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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4-09-10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5期（总第1160期）
背景介绍：2014年8月25日至26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Juzhong zhuang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封进：老龄化显著提高医疗支出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65周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从1950年的0.2亿人、1970年的0.3亿人、1990年的0.7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1.1亿人。从目前的人口年龄特征与医疗水平的发展来看，未来老龄人口将飞速增加，203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3亿人、2050年3.3亿人。相应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从1950年的4.5%、1970年的4%、1990年的5.9%、2010年的8.2%提高到2030年的16.5%、2050年的25.6%。
老龄化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大多数以美国和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发现，老龄化在这些国家并没有显著推动医疗支出增加。不过这一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组群效应。
一、中国的医疗支出结构
最主要的三类医疗支出主体分别为政府、社会保险和个人。从1990年到2009年，个人支付的医疗支出是三类主体中最高的，社会保险次之，政府最少。2009年之后，社会保险与个人的支出基本持平。2011年，个人支出的比重已下降到35%，社会保险与政府的比重则分别上升到了35%和30%。社会保险所占医疗支出比重的上升是政府大力普及和居民保险意识增强的结果。参与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的人数从2005年的1.38亿上升至2007年的1.8亿、2011年的2.52亿。而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与城镇居民基础医疗保险两个项目上，参与人数的激增更为明显：2005年，参与新农合的人数仅为1.79亿，仅仅两年后，这一数字就达到了7.27亿，并在2011年达到8.32亿，这也意味着，基本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参与了新农合；2007年刚开始试点时，参与城镇居民基础医疗保险的人数仅为0.43亿，但是四年后跃升至2.21亿。无论城乡，拥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在健康支出上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
医疗支出方面的城乡差距依旧显著。2010年，城市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农村的3.47倍。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即使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也在以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二者的差距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尽管所有年龄组的城市居民的人均医疗支出在绝对值上都远高于农村居民，但除65周岁及以上年龄组外，其他所有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平均自评健康指数都高于城市居民。
二、老龄人口医疗支出增幅最高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的数据，研究老龄化对居民健康医疗支出的影响。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医疗支出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为了判断老龄化是否提高了医疗支出，需要对比同一年龄的人群在不同年份中的表现。我们的样本按年龄分成了0-14，15-29，30-44，45-64 和65周岁及以上五组。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年龄组在2004-2011年这段期间的医疗支出都高于1991-2000期间，45周岁以上人口的医疗支出增幅远高于45周岁以下的任一年龄段，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的医疗支出增幅比45-64周岁的更高。这些数据可以明确地显示出老龄化对医疗支出的刺激作用。
我们估计，从2010到2030，老龄化会使中国居民的健康医疗支出年均增长2.2-2.6%，而在OECD国家，这一数字仅为0.3-0.5%。可见，老龄化对于中国的挑战严重得多。其中2.2%对应的是排除组群效应情况下的估计，2.6%对应的是不考虑组群效应的估计。可见，如果不考虑组群效应，就会高估老龄化的影响。上述估计都假设发生城乡一体化。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上述估计会大幅降低到1.2-1.7%。
Juzhong Zhuang: 中国的收入差距达到峰值了吗？
许多人开始讨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已达到峰值。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峰值一说言之过早。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体上经历了一个平缓上升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3左右；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经历了一段较快的增长期，1995年基尼系数达到这段时期的峰值0.43；此后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基尼系数有所回落，接着重新开始上升，2003年至今则一直稳定在0.48左右。虽然多数学者估计的以及政府报告的基尼系数都与0.6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有相当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维持在一个危险的区间里。
一、收入差距主要原因的变化情况
如果把收入来源简单地区分为工资收入与资本租金，那么收入差距扩大无外乎三个原因：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收入不平等，以及劳动与资本占收入分配的比重。进一步可以将这三大原因细化为：技能溢价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财富分配失衡导致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下降。此外，空间上的不平等（城乡间、区域间）也是造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大原因。
首先来看技能溢价。所谓技能溢价，指的是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在工资上的差异。技能溢价越高，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越大。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1995年，技能溢价对中国不同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仅为8%，但2007年，这一数字激增至26%。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26%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份额（例如印度的技能溢价占收入不公平的30%，而泰国则高达46%），但它的增长率很高。我们进一步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即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不如技能工人增长得快，但在2004-2008期间，前者的增长幅度依然超过年均12%。在2010-2012年三年期间内，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甚至高于技能工人，尤其是2011年，前者超出技能工人工资增长率6个百分点。我们推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
其次来看财富分配失衡。根据以往的研究，城镇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在1995年约为0.5，到2010年约为0.65。与城镇基尼系数“高水平、低增长”的特征相对立的是农村的财富分配基尼系数——1995年约为0.3，而在2010年已达到0.7。如果将城镇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财富分配基尼系数会更高，2010年这一数字已接近0.75。
接着来看资本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根据CEIC的数据，资本占工业产品净附加值的比重在2005年之后一直高于劳动所占的比重，尤其是2005年，资本所占比重高达61%，创历年之最。不过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两者所占的份额差距正在缩小。
最后来看空间上的不平等。利用国际横向对比可以发现，2009年，菲律宾的空间不公平贡献了整体收入不公平的21%，印度略高，占32%，而中国则达到了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54%。而且中国的空间不公平绝大部分体现在城乡差异，而非区域差异上：198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约为1.8:1，但2008年已达到3.3:1；以省为单位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26附近，2010年甚至下降到0.21左右，显示区域差异比较稳定甚至已经有所缩小。
二、收入差距峰值论言之过早
即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令许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感到恐慌，但要说收入不公平已达到峰值，我认为过于武断。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促成收入不公平的一些主要因子在近年来之所以有改善迹象，主要是受到了特定政策的抑制，但是政策的效果是短暂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会在日后凸显出来。其次，尽管以收入衡量的基尼系数没有进一步扩大，但以财富为衡量的基尼系数却一直在增长。再次，根据库兹涅茨假说，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时，它的中产阶级往往会要求更多的收入份额，这也有可能进一步挤压底层居民的收入。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在改善收入分配上收效甚微。在OECD国家，税后的基尼系数往往能比税前缩减1/3左右，但在中国，税前与税后的基尼系数基本持平。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税制改革，真正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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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9-10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5期（总第1160期）
背景介绍：2014年8月25日至26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Juzhong zhuang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封进：老龄化显著提高医疗支出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65周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从1950年的0.2亿人、1970年的0.3亿人、1990年的0.7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1.1亿人。从目前的人口年龄特征与医疗水平的发展来看，未来老龄人口将飞速增加，203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3亿人、2050年3.3亿人。相应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从1950年的4.5%、1970年的4%、1990年的5.9%、2010年的8.2%提高到2030年的16.5%、2050年的25.6%。
老龄化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大多数以美国和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发现，老龄化在这些国家并没有显著推动医疗支出增加。不过这一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组群效应。
一、中国的医疗支出结构
最主要的三类医疗支出主体分别为政府、社会保险和个人。从1990年到2009年，个人支付的医疗支出是三类主体中最高的，社会保险次之，政府最少。2009年之后，社会保险与个人的支出基本持平。2011年，个人支出的比重已下降到35%，社会保险与政府的比重则分别上升到了35%和30%。社会保险所占医疗支出比重的上升是政府大力普及和居民保险意识增强的结果。参与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的人数从2005年的1.38亿上升至2007年的1.8亿、2011年的2.52亿。而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与城镇居民基础医疗保险两个项目上，参与人数的激增更为明显：2005年，参与新农合的人数仅为1.79亿，仅仅两年后，这一数字就达到了7.27亿，并在2011年达到8.32亿，这也意味着，基本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参与了新农合；2007年刚开始试点时，参与城镇居民基础医疗保险的人数仅为0.43亿，但是四年后跃升至2.21亿。无论城乡，拥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在健康支出上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
医疗支出方面的城乡差距依旧显著。2010年，城市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农村的3.47倍。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即使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也在以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二者的差距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尽管所有年龄组的城市居民的人均医疗支出在绝对值上都远高于农村居民，但除65周岁及以上年龄组外，其他所有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平均自评健康指数都高于城市居民。
二、老龄人口医疗支出增幅最高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的数据，研究老龄化对居民健康医疗支出的影响。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医疗支出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为了判断老龄化是否提高了医疗支出，需要对比同一年龄的人群在不同年份中的表现。我们的样本按年龄分成了0-14，15-29，30-44，45-64 和65周岁及以上五组。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年龄组在2004-2011年这段期间的医疗支出都高于1991-2000期间，45周岁以上人口的医疗支出增幅远高于45周岁以下的任一年龄段，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的医疗支出增幅比45-64周岁的更高。这些数据可以明确地显示出老龄化对医疗支出的刺激作用。
我们估计，从2010到2030，老龄化会使中国居民的健康医疗支出年均增长2.2-2.6%，而在OECD国家，这一数字仅为0.3-0.5%。可见，老龄化对于中国的挑战严重得多。其中2.2%对应的是排除组群效应情况下的估计，2.6%对应的是不考虑组群效应的估计。可见，如果不考虑组群效应，就会高估老龄化的影响。上述估计都假设发生城乡一体化。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上述估计会大幅降低到1.2-1.7%。
Juzhong Zhuang: 中国的收入差距达到峰值了吗？
许多人开始讨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已达到峰值。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峰值一说言之过早。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体上经历了一个平缓上升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3左右；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经历了一段较快的增长期，1995年基尼系数达到这段时期的峰值0.43；此后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基尼系数有所回落，接着重新开始上升，2003年至今则一直稳定在0.48左右。虽然多数学者估计的以及政府报告的基尼系数都与0.6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有相当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维持在一个危险的区间里。
一、收入差距主要原因的变化情况
如果把收入来源简单地区分为工资收入与资本租金，那么收入差距扩大无外乎三个原因：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收入不平等，以及劳动与资本占收入分配的比重。进一步可以将这三大原因细化为：技能溢价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财富分配失衡导致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下降。此外，空间上的不平等（城乡间、区域间）也是造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大原因。
首先来看技能溢价。所谓技能溢价，指的是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在工资上的差异。技能溢价越高，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越大。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1995年，技能溢价对中国不同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仅为8%，但2007年，这一数字激增至26%。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26%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份额（例如印度的技能溢价占收入不公平的30%，而泰国则高达46%），但它的增长率很高。我们进一步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即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不如技能工人增长得快，但在2004-2008期间，前者的增长幅度依然超过年均12%。在2010-2012年三年期间内，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甚至高于技能工人，尤其是2011年，前者超出技能工人工资增长率6个百分点。我们推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
其次来看财富分配失衡。根据以往的研究，城镇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在1995年约为0.5，到2010年约为0.65。与城镇基尼系数“高水平、低增长”的特征相对立的是农村的财富分配基尼系数——1995年约为0.3，而在2010年已达到0.7。如果将城镇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财富分配基尼系数会更高，2010年这一数字已接近0.75。
接着来看资本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根据CEIC的数据，资本占工业产品净附加值的比重在2005年之后一直高于劳动所占的比重，尤其是2005年，资本所占比重高达61%，创历年之最。不过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两者所占的份额差距正在缩小。
最后来看空间上的不平等。利用国际横向对比可以发现，2009年，菲律宾的空间不公平贡献了整体收入不公平的21%，印度略高，占32%，而中国则达到了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54%。而且中国的空间不公平绝大部分体现在城乡差异，而非区域差异上：198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约为1.8:1，但2008年已达到3.3:1；以省为单位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26附近，2010年甚至下降到0.21左右，显示区域差异比较稳定甚至已经有所缩小。
二、收入差距峰值论言之过早
即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令许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感到恐慌，但要说收入不公平已达到峰值，我认为过于武断。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促成收入不公平的一些主要因子在近年来之所以有改善迹象，主要是受到了特定政策的抑制，但是政策的效果是短暂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会在日后凸显出来。其次，尽管以收入衡量的基尼系数没有进一步扩大，但以财富为衡量的基尼系数却一直在增长。再次，根据库兹涅茨假说，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时，它的中产阶级往往会要求更多的收入份额，这也有可能进一步挤压底层居民的收入。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在改善收入分配上收效甚微。在OECD国家，税后的基尼系数往往能比税前缩减1/3左右，但在中国，税前与税后的基尼系数基本持平。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税制改革，真正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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