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第16届NBER-CCER会议系列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14-05-18 08: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0期（总第1155期）背景介绍：2014年6月26日至28日，第16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六期简报报告本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哈佛大学的Nathaniel Hendren教授，达科他大学Chih Ming Tan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的演讲内容。有关整个会议所有发言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nsd.pku.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8436。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Nathaniel Hendren：美国并非“机遇之乡”
美国常被人冠以“机遇之乡”的美誉。这源于人们笃信，在美国，个人获得成功的概率并不主要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而要靠自身努力。不过，通过对美国代际收入流动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所谓代际流动性，指的是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越低，则代际流动性就越高，社会也被认为更公平，反之亦然。
我们研究了美国4000多万人的数据，发现从国家整体层面而言，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尽管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一样，其代际收入存在正相关性，但是他们的相关系数却显著低于美国。以丹麦为例，父母的收入每高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子女的收入平均只高出1.8个百分点。但在美国，父母的收入每高出10个百分点，其子女的收入平均要高出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从整个国家的整体水平来看，美国的代际流行性远低于丹麦，与其“机遇之乡”的美名并不相符。
在美国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社区之间的代际流动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在美国排名前50的大城市中，代际流动性最高的是盐湖城，最差的是夏洛特市，前者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比后者低0.15左右。研究还发现，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最高，中部地区则最低，这意味着东南部地区的年轻人更容易凭借自己的努力致富，而在中部地区，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流通的渠道则远没有如此畅通。代际流动性大的地区，往往具备种族隔离少、收入不平等程度轻、基础教育质量好、社会资本多以及家庭稳定性高等特征。
影响代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教育水平。我们发现，父母的收入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有很高的正相关性，父母在人群中的收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概率会上升0.68。数据还显示，受教育水平与父母的收入越是相关的地区（如美国东南部），其代际流动性反而越高。
Chih Ming Tan：从1959-61年大饥荒看认知能力的代际转移
人们的认知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遗传，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培养，这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如果认知能力显著取决于父母的遗传，那么生物学的理论就能解释绝大部分的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以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性。
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我们检验认知能力的代际转移提供了一项自然实验。在这次大饥荒中，受灾的一代人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即使在大饥荒中存活，其健康水平也受到了很大损害，从而使其认知能力受到一定障碍。按照遗传学的理论，他们的下一代在智力方面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遗传因素确实对认知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在大饥荒时期出生的那代人的认知水平应低于平均水平。
我们基于CFPS的调查数据对此假说进行了检验。2010与2012年，CFPS在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一系列有关数学、语言认知、记忆与逻辑的问题，并根据受访者能够回答的问题难度给予其认知水平的评分。
结果发现，大饥荒确实对在此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的认知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因性别、家庭而异。只有在大饥荒中存活的农村男性，其女儿的认知水平受到了代际遗传的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只存在于儿女皆有的家庭中。
生物学上认为，认知能力是通过X染色体遗传到下一代的。女儿的X染色体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而儿子的X染色体则全部来自于母亲。如果女性在大饥荒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只有父亲男性的X染色体受到大饥荒的损害，那么女儿的认知水平就会显著低于儿子，与上述发现一致，基因论就会提供一个较好的解释。但事实上，经历过大饥荒的女性的认知水平本来就低于男性。
对此，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农村家庭对儿子的投资偏好。如果农村的父亲对儿子的偏好胜于女儿，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采取一些干预和补偿，使得儿子不会像他们自己一样受到饥荒的损害，这种偏好在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农村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比了有性别歧视的人群和没有性别歧视的人群，结果显示，在没有性别歧视的人群中，大饥荒对女性认知水平的损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对儿子的投资偏好并非完全来自文化因素，很可能掺杂着某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综上所述，对上一代人的健康冲击确实会传递给下一代人，但传递的渠道并非主要通过基因遗传，而是上一代人理性地对激励做出回应，并反映在了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上。
雷晓燕：基础教育的普及增加代际流动性
代际流动在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很多人把这个时代称为“拼爹”的时代，这意味着代际流动较低。教育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教育水平会带来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为下一代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使得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如此形成一个高教育水平的代际循环。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贫困家庭子女获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逐步减少。
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代际教育流动性的降低？通常用来衡量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变量是父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度。相关度越高，则代际流动性越弱。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代际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不过，这些研究中所用的受教育年限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忽略了非线性因素的重要性，其次是无法反映出不同教育种类产生的差异。我们用取得的最高学位来衡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并用一个转换矩阵的形式来表达子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
我们利用CHARLS的数据进行研究，将学历依次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高中以上五个等级，选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的最高学位作为自变量，并将子女的最高学位作为因变量，研究给定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其子女落到每一受教育水平上的可能性。
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时段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出很大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1941-1965年出生的人群，其代际教育流动性较高；1965-1975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教育流动性不断降低；1976-1985，代际流动性不再继续降低，但总体仍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区间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1941-1965这段时间内，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文盲率的急剧下降，使得文盲父母的子女仍是文盲的概率大为减小，这一现象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普及和改善。但在1965年以后，这一效应逐渐递减。在1975年以后，基础教育基本上在中国普及，而农村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让子女获取义务教育以上的学历导致了代际教育流动性的降低。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则是，无论是在哪个时期，父母本身就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家庭其子女接受高中以上学历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其他家庭。
可见，促使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增加的主要因素就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其带来的正面效果对贫困家庭而言尤为突出。但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没有显著改善代际教育流动性，反而是富裕的家庭从高校扩张中受益更多。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第16届NBER-CCER会议系列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14-05-18 08: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60期（总第1155期）背景介绍：2014年6月26日至28日，第16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六期简报报告本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哈佛大学的Nathaniel Hendren教授，达科他大学Chih Ming Tan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的演讲内容。有关整个会议所有发言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nsd.pku.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8436。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Nathaniel Hendren：美国并非“机遇之乡”
美国常被人冠以“机遇之乡”的美誉。这源于人们笃信，在美国，个人获得成功的概率并不主要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而要靠自身努力。不过，通过对美国代际收入流动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所谓代际流动性，指的是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越低，则代际流动性就越高，社会也被认为更公平，反之亦然。
我们研究了美国4000多万人的数据，发现从国家整体层面而言，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尽管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一样，其代际收入存在正相关性，但是他们的相关系数却显著低于美国。以丹麦为例，父母的收入每高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子女的收入平均只高出1.8个百分点。但在美国，父母的收入每高出10个百分点，其子女的收入平均要高出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从整个国家的整体水平来看，美国的代际流行性远低于丹麦，与其“机遇之乡”的美名并不相符。
在美国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社区之间的代际流动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在美国排名前50的大城市中，代际流动性最高的是盐湖城，最差的是夏洛特市，前者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比后者低0.15左右。研究还发现，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最高，中部地区则最低，这意味着东南部地区的年轻人更容易凭借自己的努力致富，而在中部地区，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流通的渠道则远没有如此畅通。代际流动性大的地区，往往具备种族隔离少、收入不平等程度轻、基础教育质量好、社会资本多以及家庭稳定性高等特征。
影响代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教育水平。我们发现，父母的收入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有很高的正相关性，父母在人群中的收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概率会上升0.68。数据还显示，受教育水平与父母的收入越是相关的地区（如美国东南部），其代际流动性反而越高。
Chih Ming Tan：从1959-61年大饥荒看认知能力的代际转移
人们的认知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遗传，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培养，这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如果认知能力显著取决于父母的遗传，那么生物学的理论就能解释绝大部分的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以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性。
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我们检验认知能力的代际转移提供了一项自然实验。在这次大饥荒中，受灾的一代人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即使在大饥荒中存活，其健康水平也受到了很大损害，从而使其认知能力受到一定障碍。按照遗传学的理论，他们的下一代在智力方面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遗传因素确实对认知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在大饥荒时期出生的那代人的认知水平应低于平均水平。
我们基于CFPS的调查数据对此假说进行了检验。2010与2012年，CFPS在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一系列有关数学、语言认知、记忆与逻辑的问题，并根据受访者能够回答的问题难度给予其认知水平的评分。
结果发现，大饥荒确实对在此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的认知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因性别、家庭而异。只有在大饥荒中存活的农村男性，其女儿的认知水平受到了代际遗传的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只存在于儿女皆有的家庭中。
生物学上认为，认知能力是通过X染色体遗传到下一代的。女儿的X染色体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而儿子的X染色体则全部来自于母亲。如果女性在大饥荒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只有父亲男性的X染色体受到大饥荒的损害，那么女儿的认知水平就会显著低于儿子，与上述发现一致，基因论就会提供一个较好的解释。但事实上，经历过大饥荒的女性的认知水平本来就低于男性。
对此，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农村家庭对儿子的投资偏好。如果农村的父亲对儿子的偏好胜于女儿，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采取一些干预和补偿，使得儿子不会像他们自己一样受到饥荒的损害，这种偏好在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农村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比了有性别歧视的人群和没有性别歧视的人群，结果显示，在没有性别歧视的人群中，大饥荒对女性认知水平的损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对儿子的投资偏好并非完全来自文化因素，很可能掺杂着某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综上所述，对上一代人的健康冲击确实会传递给下一代人，但传递的渠道并非主要通过基因遗传，而是上一代人理性地对激励做出回应，并反映在了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上。
雷晓燕：基础教育的普及增加代际流动性
代际流动在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很多人把这个时代称为“拼爹”的时代，这意味着代际流动较低。教育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教育水平会带来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为下一代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使得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如此形成一个高教育水平的代际循环。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贫困家庭子女获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逐步减少。
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代际教育流动性的降低？通常用来衡量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变量是父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度。相关度越高，则代际流动性越弱。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代际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不过，这些研究中所用的受教育年限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忽略了非线性因素的重要性，其次是无法反映出不同教育种类产生的差异。我们用取得的最高学位来衡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并用一个转换矩阵的形式来表达子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
我们利用CHARLS的数据进行研究，将学历依次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高中以上五个等级，选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的最高学位作为自变量，并将子女的最高学位作为因变量，研究给定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其子女落到每一受教育水平上的可能性。
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时段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出很大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1941-1965年出生的人群，其代际教育流动性较高；1965-1975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教育流动性不断降低；1976-1985，代际流动性不再继续降低，但总体仍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区间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1941-1965这段时间内，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文盲率的急剧下降，使得文盲父母的子女仍是文盲的概率大为减小，这一现象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普及和改善。但在1965年以后，这一效应逐渐递减。在1975年以后，基础教育基本上在中国普及，而农村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让子女获取义务教育以上的学历导致了代际教育流动性的降低。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则是，无论是在哪个时期，父母本身就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家庭其子女接受高中以上学历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其他家庭。
可见，促使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增加的主要因素就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其带来的正面效果对贫困家庭而言尤为突出。但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没有显著改善代际教育流动性，反而是富裕的家庭从高校扩张中受益更多。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