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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3年第018期（总第1050期）：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13-07-01 02: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6月14日至6月16日，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简称CMES）在北京市友谊宾馆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本期简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房价问题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中国的房价问题
来自清华大学的Min Ouyang报告的题目是《房产税和房价：双城记》。本文讨论了房产税改革对房价的影响。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平均房价增长了两倍；北京是房价收入比为27，是国际平均水平的5倍。2011年1月，房产税改革在上海和重庆开始试点。那么，房产税能否降低房价？从理论上看，房产税会导致房价降低，因为房产税本质上是对房产增加的额外费用，会降低房产的价值并导致房价下降。但是直接检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房产税高的地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多，从而当地的房屋价格高。本文利用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检验了房产税对于房屋价格的影响。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一种改进版的双重差分，利用外生的房产税改革，解决了房产税和房屋价格的内生性问题。他们利用除上海和重庆外的房价数据估计了上海和重庆如果没有实行房产税时的房价。与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不同，在这篇文章使用的方法中，与上海和重庆房价相关性更大的城市或省份被赋予的权重会更大。他们发现，房产税使上海的房价降低了15%，却使重庆的房价上升了11%。比较这两个城市的房产税政策可以发现，房产税征收方式解释了房产税的不同效果。上海是针对所有的住宅征收房产税，而重庆只是对高端住宅收费。由于房产税的影响，原本准备购买高端住宅的消费者转向购买低端住宅，从而降低高端住宅价格，提高低端住宅的价格。由于外溢性的存在，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提高了总的房价，所以政府在实行房产税政策的时候应该谨慎行事。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Zaichao Du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限购、房产税和房价：一个反事实的分析》。本文关注的是限购政策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为降低房价，2010年北京率先实行了房屋限购政策，2011年上海和重庆试点两个版本的房产税改革。限购政策是否应该被房产税所替代？房产税的上海版本与重庆版本哪一个能更有效地降低房价？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限购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在均衡状态下，限购和房产税都通过降低总需求而降低了房价。其次，文章实证分析了限购和房产税的影响。目前，北京只实行了限购政策，重庆实行了房产税试点但没有实行限购，上海既实行了限购，又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与上一篇报告类似，作者利用了没有实施限购的城市的房价增速来估算北京市在没有限购时的房价增速，从而考察限购政策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利用实行限购政策但没有实行房产税城市的房价增速来预测上海市在未实行房产税时的房价增速，从而考察上海版本的房产税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利用没有实行限购政策和房产税政策的城市来预测重庆市在未实行房产税情况下房价增速，从而考察重庆版本的房产税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本文发现，限购政策使北京的房价增速降低了7.69%，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使房价增速降低了2.52%，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对于房价增速没有显著的影响。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效果的差异是因为两者的征收方式不同，重庆房产税征收的范围更广，房产税税率更高，因而可以观察到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会降低房价增速。据此，本文认为限购政策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房价，在短期内，限购政策不应该被房产税所取代；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比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更有效。
来自北京大学的Yan Shen报告的题目是《泡沫还是基本面？考虑了横截面依赖性的省级房价模型》。本文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是否受到快速增长的居民工资收入等基本经济因素驱动。对于中国房价是否存在着泡沫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证据显示，我国房价的绝对水平、房价与收入的比例以及房价与租金的比例都处于很高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泡沫。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收入也有快速的增长。基本经济要素如收入，利率，人口增长能否解释房价的增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房价数据检验了基本经济要素对于房价的解释能力。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房价的增长在东中西部有着很强的异质性，例如在东部地区房价的增长要快于收入的增长，在中部和西部收入的增长要快于房价的增长；东部的房价收入比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对数据做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定和横截面相关性检定，结果显示房价、工资收入、利率都是非稳定的时序，这种非稳定来自于相同的因素，横截面的相关性非常强。为了估计上述三个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作者采用了组均值估计（mean group）, 共同相关组均值估计（common correlated effect mean group）, 共同相关混合估计(common correlated effect pooled)三种方法来估计。结果显示，可支配收入对于房价的影响是显著，且弹性小于0.3；实际利率和人口增长率对于房价的影响总体上是不显著。
来自北京大学的Qinghua Zhang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要素》。本文关注的是经济基本要素的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房价的变动；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城市房价的上升偏离了经济的基本面。首先，作者通过建模推导出均衡的房地产价格与供给面和需求面的经济基本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其次，作者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估计了房地产价格决定式中的相应参数。最后，作者根据估算得到的参数算出均衡的房屋价格，计算的房价与真实房价之间的差距。这篇文章假定房屋的供给是一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者利用土地出让价格以及相应的楼盘价格估算出土地在生产函数的份额大约为0.323。另外，本文还估计了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对于均衡房价的影响的下限。平均而言，城市户籍人口增加1%至少会带动当地房价上涨0.54%。作者发现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都能够被经济的基本要素的变动来解释，包括土地的供应、城市户籍人数、工资收入和建筑成本等。有7个城市的真实房价显著高于推算出来的房价，其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较大。这7个城市是：北京、福州、宁波、杭州、天津、武汉和厦门，它们“过高”房价可能是因为当地有很高的投资需求。
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Xi Weng报告的题目是《设定目标的锦标赛：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本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治锦标赛机制。中国各级政府有责任为每段时期制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对经济却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沿着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体制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而这些经济增长目标和最终实现的结果之间高度相关。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来展示这两个典型事实。由此，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政治锦标赛中经济增长目标起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增长目标被设定得尽可能高？最优目标如何确定？作者设定了一个Tullock竞争模型来刻画中国政治锦标赛中经济增长目标的作用，从而为增长目标过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即自上而下政治竞争的程度在下降。模型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好的经济增长表现会增加领导者的晋升概率；增长目标被看作评价经济表现时的比较标准；增长目标越高时，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晋升概率增加更多。模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且仅当省级竞争单位的数量多于一省内市级竞争单位的数量时，省级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就会高于中央政府的增长目标。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Jin Wang报告的题目是《财政激励与政府税收努力的分配：来自中国的证据》。本文关注财政激励的改变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分配。1994年中国财政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次“社会实验”。中国在1980年代以前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1980年代到1993年期间实行财政包干制，各省实行不同的财政收入分成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分享税，于是，各省的边际税收分成率一致，相比改革前各省的财政激励发生了变化。本文提供了一个模型框架来刻画财政激励的变化。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两类收入（如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实现净财政收益的最大化。如果两类税收的努力是相互替代的，那么一种税收的分成率提高，政府在该类收入上的努力会提高；税基越大，分成率变动对税收努力的影响越小。根据模型的预测，如果一省在改革前的预算内财政分成率较低，1994年后预算外收入的增长会相对较小；分成率变动对增值税收入变动的影响较小，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较大。最后，本文使用1985年至2004年间29个省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以上结论。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Jiahua Che报告的题目是《好领导、坏领导与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或独裁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此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致的结论。独裁制度的经济表现更不稳定，这被认为和独裁政体的领导者有关。本文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将民主制或独裁制下的领导人选择内生化。民主体制下公民选举未来的领导者，独裁体制下在位领导人选择未来的领导者。领导人在年轻人中产生，分为自利的领导人和仁慈的领导人。不论民主或独裁，领导人都将决定政府的政策，而公民社会可以对未来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进行限制。在一个弱公民(weak civil society)社会中，领导人可以自由选择政策；在强公民社会(strong civil society)中，公民可以规定领导人的政策选择。政府的政策又可以分为三类：谋私政策仅对领导人有利；短期政策对当前有利；长期政策对未来有利。通过模型的分析，作者发现民主政体的表现是相似的：自利的领导人、强公民社会以及短期政策。独裁政体的表现则是多样化的，存在5种可能的长期结果：自利领导人、弱公民社会及谋私政策结合的“差结果”（bad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在长期政策和谋私政策之间波动，并与弱公民社会结合的“优结果”（good dynamics）；强公民社会，类似于民主的结果（democratic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波动，仁慈领导人选择强公民社会，自利领导人选择弱公民社会，称作“较差结果”（mostly-bad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波动，仁慈领导人选择弱公民社会，自利领导人选择强公民社会，称作“准民主结果”（mostly democratic dynamics）。这五类独裁结果的表现有很大差异，“优结果”和“准民主结果”比民主政体的表现更好，“差结果”也有可能幸运地达到与优结果或准民主结果相似的表现。最后，作者根据模型结果做了几点总结：民主社会是相似的，不允许有所谓圣人（Saint）的存在，因此，民主社会的制衡机制成为抵制谋私领导人的最后防线；独裁政体下公民社会的力量通常很薄弱，独裁统治的表现很不稳定，即便总的结果可以超越民主社会，但仍然存在波动。
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Ruixue Jia报告的题目是《政治联系与经济表现在中国政治选拔中的互补性》。在过去的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政治晋升过程：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官员的晋升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与上层的政治联系更加重要。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两种晋升机制是独立的，替代的还是互补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刻画了经济增长与政治联系的交互作用，并构建了一个地方领导人与中央领导人关系网络的数据库，从而对模型做出了实证检验。在模型中，中央领导人提拔一个省领导人会得到一定收益，该收益与权利租金以及被提拔者能力有关，而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会影响中央领导人获得该收益的概率。领导人的目标是最大化其预期收益，而经济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省级领导人的能力。模型的推导结果并未给出确定答案。于是，本文利用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衡量领导人联系的标准是领导人是否曾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或来自同一地区。回归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联系之间存在互补作用。
（胡李鹏、冯颖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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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07-01 02: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6月14日至6月16日，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简称CMES）在北京市友谊宾馆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本期简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房价问题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中国的房价问题
来自清华大学的Min Ouyang报告的题目是《房产税和房价：双城记》。本文讨论了房产税改革对房价的影响。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平均房价增长了两倍；北京是房价收入比为27，是国际平均水平的5倍。2011年1月，房产税改革在上海和重庆开始试点。那么，房产税能否降低房价？从理论上看，房产税会导致房价降低，因为房产税本质上是对房产增加的额外费用，会降低房产的价值并导致房价下降。但是直接检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房产税高的地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多，从而当地的房屋价格高。本文利用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检验了房产税对于房屋价格的影响。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一种改进版的双重差分，利用外生的房产税改革，解决了房产税和房屋价格的内生性问题。他们利用除上海和重庆外的房价数据估计了上海和重庆如果没有实行房产税时的房价。与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不同，在这篇文章使用的方法中，与上海和重庆房价相关性更大的城市或省份被赋予的权重会更大。他们发现，房产税使上海的房价降低了15%，却使重庆的房价上升了11%。比较这两个城市的房产税政策可以发现，房产税征收方式解释了房产税的不同效果。上海是针对所有的住宅征收房产税，而重庆只是对高端住宅收费。由于房产税的影响，原本准备购买高端住宅的消费者转向购买低端住宅，从而降低高端住宅价格，提高低端住宅的价格。由于外溢性的存在，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提高了总的房价，所以政府在实行房产税政策的时候应该谨慎行事。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Zaichao Du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限购、房产税和房价：一个反事实的分析》。本文关注的是限购政策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为降低房价，2010年北京率先实行了房屋限购政策，2011年上海和重庆试点两个版本的房产税改革。限购政策是否应该被房产税所替代？房产税的上海版本与重庆版本哪一个能更有效地降低房价？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限购和房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在均衡状态下，限购和房产税都通过降低总需求而降低了房价。其次，文章实证分析了限购和房产税的影响。目前，北京只实行了限购政策，重庆实行了房产税试点但没有实行限购，上海既实行了限购，又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与上一篇报告类似，作者利用了没有实施限购的城市的房价增速来估算北京市在没有限购时的房价增速，从而考察限购政策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利用实行限购政策但没有实行房产税城市的房价增速来预测上海市在未实行房产税时的房价增速，从而考察上海版本的房产税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利用没有实行限购政策和房产税政策的城市来预测重庆市在未实行房产税情况下房价增速，从而考察重庆版本的房产税对于房价增速的影响。本文发现，限购政策使北京的房价增速降低了7.69%，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使房价增速降低了2.52%，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对于房价增速没有显著的影响。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效果的差异是因为两者的征收方式不同，重庆房产税征收的范围更广，房产税税率更高，因而可以观察到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会降低房价增速。据此，本文认为限购政策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房价，在短期内，限购政策不应该被房产税所取代；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比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更有效。
来自北京大学的Yan Shen报告的题目是《泡沫还是基本面？考虑了横截面依赖性的省级房价模型》。本文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是否受到快速增长的居民工资收入等基本经济因素驱动。对于中国房价是否存在着泡沫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证据显示，我国房价的绝对水平、房价与收入的比例以及房价与租金的比例都处于很高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泡沫。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收入也有快速的增长。基本经济要素如收入，利率，人口增长能否解释房价的增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房价数据检验了基本经济要素对于房价的解释能力。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房价的增长在东中西部有着很强的异质性，例如在东部地区房价的增长要快于收入的增长，在中部和西部收入的增长要快于房价的增长；东部的房价收入比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对数据做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定和横截面相关性检定，结果显示房价、工资收入、利率都是非稳定的时序，这种非稳定来自于相同的因素，横截面的相关性非常强。为了估计上述三个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作者采用了组均值估计（mean group）, 共同相关组均值估计（common correlated effect mean group）, 共同相关混合估计(common correlated effect pooled)三种方法来估计。结果显示，可支配收入对于房价的影响是显著，且弹性小于0.3；实际利率和人口增长率对于房价的影响总体上是不显著。
来自北京大学的Qinghua Zhang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要素》。本文关注的是经济基本要素的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房价的变动；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城市房价的上升偏离了经济的基本面。首先，作者通过建模推导出均衡的房地产价格与供给面和需求面的经济基本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其次，作者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估计了房地产价格决定式中的相应参数。最后，作者根据估算得到的参数算出均衡的房屋价格，计算的房价与真实房价之间的差距。这篇文章假定房屋的供给是一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者利用土地出让价格以及相应的楼盘价格估算出土地在生产函数的份额大约为0.323。另外，本文还估计了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对于均衡房价的影响的下限。平均而言，城市户籍人口增加1%至少会带动当地房价上涨0.54%。作者发现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都能够被经济的基本要素的变动来解释，包括土地的供应、城市户籍人数、工资收入和建筑成本等。有7个城市的真实房价显著高于推算出来的房价，其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较大。这7个城市是：北京、福州、宁波、杭州、天津、武汉和厦门，它们“过高”房价可能是因为当地有很高的投资需求。
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Xi Weng报告的题目是《设定目标的锦标赛：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本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治锦标赛机制。中国各级政府有责任为每段时期制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对经济却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沿着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体制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而这些经济增长目标和最终实现的结果之间高度相关。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来展示这两个典型事实。由此，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政治锦标赛中经济增长目标起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增长目标被设定得尽可能高？最优目标如何确定？作者设定了一个Tullock竞争模型来刻画中国政治锦标赛中经济增长目标的作用，从而为增长目标过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即自上而下政治竞争的程度在下降。模型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好的经济增长表现会增加领导者的晋升概率；增长目标被看作评价经济表现时的比较标准；增长目标越高时，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晋升概率增加更多。模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且仅当省级竞争单位的数量多于一省内市级竞争单位的数量时，省级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就会高于中央政府的增长目标。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Jin Wang报告的题目是《财政激励与政府税收努力的分配：来自中国的证据》。本文关注财政激励的改变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分配。1994年中国财政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次“社会实验”。中国在1980年代以前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1980年代到1993年期间实行财政包干制，各省实行不同的财政收入分成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分享税，于是，各省的边际税收分成率一致，相比改革前各省的财政激励发生了变化。本文提供了一个模型框架来刻画财政激励的变化。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两类收入（如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实现净财政收益的最大化。如果两类税收的努力是相互替代的，那么一种税收的分成率提高，政府在该类收入上的努力会提高；税基越大，分成率变动对税收努力的影响越小。根据模型的预测，如果一省在改革前的预算内财政分成率较低，1994年后预算外收入的增长会相对较小；分成率变动对增值税收入变动的影响较小，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较大。最后，本文使用1985年至2004年间29个省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以上结论。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Jiahua Che报告的题目是《好领导、坏领导与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或独裁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此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致的结论。独裁制度的经济表现更不稳定，这被认为和独裁政体的领导者有关。本文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将民主制或独裁制下的领导人选择内生化。民主体制下公民选举未来的领导者，独裁体制下在位领导人选择未来的领导者。领导人在年轻人中产生，分为自利的领导人和仁慈的领导人。不论民主或独裁，领导人都将决定政府的政策，而公民社会可以对未来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进行限制。在一个弱公民(weak civil society)社会中，领导人可以自由选择政策；在强公民社会(strong civil society)中，公民可以规定领导人的政策选择。政府的政策又可以分为三类：谋私政策仅对领导人有利；短期政策对当前有利；长期政策对未来有利。通过模型的分析，作者发现民主政体的表现是相似的：自利的领导人、强公民社会以及短期政策。独裁政体的表现则是多样化的，存在5种可能的长期结果：自利领导人、弱公民社会及谋私政策结合的“差结果”（bad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在长期政策和谋私政策之间波动，并与弱公民社会结合的“优结果”（good dynamics）；强公民社会，类似于民主的结果（democratic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波动，仁慈领导人选择强公民社会，自利领导人选择弱公民社会，称作“较差结果”（mostly-bad dynamics）；在仁慈领导人和自利领导人间波动，仁慈领导人选择弱公民社会，自利领导人选择强公民社会，称作“准民主结果”（mostly democratic dynamics）。这五类独裁结果的表现有很大差异，“优结果”和“准民主结果”比民主政体的表现更好，“差结果”也有可能幸运地达到与优结果或准民主结果相似的表现。最后，作者根据模型结果做了几点总结：民主社会是相似的，不允许有所谓圣人（Saint）的存在，因此，民主社会的制衡机制成为抵制谋私领导人的最后防线；独裁政体下公民社会的力量通常很薄弱，独裁统治的表现很不稳定，即便总的结果可以超越民主社会，但仍然存在波动。
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Ruixue Jia报告的题目是《政治联系与经济表现在中国政治选拔中的互补性》。在过去的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政治晋升过程：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官员的晋升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与上层的政治联系更加重要。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两种晋升机制是独立的，替代的还是互补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刻画了经济增长与政治联系的交互作用，并构建了一个地方领导人与中央领导人关系网络的数据库，从而对模型做出了实证检验。在模型中，中央领导人提拔一个省领导人会得到一定收益，该收益与权利租金以及被提拔者能力有关，而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会影响中央领导人获得该收益的概率。领导人的目标是最大化其预期收益，而经济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省级领导人的能力。模型的推导结果并未给出确定答案。于是，本文利用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衡量领导人联系的标准是领导人是否曾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或来自同一地区。回归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联系之间存在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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