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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的改革与增长研讨会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09-17 01: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6期（总第1161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1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举办的“中国的改革与增长” 研讨会在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陆旸：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依靠“人口红利”，以后要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并有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它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增加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比例高会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自然失业率。二是有利资本积累。人口抚养比的降低会提高储蓄率，并促进资本转化。
人口红利结束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无能为力。产出要素供给增加和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都面临着制度因素的制约，推行制度改革会释放被压抑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改革红利。制度障碍越大，改革力度就需要越大，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也就越大。
我们估计了不采取改革措施情况下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研究发现，在2011-2015、2016-20、2021-25、2026-30四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7.75%、6.7%、5.95%、5.47%，这四个时期对应的全要素增长率都为2.37%。
我们测度了不同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下面逐一介绍。
（1）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子女的数目。在现行的“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会小于2，低于置换水平。如果适度提高总和生育率，在短期会增加人口抚养比，但不会增加工作年龄人口，因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但在长期，等新生儿进入劳动市场，就会增加劳动供给，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2）提高劳动参与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提高劳动参与率就会增加潜在就业，因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期间，如果劳动参与率提高5个百分点，则中国潜在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不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的净效应将会迅速下降，从2016-2020期间的0.18%下降到2045-2050的0.06%。
（3）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作用，而且其影响是递增的。如果全要素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2011-2015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平均会上升0.568个百分点，到2045-2050期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会上升0.869个百分点。
（4）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有两种，教育和培训。以教育方式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正向作用，但边际增长效应递减；以培训方式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正向作用，而且边际增长效应没有下降趋势。
（5）综合考虑总和生育率、全要素增长、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政策建议，通过设置不同情景，我们估计这样的政策组合能使中国潜在增长率提升1—2个百分点。
张斌：中国经济的“转型综合症”
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方以人口结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为依据，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随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而迅速下降；另一派的观点着重分析收入水平，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仍有较快的潜在增长率。下面先从收入水平谈起。
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富裕，一定会经历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即从前工业经济体到工业经济体，从工业经济体发展为后工业经济体。不同阶段以收入水平划分。西欧众国和日本在1970年代早期由工业经济体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体，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500-5000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完成此种转变，当时他们的人均GDP为 5000国际元左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人均GDP为6000国际元左右，中国已经开始向后工业经济体转变。
进入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部门的增速会逐渐放慢。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随之减少；二是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三是供给需求错配致使投资不足。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需求大，应重点发展。但在中国，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遇到两个阻碍，致使供给不足：一是政府倾向于对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过度管制；二是由于激励扭曲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在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上的供应不足。
需求乏力会导致工业部门增长放缓，某些地区的失业率升高。面临上述情况，地方政府会上马大型建设项目，用以刺激经济。但这些刺激政策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刺激政策提高了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率，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刺激政策设计不充分，缺乏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患上“转型综合症”。经济面临增长压力时，政府推行刺激政策，由于刺激政策缺乏效率，致使供需错配进一步恶化，同时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使得政府和居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丧失信心，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增长压力，政府进行下一轮的经济刺激，由此进入恶性循环。
姚洋： 从国际经验看未来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总结国际经验分析了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为我国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的新常态，其背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世界市场需求疲软，中国沿海加工业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第二，我国的人口结构近年来出现了重要转折。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到达最低点35.18%之后开始回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16-65岁）的绝对人数也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地区仍然保有中国30%以上的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已经大大降低。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国家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历一个倒U型曲线，即初期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下降。以亚洲其它经济体为参照，我国的第二产业应该在2018年左右才能达到顶点；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结构调整提前了。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占全部的比例在2013年首次下降，当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超过全国GDP的50%。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的特点。倒U型反转的经济结构转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如1950年代后期的美国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6% - 7%的区间。他们的根据是，危机之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和投资增长，但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人口负利”，投资增长速度今后也不可能太高。但是，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由此，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可能被高估。
二、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
本研究从国际视角研究我国未来十年的增长潜力。研究收集了106个国家1985-2011年的历史数据，然后通过计量分析，考察影响一国长期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如人均资本存量、人口抚养比、高等学校入学率、儿童死亡率和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科学技术论文数等对人均GDP增长速度的贡献。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抚养比体现一国的劳动力供给，高等学校入学率代表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儿童死亡率表征一国的健康水平，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数代表一国的科研实力。
计量分析表明，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0.2%，人口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下降0.13%，大学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婴儿死亡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0.05%，大学教师人均研究成果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0.03%。
在对国际数据计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估计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为此，本研究假设世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为3.8%（1985年-2011年样本期间内中国历史均值），再假设从2014年开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每年增长8.7%（1985年-2011年样本期间内中国历史均值）；人口抚养比加速上升，2014年比2013年上升0.181个百分点，2015年比2014年上升0.182个百分点，以此类推；高等学校入学率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从而到2020年达到40%的计划比例）；儿童死亡率每年下降0.6个千分点（历史均值），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数每年增长8%（历史均值）。由此得到2014-2023年中国GDP总量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增长速度
7.6%
7.5%
7.6%
7.60%
7.2%
7.2%
7.1%
7.0%
7.0%
6.9%
从表中估计值可以发现，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在2014-2023年的多数年份内将保持在7%-7.5%之间，平均为7.3%。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对我国的预测值影响很大。如果未来十年出现2001-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时期，即世界经济保持每年5.3%的长期增长率，则我国的增长潜力可以达到8.9%；相反，如果世界经济停留在2008年以来长期增长率，即0.7%，则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急剧下降到4.2%。
另一方面，在基准预测中，资本存量增速假设为我国的历史平均值，即8.7%，换算成成投资增长率，则约为12%。如果投资增长率增加一半，达到18%，则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将达到8.0%；相反，如果投资增速下降一半，变为6%，则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将下降到6.6%。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将保持在7%以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我国追赶美国、提升我国对于美国的战略优势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表明，我国下一个十年仍然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具体而言，“十三五”规划可以把增长速度定在7% - 7.5%的区间上。过去，增长目标往往定为一个确定的值，给政策的实施带来很大的被动。把增长目标确定在一个区间，可以给政策实施提供较大的空间。
第二，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对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就我国的储蓄率来看，投资速度不可能很快降下来。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然接近50%，估计十年之后才可能降低到40%以下。由于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2%以下，今后也不太可能有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资本形成也要等10年之后才会下降到40%以下。在此期间，保持12%的投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劳动年龄的女性更是低至65%以下。这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提高劳动参与率完全可以弥补我国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初步估算表明，如果退休年龄延迟半岁，则我国的劳动供给就将增加500万，是劳动人口下降数额的两倍。因此，建议从2015年起，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每年推迟6个月，从而到2030年达到60岁；男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每年推迟3个月，从而到2030年也达到60岁。缓慢的推迟退休年龄对社会的震动小，但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预期，容易被大众接受。
第四，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20-25岁人口的教育水平比50-60岁人口高出4.3年，如果再加上教育回报率的差距，他们的生产率是50-60岁人口的两倍。根据教育部的规划，我国的大学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40%，这将大大提高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在职培训的支持力度，提高无大学教育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黄益平：中国有可能继续取得高增长
今天想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以7.5%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人却感到如此痛苦？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还能取得高速增长？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以下四种可能的解释。（1）经济数据可能并不准确。（2）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部分经济领域遭受明显损失。以出口部门为例，2014年第一季度出口出现负增长，8月份出口增长率为9%，已经有所回暖，但与过去十年间20-30%的出口增长率相比仍显得不尽如人意，对出口导向型的众多沿海城市影响尤甚。（3）在过去20年，中国一直采取政策，将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造成大量“僵尸企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下，这些企业就面临倒闭，工人面临失业困境。所以，中国以8%的速度增长，其质量只等同于其他国家2-3%增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要面对大量劳动者失业之痛。（4）中等收入陷阱。过去20年中，中国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快速发展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提高市场份额。而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为重获市场份额，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力，实现起来十分不易。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是否还能取得高速增长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可能。维持增长的一个办法是政府采取传统的刺激政策，但必须在刺激的目标和手段方面更加谨慎。刺激的目的不应该是维持原来的经济增速，而要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从手段上看，我们也要吸取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当年由于集中动员，国务院、中央银行、各级政府等都进行刺激，最终的刺激力度远远大于四万亿。结果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恶化以及大量的“僵尸企业”。简而言之，为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刺激政策是需要的，但要坚决避免过度刺激。
另一种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就是不断推进改革。陆旸提出的放松生育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IMF的报告指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措施都能严格执行，那么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2-0.3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经济增速会提高2个百分点。我在金融自由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7-1.4个百分点。可见，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手段很多，但核心在于不断推进改革。
为了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坚定的不断推进改革。但现阶段，我们需要忍受较低的经济增长这个现实。
（王晶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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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17 01: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6期（总第1161期）
背景介绍：2014年9月11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举办的“中国的改革与增长” 研讨会在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陆旸：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依靠“人口红利”，以后要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并有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它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增加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比例高会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自然失业率。二是有利资本积累。人口抚养比的降低会提高储蓄率，并促进资本转化。
人口红利结束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无能为力。产出要素供给增加和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都面临着制度因素的制约，推行制度改革会释放被压抑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改革红利。制度障碍越大，改革力度就需要越大，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也就越大。
我们估计了不采取改革措施情况下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研究发现，在2011-2015、2016-20、2021-25、2026-30四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7.75%、6.7%、5.95%、5.47%，这四个时期对应的全要素增长率都为2.37%。
我们测度了不同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下面逐一介绍。
（1）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子女的数目。在现行的“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会小于2，低于置换水平。如果适度提高总和生育率，在短期会增加人口抚养比，但不会增加工作年龄人口，因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但在长期，等新生儿进入劳动市场，就会增加劳动供给，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2）提高劳动参与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提高劳动参与率就会增加潜在就业，因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期间，如果劳动参与率提高5个百分点，则中国潜在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不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的净效应将会迅速下降，从2016-2020期间的0.18%下降到2045-2050的0.06%。
（3）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作用，而且其影响是递增的。如果全要素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2011-2015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平均会上升0.568个百分点，到2045-2050期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会上升0.869个百分点。
（4）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有两种，教育和培训。以教育方式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正向作用，但边际增长效应递减；以培训方式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正向作用，而且边际增长效应没有下降趋势。
（5）综合考虑总和生育率、全要素增长、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政策建议，通过设置不同情景，我们估计这样的政策组合能使中国潜在增长率提升1—2个百分点。
张斌：中国经济的“转型综合症”
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方以人口结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为依据，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随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而迅速下降；另一派的观点着重分析收入水平，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仍有较快的潜在增长率。下面先从收入水平谈起。
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富裕，一定会经历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即从前工业经济体到工业经济体，从工业经济体发展为后工业经济体。不同阶段以收入水平划分。西欧众国和日本在1970年代早期由工业经济体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体，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500-5000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完成此种转变，当时他们的人均GDP为 5000国际元左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人均GDP为6000国际元左右，中国已经开始向后工业经济体转变。
进入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部门的增速会逐渐放慢。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随之减少；二是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三是供给需求错配致使投资不足。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需求大，应重点发展。但在中国，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遇到两个阻碍，致使供给不足：一是政府倾向于对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过度管制；二是由于激励扭曲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在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上的供应不足。
需求乏力会导致工业部门增长放缓，某些地区的失业率升高。面临上述情况，地方政府会上马大型建设项目，用以刺激经济。但这些刺激政策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刺激政策提高了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率，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刺激政策设计不充分，缺乏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患上“转型综合症”。经济面临增长压力时，政府推行刺激政策，由于刺激政策缺乏效率，致使供需错配进一步恶化，同时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使得政府和居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丧失信心，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增长压力，政府进行下一轮的经济刺激，由此进入恶性循环。
姚洋： 从国际经验看未来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总结国际经验分析了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为我国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的新常态，其背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世界市场需求疲软，中国沿海加工业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第二，我国的人口结构近年来出现了重要转折。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到达最低点35.18%之后开始回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16-65岁）的绝对人数也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地区仍然保有中国30%以上的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已经大大降低。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国家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历一个倒U型曲线，即初期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下降。以亚洲其它经济体为参照，我国的第二产业应该在2018年左右才能达到顶点；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结构调整提前了。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占全部的比例在2013年首次下降，当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超过全国GDP的50%。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的特点。倒U型反转的经济结构转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如1950年代后期的美国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6% - 7%的区间。他们的根据是，危机之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和投资增长，但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人口负利”，投资增长速度今后也不可能太高。但是，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由此，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可能被高估。
二、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
本研究从国际视角研究我国未来十年的增长潜力。研究收集了106个国家1985-2011年的历史数据，然后通过计量分析，考察影响一国长期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如人均资本存量、人口抚养比、高等学校入学率、儿童死亡率和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科学技术论文数等对人均GDP增长速度的贡献。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抚养比体现一国的劳动力供给，高等学校入学率代表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儿童死亡率表征一国的健康水平，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数代表一国的科研实力。
计量分析表明，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0.2%，人口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下降0.13%，大学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婴儿死亡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0.05%，大学教师人均研究成果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0.03%。
在对国际数据计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估计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为此，本研究假设世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为3.8%（1985年-2011年样本期间内中国历史均值），再假设从2014年开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每年增长8.7%（1985年-2011年样本期间内中国历史均值）；人口抚养比加速上升，2014年比2013年上升0.181个百分点，2015年比2014年上升0.182个百分点，以此类推；高等学校入学率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从而到2020年达到40%的计划比例）；儿童死亡率每年下降0.6个千分点（历史均值），大学教师平均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数每年增长8%（历史均值）。由此得到2014-2023年中国GDP总量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增长速度
7.6%
7.5%
7.6%
7.60%
7.2%
7.2%
7.1%
7.0%
7.0%
6.9%
从表中估计值可以发现，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在2014-2023年的多数年份内将保持在7%-7.5%之间，平均为7.3%。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对我国的预测值影响很大。如果未来十年出现2001-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时期，即世界经济保持每年5.3%的长期增长率，则我国的增长潜力可以达到8.9%；相反，如果世界经济停留在2008年以来长期增长率，即0.7%，则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急剧下降到4.2%。
另一方面，在基准预测中，资本存量增速假设为我国的历史平均值，即8.7%，换算成成投资增长率，则约为12%。如果投资增长率增加一半，达到18%，则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将达到8.0%；相反，如果投资增速下降一半，变为6%，则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将下降到6.6%。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将保持在7%以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我国追赶美国、提升我国对于美国的战略优势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表明，我国下一个十年仍然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具体而言，“十三五”规划可以把增长速度定在7% - 7.5%的区间上。过去，增长目标往往定为一个确定的值，给政策的实施带来很大的被动。把增长目标确定在一个区间，可以给政策实施提供较大的空间。
第二，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对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就我国的储蓄率来看，投资速度不可能很快降下来。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然接近50%，估计十年之后才可能降低到40%以下。由于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2%以下，今后也不太可能有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资本形成也要等10年之后才会下降到40%以下。在此期间，保持12%的投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劳动年龄的女性更是低至65%以下。这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提高劳动参与率完全可以弥补我国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初步估算表明，如果退休年龄延迟半岁，则我国的劳动供给就将增加500万，是劳动人口下降数额的两倍。因此，建议从2015年起，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每年推迟6个月，从而到2030年达到60岁；男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每年推迟3个月，从而到2030年也达到60岁。缓慢的推迟退休年龄对社会的震动小，但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预期，容易被大众接受。
第四，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20-25岁人口的教育水平比50-60岁人口高出4.3年，如果再加上教育回报率的差距，他们的生产率是50-60岁人口的两倍。根据教育部的规划，我国的大学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40%，这将大大提高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在职培训的支持力度，提高无大学教育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黄益平：中国有可能继续取得高增长
今天想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以7.5%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人却感到如此痛苦？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还能取得高速增长？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以下四种可能的解释。（1）经济数据可能并不准确。（2）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部分经济领域遭受明显损失。以出口部门为例，2014年第一季度出口出现负增长，8月份出口增长率为9%，已经有所回暖，但与过去十年间20-30%的出口增长率相比仍显得不尽如人意，对出口导向型的众多沿海城市影响尤甚。（3）在过去20年，中国一直采取政策，将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造成大量“僵尸企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下，这些企业就面临倒闭，工人面临失业困境。所以，中国以8%的速度增长，其质量只等同于其他国家2-3%增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要面对大量劳动者失业之痛。（4）中等收入陷阱。过去20年中，中国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快速发展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提高市场份额。而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为重获市场份额，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力，实现起来十分不易。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是否还能取得高速增长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可能。维持增长的一个办法是政府采取传统的刺激政策，但必须在刺激的目标和手段方面更加谨慎。刺激的目的不应该是维持原来的经济增速，而要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从手段上看，我们也要吸取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当年由于集中动员，国务院、中央银行、各级政府等都进行刺激，最终的刺激力度远远大于四万亿。结果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恶化以及大量的“僵尸企业”。简而言之，为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刺激政策是需要的，但要坚决避免过度刺激。
另一种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就是不断推进改革。陆旸提出的放松生育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IMF的报告指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措施都能严格执行，那么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2-0.3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经济增速会提高2个百分点。我在金融自由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7-1.4个百分点。可见，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手段很多，但核心在于不断推进改革。
为了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坚定的不断推进改革。但现阶段，我们需要忍受较低的经济增长这个现实。
（王晶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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