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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3年第013期（总第1045期）：重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解读学术研讨会
发布日期：2013-06-28 02: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重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解读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主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岳希明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等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对反映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的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为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对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细致阐述，并回应了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三个重要质疑。质疑一：2009年一季度，统计局公布的存货增加及存货和服务进出口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负拉动，但当年二月末，工业产成品资金同比增长11.7%，财政部统计的国有企业产成品资金增幅在两位数，很难相信全社会存货出现巨幅下降以致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当年一季度贸易顺差达到50%以上，也难以让人相信服务贸易一季度出现巨幅逆差，从而造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质疑二：2012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高于一季度，而消费贡献率却明显下降，难以自圆其说。质疑三：有文章认为中国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统计数据被低估，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被高估，导致了对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误判。
对于第一个质疑，首先需要对存货和存货增加这两个统计指标进行区分，二者在主要用途、口径范围和数据表现上都存在明显不同。前者用于反映存货资产及其在非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一个非金融资产构成项目，为存量指标；后者主要用于反映存货增加需求及其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支出法GDP构成项目，为流量指标。当存货同比增加的情况下，存货增加有可能同比大幅下降，这也正是2009年和2012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样的，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主要用于反映海关出口和进口的货物贸易差额的变化情况，并按当期价格计算；而支出法GDP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既反应货物贸易差额的变化，也反映服务贸易差额的变化，按不变价格计算。二者的差别使得贸易差额大幅增长和服务和净出口同比下降可以并存。
对于质疑二，首先要明确“消费贡献率”指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是支出法GDP的构成指标，不同于质疑中提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反映商品市场零售份额的变化情况，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及其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二者在口径范围和资料来源上存在重要区别，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数额只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左右，因此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贡献率有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
关于质疑三，由于调查户配合程度低、高收入者少报漏报等政府统计的难题的存在，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被低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准确性也可能受项目变动、资料获取等因素影响。但是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和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合理指标应该是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它们和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用途、口径范围和资料来源上都有重大区别，后者存在的问题不一定导致需求结构的误判。
黄益平教授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对当前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当前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关键数据不准确（如CPI等）、重要的数据不统计（如季调、环比数据）、有些报告的统计数据没有实际价值（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具体表现为1、中央和地方加总后的GDP增长率合不拢，全国与分省数据GDP之间的差额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经济；2、环比数据没法看，例如2012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从第二季度的7.6%放缓到7.4%，但环比季调整后的年率则从7.3%反弹到8.3%；3、民间数据满天飞，由于市场和学者对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出现了各种民间猜测，比如以用电量推测经济态势，但这反而加剧了经济与市场的波动；4、由于春节错位，一、二月份的数据非常不稳定，导致无法推断一季度的经济走势；5、房价指数无人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2013年房价走势和中原地产等公布的数据差异巨大；6、城镇失业率超级稳定，无法帮助判断真实就业情况；7、公布的PMI等领先指标并非灵敏的领先指标，当其低于50时也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萎缩；8、由于宏观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使得无法提出具有公信力的数据来反驳做空中国的论调。
张军教授提到了一些自己在研究中碰到关于统计数据的疑惑。首先是关于不变价GDP的计算问题。有国际研究认为中国近两年的GDP实际增速低于5%，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差距甚大，产生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变价GDP的计算上的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报表单位的细分行业的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令人费解。现有的一个替代的办法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大行业的价格指数加权来得到GDP的平减指数，即通过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品的相对的价格指数来编制GDP平减指数，然后用这个指数去计算GDP的增长率，这样算出的结果显示，当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加速时，官方的GDP增速会比较平缓，当增长减速时，官方数据同样下降得更为平缓。因此，统计局的GDP增长率的算法能否真实反应经济增长情况，以及价格指数的计算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清楚的解释，以回应国际上的一些质疑。
张军教授认为支出法GDP的问题比较多，其可信赖程度可能远远低于收入法或生产法GDP。关于支出法GDP中消费支出被低估到什么程度，也是众说纷纭，由于高收入者的信息很难被涵盖，有的观点认为甚至可能低估了40%。 对于住房消费和居住消费的问题，目前的统计方法也低估了城市和乡村的住房支出，根据张教授的研究，这种低估可能占GDP的4到5个百分点。对于投资的核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应该包括土地购置费，但统计局自下而上的报表中是否很好地扣除了土地购置费是不确定的事情。在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总额中，一个工程可以多次转包，转包的次数越多就会约高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金额。对这些问题，国家统计局的在资本形成这项中是如何调整的、调整的幅度会有多大等问题有待了解。
李实教授比较了国家统计局和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的可信性。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4，远低于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0.61，舆论普遍更相信西南财大的结果。李实教授指出了西南财大在样本抽样和数据获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给定灰色收入无法统计的前提，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更有优势，其公布的基尼系数相对更可信。但国家统计局估计收入差距时也存在问题，如高收入户样本偏少、流动人口样本严重缺失、私有住房的估算租金等收入项目的遗漏和没有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等。李实教授自己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全国基尼系数在0.45到0.50之间，未经调整的基尼系数在0.50到0.55之间。
岳希明教授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10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如经过几次经济普查，中国的GDP核算已经基本可信；每10年的人口普查、每五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每一年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等三项调查，也较好地抓住了从业人员人数、年龄和学历构成等劳动统计信息。之后岳希明教授讨论了资金流量表中的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问题。指出初次分配时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且处于下降趋势，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较高，虽然其中未经过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调整。调整后的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高，但下降趋势不变。为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问题，提出应该降低政府的初次分配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在再分配过程中增加居民直接税收负担，如增加个人所得税，开征财产税等。
朱天教授对统计局住户调查中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低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住户调查中居民收入的低估确实会影响对需求结构的判断，因为支出法GDP中居民消费支出数据的主要来源就是住户调查，二者在大多数细项上都相当接近，主要差别项是住户调查中未包括自有租房虚拟租金的估计和金融和保险消费。朱天教授进一步指出四个导致支出法GDP中居民消费被低估的因素：1、住户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低估高收入人群收入，进而低估消费支出。他建议可以用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乘以从住户调查中经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率来推出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这样做能提高居民消费者消费率6到10个百分点。但资金流量表中的可支配收入理论上也可能被低估，例如企业主的一部分消费可能反映在企业的收入中去。2、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住房的虚拟租金被低估，因为所使用是成本法估计，只是用建筑价格乘以折旧率。3、公款的私人消费很难进行统计，这部分不反映在统计局的数据中，也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低估。4、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需要进行购买力平价，这部分可能造成10%左右的低估。考虑到以上因素后，中国的消费结构接近东亚四小龙的水平，但消费率的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
(沈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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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06-28 02: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重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解读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主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岳希明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等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对反映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的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为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对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细致阐述，并回应了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三个重要质疑。质疑一：2009年一季度，统计局公布的存货增加及存货和服务进出口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负拉动，但当年二月末，工业产成品资金同比增长11.7%，财政部统计的国有企业产成品资金增幅在两位数，很难相信全社会存货出现巨幅下降以致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当年一季度贸易顺差达到50%以上，也难以让人相信服务贸易一季度出现巨幅逆差，从而造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质疑二：2012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高于一季度，而消费贡献率却明显下降，难以自圆其说。质疑三：有文章认为中国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统计数据被低估，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被高估，导致了对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误判。
对于第一个质疑，首先需要对存货和存货增加这两个统计指标进行区分，二者在主要用途、口径范围和数据表现上都存在明显不同。前者用于反映存货资产及其在非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一个非金融资产构成项目，为存量指标；后者主要用于反映存货增加需求及其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支出法GDP构成项目，为流量指标。当存货同比增加的情况下，存货增加有可能同比大幅下降，这也正是2009年和2012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样的，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主要用于反映海关出口和进口的货物贸易差额的变化情况，并按当期价格计算；而支出法GDP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既反应货物贸易差额的变化，也反映服务贸易差额的变化，按不变价格计算。二者的差别使得贸易差额大幅增长和服务和净出口同比下降可以并存。
对于质疑二，首先要明确“消费贡献率”指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是支出法GDP的构成指标，不同于质疑中提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反映商品市场零售份额的变化情况，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及其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二者在口径范围和资料来源上存在重要区别，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数额只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左右，因此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贡献率有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
关于质疑三，由于调查户配合程度低、高收入者少报漏报等政府统计的难题的存在，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被低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准确性也可能受项目变动、资料获取等因素影响。但是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和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合理指标应该是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它们和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用途、口径范围和资料来源上都有重大区别，后者存在的问题不一定导致需求结构的误判。
黄益平教授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对当前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当前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关键数据不准确（如CPI等）、重要的数据不统计（如季调、环比数据）、有些报告的统计数据没有实际价值（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具体表现为1、中央和地方加总后的GDP增长率合不拢，全国与分省数据GDP之间的差额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经济；2、环比数据没法看，例如2012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从第二季度的7.6%放缓到7.4%，但环比季调整后的年率则从7.3%反弹到8.3%；3、民间数据满天飞，由于市场和学者对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出现了各种民间猜测，比如以用电量推测经济态势，但这反而加剧了经济与市场的波动；4、由于春节错位，一、二月份的数据非常不稳定，导致无法推断一季度的经济走势；5、房价指数无人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2013年房价走势和中原地产等公布的数据差异巨大；6、城镇失业率超级稳定，无法帮助判断真实就业情况；7、公布的PMI等领先指标并非灵敏的领先指标，当其低于50时也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萎缩；8、由于宏观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使得无法提出具有公信力的数据来反驳做空中国的论调。
张军教授提到了一些自己在研究中碰到关于统计数据的疑惑。首先是关于不变价GDP的计算问题。有国际研究认为中国近两年的GDP实际增速低于5%，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差距甚大，产生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变价GDP的计算上的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报表单位的细分行业的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令人费解。现有的一个替代的办法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大行业的价格指数加权来得到GDP的平减指数，即通过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品的相对的价格指数来编制GDP平减指数，然后用这个指数去计算GDP的增长率，这样算出的结果显示，当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加速时，官方的GDP增速会比较平缓，当增长减速时，官方数据同样下降得更为平缓。因此，统计局的GDP增长率的算法能否真实反应经济增长情况，以及价格指数的计算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清楚的解释，以回应国际上的一些质疑。
张军教授认为支出法GDP的问题比较多，其可信赖程度可能远远低于收入法或生产法GDP。关于支出法GDP中消费支出被低估到什么程度，也是众说纷纭，由于高收入者的信息很难被涵盖，有的观点认为甚至可能低估了40%。 对于住房消费和居住消费的问题，目前的统计方法也低估了城市和乡村的住房支出，根据张教授的研究，这种低估可能占GDP的4到5个百分点。对于投资的核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应该包括土地购置费，但统计局自下而上的报表中是否很好地扣除了土地购置费是不确定的事情。在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总额中，一个工程可以多次转包，转包的次数越多就会约高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金额。对这些问题，国家统计局的在资本形成这项中是如何调整的、调整的幅度会有多大等问题有待了解。
李实教授比较了国家统计局和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的可信性。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4，远低于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0.61，舆论普遍更相信西南财大的结果。李实教授指出了西南财大在样本抽样和数据获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给定灰色收入无法统计的前提，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更有优势，其公布的基尼系数相对更可信。但国家统计局估计收入差距时也存在问题，如高收入户样本偏少、流动人口样本严重缺失、私有住房的估算租金等收入项目的遗漏和没有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等。李实教授自己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全国基尼系数在0.45到0.50之间，未经调整的基尼系数在0.50到0.55之间。
岳希明教授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10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如经过几次经济普查，中国的GDP核算已经基本可信；每10年的人口普查、每五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每一年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等三项调查，也较好地抓住了从业人员人数、年龄和学历构成等劳动统计信息。之后岳希明教授讨论了资金流量表中的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问题。指出初次分配时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且处于下降趋势，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较高，虽然其中未经过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调整。调整后的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高，但下降趋势不变。为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问题，提出应该降低政府的初次分配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在再分配过程中增加居民直接税收负担，如增加个人所得税，开征财产税等。
朱天教授对统计局住户调查中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低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住户调查中居民收入的低估确实会影响对需求结构的判断，因为支出法GDP中居民消费支出数据的主要来源就是住户调查，二者在大多数细项上都相当接近，主要差别项是住户调查中未包括自有租房虚拟租金的估计和金融和保险消费。朱天教授进一步指出四个导致支出法GDP中居民消费被低估的因素：1、住户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低估高收入人群收入，进而低估消费支出。他建议可以用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乘以从住户调查中经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率来推出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这样做能提高居民消费者消费率6到10个百分点。但资金流量表中的可支配收入理论上也可能被低估，例如企业主的一部分消费可能反映在企业的收入中去。2、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住房的虚拟租金被低估，因为所使用是成本法估计，只是用建筑价格乘以折旧率。3、公款的私人消费很难进行统计，这部分不反映在统计局的数据中，也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低估。4、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需要进行购买力平价，这部分可能造成10%左右的低估。考虑到以上因素后，中国的消费结构接近东亚四小龙的水平，但消费率的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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