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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09-05 03:1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3期（总第1158期）
背景介绍：2014年8月25日至26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哈佛大学教授Dwight Perkins和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Dwight Perkins：理解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状况是否能持续、还能持续多久；中国有相当多的结构性扭曲，这些扭曲将如何被纠正。本文就第一个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
根据我与合作者完成的一篇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章，中国要维持9%的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维持一个无法企及的高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这一前提无法实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过如此之高的TFP增长水平，即使是在高速增长的1978-2005期间；其二是八九十年代的较高的TFP增速主要来自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的解散，外商投资被大量引进，对外贸易不断开放，同时九十年代时在前总理朱镕基任下实施了国有企业改革。这些改革对于TFP的促进是一次性的。
从供给面出发，我曾做出预测：中国的增长速度在2005-2025年之间大约可以达到6%，远低于1978-2005年的高增长率9.5%。这是我第一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放缓，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此期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会达到13000美元。历史上，曾经高速增长的东亚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都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后遭遇了增速放缓。上述预测并不意味着我在唱衰中国，其意义取决于如何界定一个合适的增长率标准。实际上，不论从横向或纵向看，6%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增长速度。
需求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占GDP的比例持续走低。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家庭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所导致的。但在我看来，即便家庭消费水平可能因为没有考虑到住房消费（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而被低估，家庭消费所占GDP比重最多只能从35%提高到41%，调整后的数字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只有新加坡曾高于中国。
未来中国投资的收益率将会面临很多挑战。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投资非常高效，其原因主要是过去的扭曲和不足，两个重要的例子是交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同的例子有东亚的韩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实物资本以及基础设施在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后来出现的大量投资帮助韩国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跃升。未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但是体量并不大；房地产行业的供给仍然很旺盛，2011-12年的新增面积达到36亿平方米，但是在扩大住房需求方面没有很好的办法。为了扩大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降低储蓄率，也可以使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增加居民的购买力。前一种办法试图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其效果的发挥需要较长的时间；后一种办法也无法由政府直接控制。
对于中国未来的投资方向，我的建议是寻找新的投资项目，比如一些环境相关的项目，水资源保护和空气污染治理等。这类投资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估计，但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投资，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无法重复过去的奇迹，而只会保持在一个更低的增长水平。
林毅夫：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实现了9.8%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再维持较长时间，取决于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机制和驱动力。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相反，高人均收入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处于前沿，只能通过高额投资进行高风险的自主研发，因此其人均GDP的增长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平均只有2%，加上人口增长也只有3%。
对中国经济将无法持续高增长的论据主要有两个。（A）从历史上看，二战后仅有13个经济体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超过25年，而中国经济已经火了35年，将无法再持续下去。（B）正如Perkins所说，日本、韩国、台湾等与中国一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后遭遇了GDP增速的放缓过程。这两个事实似乎都可以作为中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证据，但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德国、日本和韩国达到13000美元的水平时的时间分别是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它们的人均GDP水平与最先进国家美国相比的比例分别是65%、60%和50%。然而，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即使达到13000美元的水平也仅为美国的30%还不到。按照麦迪森的估计，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1967年的新加坡以及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经济体在之后的二十年都维持了大约8%-9%的增长，而且它们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与二战时期相聚甚远，因而其经济发展动力必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非战后复苏。
因此，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计算，我认为中国未来二十年仍将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这些潜力是否能最终被发挥出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及能否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中，社会政治的稳定需要处理好收入不平等以及腐败的问题。而收入不平等以及腐败的根源都来自于过去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抑制、低资源税费、电信金融业的垄断，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为腐败寻租提供了温床，也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的就在消除以上的扭曲，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认为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最近两年来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自2010年第1季度后持续4年多的增速下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致。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的下滑是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的。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至2013年分别是10.4%、9.3%、7.7%以及7.7%，而巴西则是7.5%、2.7%、0.9%及2.2%。新加坡2014年的增速2%远低于2010年的增速14%，印度、韩国皆有相同的情形。同一时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即使并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其经济放缓速度远比中国要严重。因而，综合东亚各国的经济表现可知，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共同的外部因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东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但国际经济不景气使得外部需求锐减，出口受挫。同时，各国在2008年年底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投资拉动的影响随着建设完工已经式微。中国的消费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得以维持7.7%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表现好于东亚各国的重要因素。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应该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我认为消费的增长有赖于收入的增长，而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需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就离不开投资。
此外，中国仍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能够提供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城市内的地铁、管网；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投资；城市化过程中的“安居工程”等等。一些观点认为拆分来看不同类型的投资具有不同的回报率，比如国企部门或政府的投资的回报率远低于私人部门的回报率。但我认为，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例，应该看到投资的外部作用，因为公共部门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私人部门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无法被直接计算入投资回报率中。
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如中国多。中国的中央和地方负债虽然已经达到GDP的40%，但相比于发达国家超过100%的水平仍然有继续投资的空间。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可以用于进口机器设备。同时，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超过50%，也可以为投资贡献力量。所以，我认为从2008年以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
（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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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2014年第063期（总第1158期）
背景介绍：2014年8月25日至26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哈佛大学教授Dwight Perkins和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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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ght Perkins：理解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状况是否能持续、还能持续多久；中国有相当多的结构性扭曲，这些扭曲将如何被纠正。本文就第一个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
根据我与合作者完成的一篇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章，中国要维持9%的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维持一个无法企及的高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这一前提无法实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过如此之高的TFP增长水平，即使是在高速增长的1978-2005期间；其二是八九十年代的较高的TFP增速主要来自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的解散，外商投资被大量引进，对外贸易不断开放，同时九十年代时在前总理朱镕基任下实施了国有企业改革。这些改革对于TFP的促进是一次性的。
从供给面出发，我曾做出预测：中国的增长速度在2005-2025年之间大约可以达到6%，远低于1978-2005年的高增长率9.5%。这是我第一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放缓，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此期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会达到13000美元。历史上，曾经高速增长的东亚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都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后遭遇了增速放缓。上述预测并不意味着我在唱衰中国，其意义取决于如何界定一个合适的增长率标准。实际上，不论从横向或纵向看，6%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增长速度。
需求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占GDP的比例持续走低。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家庭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所导致的。但在我看来，即便家庭消费水平可能因为没有考虑到住房消费（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而被低估，家庭消费所占GDP比重最多只能从35%提高到41%，调整后的数字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只有新加坡曾高于中国。
未来中国投资的收益率将会面临很多挑战。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投资非常高效，其原因主要是过去的扭曲和不足，两个重要的例子是交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同的例子有东亚的韩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实物资本以及基础设施在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后来出现的大量投资帮助韩国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跃升。未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但是体量并不大；房地产行业的供给仍然很旺盛，2011-12年的新增面积达到36亿平方米，但是在扩大住房需求方面没有很好的办法。为了扩大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降低储蓄率，也可以使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增加居民的购买力。前一种办法试图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其效果的发挥需要较长的时间；后一种办法也无法由政府直接控制。
对于中国未来的投资方向，我的建议是寻找新的投资项目，比如一些环境相关的项目，水资源保护和空气污染治理等。这类投资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估计，但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投资，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无法重复过去的奇迹，而只会保持在一个更低的增长水平。
林毅夫：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实现了9.8%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再维持较长时间，取决于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机制和驱动力。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相反，高人均收入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处于前沿，只能通过高额投资进行高风险的自主研发，因此其人均GDP的增长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平均只有2%，加上人口增长也只有3%。
对中国经济将无法持续高增长的论据主要有两个。（A）从历史上看，二战后仅有13个经济体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超过25年，而中国经济已经火了35年，将无法再持续下去。（B）正如Perkins所说，日本、韩国、台湾等与中国一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后遭遇了GDP增速的放缓过程。这两个事实似乎都可以作为中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证据，但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德国、日本和韩国达到13000美元的水平时的时间分别是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它们的人均GDP水平与最先进国家美国相比的比例分别是65%、60%和50%。然而，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即使达到13000美元的水平也仅为美国的30%还不到。按照麦迪森的估计，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1967年的新加坡以及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经济体在之后的二十年都维持了大约8%-9%的增长，而且它们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与二战时期相聚甚远，因而其经济发展动力必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非战后复苏。
因此，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计算，我认为中国未来二十年仍将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这些潜力是否能最终被发挥出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及能否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中，社会政治的稳定需要处理好收入不平等以及腐败的问题。而收入不平等以及腐败的根源都来自于过去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抑制、低资源税费、电信金融业的垄断，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为腐败寻租提供了温床，也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的就在消除以上的扭曲，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认为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最近两年来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自2010年第1季度后持续4年多的增速下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致。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的下滑是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的。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至2013年分别是10.4%、9.3%、7.7%以及7.7%，而巴西则是7.5%、2.7%、0.9%及2.2%。新加坡2014年的增速2%远低于2010年的增速14%，印度、韩国皆有相同的情形。同一时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即使并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其经济放缓速度远比中国要严重。因而，综合东亚各国的经济表现可知，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共同的外部因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东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但国际经济不景气使得外部需求锐减，出口受挫。同时，各国在2008年年底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投资拉动的影响随着建设完工已经式微。中国的消费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得以维持7.7%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表现好于东亚各国的重要因素。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应该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我认为消费的增长有赖于收入的增长，而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需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就离不开投资。
此外，中国仍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能够提供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城市内的地铁、管网；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投资；城市化过程中的“安居工程”等等。一些观点认为拆分来看不同类型的投资具有不同的回报率，比如国企部门或政府的投资的回报率远低于私人部门的回报率。但我认为，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例，应该看到投资的外部作用，因为公共部门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私人部门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无法被直接计算入投资回报率中。
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如中国多。中国的中央和地方负债虽然已经达到GDP的40%，但相比于发达国家超过100%的水平仍然有继续投资的空间。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可以用于进口机器设备。同时，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超过50%，也可以为投资贡献力量。所以，我认为从2008年以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
（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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