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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3年第016期（总第1048期）：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3-07-01 02: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6月14日至6月16日，首届计量经济学会中国会议（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简称CMES）在北京市友谊宾馆举办。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本期简报报告林毅夫教授所做的特邀嘉宾演讲以及与会学者对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的讨论。
反思共识：对大萧条的审视
林毅夫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反思共识：对大萧条的审视》。分四个部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结构性改革、新结构经济学和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演讲的第一部分是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国际收支失衡造成的，他们提出三个假说，将东亚经济体(尤其中国)视为国际收支失衡的罪魁祸首。一是东亚经济体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制造了大量贸易顺差；二是东亚经济体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求自保而有意识地积累外汇；三是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造成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林毅夫教授指出，这些假说是与外部经验证据相矛盾的。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根源在美国。美国自198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2001年后又对利率进行了大幅度下调，高杠杆和低利率引发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住房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金融服务的创新以及泡沫的财富效应刺激美国家庭过度消费并导致家庭负债增加，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家庭和政府的过度消费才是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
更进一步地，由于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可以依靠印刷钞票支付其购买行为。美国的高杠杆、低利率政策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泡沫，也鼓励了大量投机资本外流，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然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赚取多少美元，都只能经由中央银行兑换为本币才能在本国使用，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又不得不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因此，不是发展中国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利率，而是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及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
二是呼吁进行结构化改革。欧洲国家目前陷入了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困境。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欧债危机。如果相关国家不进行内部的结构性改革，那么任何来自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外部援助都只能是短期止痛药，未来一年内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非常难以推行，因为其在短期内会增加失业率并降低经济增长率。IMF的传统标准药方是进行货币贬值从而增加出口用以弥补内需的不足，但问题是欧洲国家并没有自己的货币。而如果欧元区进行整体贬值，则必将引发同样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美国和日本进行“竞争性贬值”，这是因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其产品是相互竞争的。这样的竞争性贬值会使得未来整个国际经济有很大概率持续处于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而回报率非常低的经济“新常态”。
林毅夫教授提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事实上，要走出经济“新常态”的困境，就必须创造一个替代IMF提出的依靠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支持需求和就业的机会。由于当前经济危机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基础设施瓶颈等方面。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的货币贬值的效果。而在全球范围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空间有限，同时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又受限于政府财政能力，二者刚好可以实现互补。
三是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及政策建议。二战以后，遵循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经济建设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绩效。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工业化国家必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具有战略优势的现代产业，而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主导才能建立现代产业，但实践中这一战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例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是“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实际推行的效果比此前更加糟糕。统计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且苏联、东欧等国家经济崩溃，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迷失的20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模仿发达国家，而应重点关注自身拥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禀赋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政府则应该帮助企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内生于这个经济体的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我们应考虑如何创造条件让各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竞争力，并依靠竞争力积累资本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基础。有的国家资本相对较多，有的国家劳动力相对较多，这种相对的多少决定了相对的价格。如果让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只能依靠政府补贴来支撑，实施效果肯定很差。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就有希望在一代人之内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在两代人之内变为高收入国家。
四是提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此次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当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时，这个国家的利益会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为避免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有学者建议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或多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但林毅夫教授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替代品，因为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仍然存在。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竞争和自律机制并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稳定，因为竞争、自律的前提是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运行健康，而在未来的二十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将有很多结构性调整无法完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必然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更加不稳定。
林毅夫教授认为，应发行超主权货币——“纸黄金”。 “纸黄金”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具有黄金的特性，又可以避免黄金的弊病，其发行量可以按照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增长。这种超主权货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各个国家自己的货币使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目前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选择贬值的弊病。
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来自密歇根大学的Jing Zhang报告的题目是《开放经济体下的结构转变》探讨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产业的占比变化所起的作用。根据Maddison（1991），自1870年以来，16个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的农业劳动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劳动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而服务业劳动占比则不断上升。作者根据数据计算得出自1970年以来韩国也在经历着各产业劳动占比的转变。作者用这些数据说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加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联系。之前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国际贸易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报告中也展示了制造业净出口的变化与制造业劳动占比的变化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以往的理论在解释经济结构转变的时候，只考虑了经济体是封闭的情况，导致现实的数据与理论的推断不符，特别是为了产生制造业倒U型的情形，现有的理论不得不增加不切实际的假设。为解决这一问题，Jing Zhang及其合作者考虑开放经济体的情形，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察贸易对结构转变的影响。
首先构建一个基本模型——两国、三部门模型，包含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是可贸易品，服务业产品是不可贸易品。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可以在部门之间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在模型中，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率不同，国际间贸易的发生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同时，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时，则其制造业产品净出口为正，且制造业净出口的增长率与制造业劳动占比的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随后作者对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考虑两种情形，一是贸易成本下降，二是制造业生产率上升。伴随着贸易成本足够充分且快速地下降，在制造业上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其比较优势变得更加明显。最初，制造业净出口的增加使得制造业劳动占比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相对工资上升，减少了另一国的相对购买力，最终使得该国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便可满足外国的需求，最终相对工资效应占据主导作用，制造业劳动占比达到顶峰并随后下降。考虑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足够快速的情形，该国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增强，为全球提供的制造业产品比重上升，制造业劳动占比伴随增加；同时由于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可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这会使得对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小；最后，生产率增长效应占据主导作用，使得制造业劳动占比出现倒U型的曲线。这两种情形具备共同的特点：劳动分工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劳动力占比上升，达到一定条件时，由于相对工资的上升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劳动力占比下降，从而出现倒U型的情形。而这一机制，正好可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制造业占比倒U型的现象。基本模型说明，开放经济体为结构转变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制。
随后，作者对基本的模型进行扩展，使恩格尔定律在模型中发挥作用，同时还在供给面引入了中间产品，这样经济体规模的大小也会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有影响。用韩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通过校准的方法，考察技术冲击和贸易成本冲击对结构转变的影响。在封闭经济体中，正向技术冲击导致的收入效应通过非齐次偏好导致结构转变；在开放经济体中，还有另外三个机制起作用：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率快于农业的技术进步速率；二、关于贸易成本，制造业出口商面对的贸易成本下降得要比农业出口商的快；三、相比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实际收入的增长率要更快，从而产生出额外的收入效应，继续通过非齐次偏好产生作用。这三个机制使得模型的预测与数据更加吻合，特别是对于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时，定量的分析还发现，贸易成本的冲击对制造业最为重要，对农业和服务业则相对没有这么重要；技术冲击则对所有部门的劳动占比都重要，同时，技术冲击对于农业和制造业的影响，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要比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更重要。随后，作者又将模型中的偏好改为齐次偏好，只考虑供给面对结构转变的影响——依旧考虑技术冲击和贸易成本冲击的影响。作者再次校准模型，发现农业劳动占比下降幅度依旧很大，制造业劳动占比上升幅度跟非齐次偏好情形差不多，而服务业劳动占比只是轻微上升。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制造业几乎不受偏好的影响，通过非齐次偏好起作用的收入效应对农业重要，对服务业则是非常重要。作者还表示，将来要把模型扩展，考虑可贸易服务品的情况；做定量分析的时候会将中国考虑进来。作者猜想考虑中国因素后，模型能够解释韩国制造业劳动占比倒U型曲线中下降的部分。
（种鹏、曾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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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共识：对大萧条的审视
林毅夫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反思共识：对大萧条的审视》。分四个部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结构性改革、新结构经济学和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演讲的第一部分是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国际收支失衡造成的，他们提出三个假说，将东亚经济体(尤其中国)视为国际收支失衡的罪魁祸首。一是东亚经济体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制造了大量贸易顺差；二是东亚经济体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求自保而有意识地积累外汇；三是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造成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林毅夫教授指出，这些假说是与外部经验证据相矛盾的。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根源在美国。美国自198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2001年后又对利率进行了大幅度下调，高杠杆和低利率引发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住房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金融服务的创新以及泡沫的财富效应刺激美国家庭过度消费并导致家庭负债增加，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家庭和政府的过度消费才是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
更进一步地，由于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可以依靠印刷钞票支付其购买行为。美国的高杠杆、低利率政策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泡沫，也鼓励了大量投机资本外流，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然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赚取多少美元，都只能经由中央银行兑换为本币才能在本国使用，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又不得不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因此，不是发展中国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利率，而是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及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
二是呼吁进行结构化改革。欧洲国家目前陷入了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困境。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欧债危机。如果相关国家不进行内部的结构性改革，那么任何来自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外部援助都只能是短期止痛药，未来一年内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非常难以推行，因为其在短期内会增加失业率并降低经济增长率。IMF的传统标准药方是进行货币贬值从而增加出口用以弥补内需的不足，但问题是欧洲国家并没有自己的货币。而如果欧元区进行整体贬值，则必将引发同样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美国和日本进行“竞争性贬值”，这是因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其产品是相互竞争的。这样的竞争性贬值会使得未来整个国际经济有很大概率持续处于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而回报率非常低的经济“新常态”。
林毅夫教授提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事实上，要走出经济“新常态”的困境，就必须创造一个替代IMF提出的依靠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支持需求和就业的机会。由于当前经济危机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基础设施瓶颈等方面。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的货币贬值的效果。而在全球范围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空间有限，同时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又受限于政府财政能力，二者刚好可以实现互补。
三是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及政策建议。二战以后，遵循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经济建设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绩效。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工业化国家必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具有战略优势的现代产业，而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主导才能建立现代产业，但实践中这一战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例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是“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实际推行的效果比此前更加糟糕。统计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且苏联、东欧等国家经济崩溃，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迷失的20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模仿发达国家，而应重点关注自身拥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禀赋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政府则应该帮助企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内生于这个经济体的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我们应考虑如何创造条件让各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竞争力，并依靠竞争力积累资本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基础。有的国家资本相对较多，有的国家劳动力相对较多，这种相对的多少决定了相对的价格。如果让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只能依靠政府补贴来支撑，实施效果肯定很差。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就有希望在一代人之内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在两代人之内变为高收入国家。
四是提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此次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当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时，这个国家的利益会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为避免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有学者建议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或多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但林毅夫教授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替代品，因为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仍然存在。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竞争和自律机制并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稳定，因为竞争、自律的前提是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运行健康，而在未来的二十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将有很多结构性调整无法完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必然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更加不稳定。
林毅夫教授认为，应发行超主权货币——“纸黄金”。 “纸黄金”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具有黄金的特性，又可以避免黄金的弊病，其发行量可以按照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增长。这种超主权货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各个国家自己的货币使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目前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选择贬值的弊病。
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来自密歇根大学的Jing Zhang报告的题目是《开放经济体下的结构转变》探讨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产业的占比变化所起的作用。根据Maddison（1991），自1870年以来，16个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的农业劳动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劳动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而服务业劳动占比则不断上升。作者根据数据计算得出自1970年以来韩国也在经历着各产业劳动占比的转变。作者用这些数据说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加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联系。之前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国际贸易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报告中也展示了制造业净出口的变化与制造业劳动占比的变化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以往的理论在解释经济结构转变的时候，只考虑了经济体是封闭的情况，导致现实的数据与理论的推断不符，特别是为了产生制造业倒U型的情形，现有的理论不得不增加不切实际的假设。为解决这一问题，Jing Zhang及其合作者考虑开放经济体的情形，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察贸易对结构转变的影响。
首先构建一个基本模型——两国、三部门模型，包含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是可贸易品，服务业产品是不可贸易品。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可以在部门之间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在模型中，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率不同，国际间贸易的发生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同时，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时，则其制造业产品净出口为正，且制造业净出口的增长率与制造业劳动占比的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随后作者对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考虑两种情形，一是贸易成本下降，二是制造业生产率上升。伴随着贸易成本足够充分且快速地下降，在制造业上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其比较优势变得更加明显。最初，制造业净出口的增加使得制造业劳动占比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相对工资上升，减少了另一国的相对购买力，最终使得该国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便可满足外国的需求，最终相对工资效应占据主导作用，制造业劳动占比达到顶峰并随后下降。考虑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足够快速的情形，该国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增强，为全球提供的制造业产品比重上升，制造业劳动占比伴随增加；同时由于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可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这会使得对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小；最后，生产率增长效应占据主导作用，使得制造业劳动占比出现倒U型的曲线。这两种情形具备共同的特点：劳动分工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劳动力占比上升，达到一定条件时，由于相对工资的上升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劳动力占比下降，从而出现倒U型的情形。而这一机制，正好可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制造业占比倒U型的现象。基本模型说明，开放经济体为结构转变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制。
随后，作者对基本的模型进行扩展，使恩格尔定律在模型中发挥作用，同时还在供给面引入了中间产品，这样经济体规模的大小也会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有影响。用韩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通过校准的方法，考察技术冲击和贸易成本冲击对结构转变的影响。在封闭经济体中，正向技术冲击导致的收入效应通过非齐次偏好导致结构转变；在开放经济体中，还有另外三个机制起作用：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率快于农业的技术进步速率；二、关于贸易成本，制造业出口商面对的贸易成本下降得要比农业出口商的快；三、相比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实际收入的增长率要更快，从而产生出额外的收入效应，继续通过非齐次偏好产生作用。这三个机制使得模型的预测与数据更加吻合，特别是对于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时，定量的分析还发现，贸易成本的冲击对制造业最为重要，对农业和服务业则相对没有这么重要；技术冲击则对所有部门的劳动占比都重要，同时，技术冲击对于农业和制造业的影响，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要比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更重要。随后，作者又将模型中的偏好改为齐次偏好，只考虑供给面对结构转变的影响——依旧考虑技术冲击和贸易成本冲击的影响。作者再次校准模型，发现农业劳动占比下降幅度依旧很大，制造业劳动占比上升幅度跟非齐次偏好情形差不多，而服务业劳动占比只是轻微上升。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制造业几乎不受偏好的影响，通过非齐次偏好起作用的收入效应对农业重要，对服务业则是非常重要。作者还表示，将来要把模型扩展，考虑可贸易服务品的情况；做定量分析的时候会将中国考虑进来。作者猜想考虑中国因素后，模型能够解释韩国制造业劳动占比倒U型曲线中下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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