50%。如此高的负债，要是在其他国家，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中国会发生问题吗？我认为不会。仔细区分这些债务，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债务其实是私人部门的，而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大概只有55%。在欧洲那些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重一般都超过100%；印度对应的数字是65%。可见，中国的55%并不高。而且，中国的资本账户仍未开放，外汇储备高达四万亿美元，这些对于中国政府解决债务问题都是巨大的优势。
最后一个挑战是汇率政策，这在国际上早已引起诸多讨论。多年来，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低估了本国货币，使得中国出口增加。我认为，除非是那种让人产生依赖的产品，否则低估本国货币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像报纸、杂志这些产品的使用是有黏性的。如果你习惯读纽约时报，你就会一直买。一家新的报纸通常的策略是，先把价格定得很低，一旦用户习惯了再提高价格，这样就能获利。不过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依赖性：一旦熟悉了某个国家，就会习惯跟这个国家做贸易。中国产品有全世界的顾客，尽管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各种挑战，如能利用好汇率政策，中国未来潜力巨大。
Vincent KOEN：中国的增长前景与改革日程
西方媒体一直担心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不仅仅房地产行业，信贷和影子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都是被担心的对象。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改善，例如房地产市场正在调整，影子金融的监管得到了强化，8月31号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前，中国政府总是提“保八”，现在要“保七”或者将增长保持在一个区间。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5%。
一些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保持增长动力。下面逐一讨论。
（1）延长退休年龄。中国法定退休年龄太早——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过早退休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供给，在未来年轻人数量大幅减少、老人数量大大增加的背景下，提高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2）提高工作技能（人力资本）。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物质资本，而城镇的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农村。中国高校毕业生每年的就业形势也不乐观。那些来自非211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工资比较低。这说明劳动力质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3）利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增加基于知识的资本。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中国设定了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目标，但是支出的组成与结构也很重要，应该将更多资金用于基础研究。中国还应该提高专利的数量和质量。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相对他们，中国的专利发展水平还相当低。
（4）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要实现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因为城市的生产率更高，而中国的城市化进展不足。
（5）提高农业生产率。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做，例如土地改革、机械化、对于农民的教育培训以及发展农村金融等。
（6）放松严格的管制，要从事先的控制转向事后的合规检查。最近五年（2008-2013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7）金融改革。要继续放开存款利率，这可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减少低效的国企或地方政府投资，更好地满足家庭投资需求，促进居民消费等。随着隐性担保的范围缩小，需要推出期待已久的存款保险系统。
（8）在改善增长质量方面，需要减少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长更加包容、更绿色、更健康、更富有弹性。OECD开发了一个新的关于总体生活水平的指标，它包括收入水平、健康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在内的变量。我们把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和收入、预期寿命和失业率等变量进行回归，发现一些有趣的结论。例如，延长预期寿命能提高生活满意度，但环境污染的增加会抵消这种影响；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生活满意；失业虽然也有负面作用，但影响较小。
（9）户口和土地改革。早年劳动力流动障碍主要来源于户口，这个问题已经缓解。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切断户口跟城市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土地改革也应该使得移居城市的农民能出租土地。
Jurgen Conrad：缺乏共识仍大有可为
中国的增长前景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严谨的研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仍然不能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中国在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暂时还难以解决。
难以就中国增长前景达成共识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未来是开放的，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尤其是我们难以预测技术的变化。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在二、三十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有很多测量上的问题，使得我们预测变得困难。再次，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也会影响到预测，例如对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反应、资源分配、金融部门发展等等。最后，国处在转型期，很多领域的游戏规则都在变化，有些还是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其他国家都不曾见过。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预测和达成共识变得困难。
关于明年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设置一个目标区间。对于那些认为改革进展缓慢的人来说，这个区间可能要低于7%，但我认为7%-7.5%是更加实际的。单点目标有一些好处，例如可以影响预期，可以提供给领导人一个指南，但目标区间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为了达到单点目标而采取一些不必要的刺激政策，给予市场发挥更多作用的空间。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准确预测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具体数字，我们也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使得经济增长更快。在资本的分配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推进金融部门改革、投资环境改革和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等。对于未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增加市场劳动力供给，还可以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教育和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中国25-35岁的人群中，有高中学历的人数只占30%左右，而这些人至少还将在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二、三十年，这对中国产业链向高端转移是一个负担。
除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还要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对环境更加友好。一个好消息是，这项工作中国早就在做，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些措施需要好几年来实施，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些措施在未来几年的实施情况怎样。
（鲍石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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