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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3年第005期（总第1037期）：实现“中国梦”的机遇和挑战——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会议
发布日期：2013-04-15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3月25日，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窦晓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等应邀出席，分享了他们对两会的解读。林毅夫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幻，对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表现做出了肯定，同时也指出民众不满情绪高涨信心不足背后存在的五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回顾金融危机，林毅夫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有力。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普遍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担忧、精力都聚焦在通货膨胀的治理，没有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预期到通货紧缩的潜在挑战，大多数人更是自信满满地认为发达国家已经从历次危机中成长，足以抗衡新的危机。然而08年下半年，危机来势汹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幅度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的程度甚至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出现农民工大批回家，国际贸易极具萎缩，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危机时刻，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抛出四万亿投资“快、准、狠”，使经济快速复苏实现V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实现复苏而，中国的复苏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回暖也起到带动作用。除此之外，五年来，中国还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增幅超过50%，总里程和质量都超越美国。高铁建设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增，自1986年以来一直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出现转变，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0%。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危机表现的成绩单也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平均增长率9.3%，即便是2012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50%，远高于其他大经济体，美国25%，日本20%；另一方面，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二次触底经济增长为负，美国经济正在下滑，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虽然部分西方国家表面复苏，但是经济增长水平尚未超越危机前，表面的低增长建立在政府债台高筑和高失业率之上他，他们拥有储备货币，表面的稳定是依靠背后货币宽松做支持，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
林毅夫指出，回顾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浓墨重彩，但此次两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民怨四起，反应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民众看不到“8%的增长潜力”，更谈不上信心满满，梳理各种呼声主要的不满集中于以下五点。第一、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角色增强，这涉及到改革方向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房价上涨速度之快：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房地产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自然的，但价格高涨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主要的金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房地产失调，民众对政府的施政能力也产生质疑。第三、收入差距：五年来虽然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但基尼系数过大，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第四、腐败：收入差距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更加增加社会不满。第五、环境污染：雾霾天气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探清原因。从以上五条来看，有的是源自反周期的政策造成的，是周期性的，待经济增长恢复正常，这些问题就可得以消除；有些源自管理不完善，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有的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第一，国进民退背后有经济周期性问题，在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采取反周期政策，以响应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应危机，最有效的项目自然落在大项目上，目前中国拥有承接能力的大企业多是国企。应当注意到，虽然大企业承接项目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升，但真正执行的还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活跃保障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民营经济的份额也在上升。长远来看，这些大项目显著降低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所以，整体上的国进退民是暂时的。第二，对于房价源自反周期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推行四万亿的投资三分之一是财政支出，三分之二是银行贷款，也即通过银行贷款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不断增加，例如，2008年国内存款增长20万亿，银行存款同比增加42万亿，财富的创造远低于银行存款的增加。在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一个项目需四年建设，每年需要一笔贷款，国外的银行按年放款，可能每年放四分之一，其余的记为承诺金，中国的银行则一次性放贷，然后全部计收利息，无形中给企业增加负担，企业为节省成本或将余款存入银行，银行存款增加、利润增加，或投入房地产短炒，增加房市压力。第三，贫富差距与腐败很大程度属于改革不到位问题。中国实行的双轨制改革渐进式改革以维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然而双轨制遗留了很多扭曲，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和寻租问题。比如金融体制，只有大企业才能贷到款，利息还颇低，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很低，相当于低收入的人补贴大企业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消除遗留的双轨制。第四，环境的问题反应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反应了管理的问题。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还处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国内的能源体系以煤炭为主，那么环境的问题自然而至，相比东京、首尔、慕尼黑、伦敦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问题，中国能比这些国家做得好的方面就在与提高管理，控制空气污染的技术进步许多，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求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和污染治理标准、政府要落实到位。
林毅夫认为在西方国家陷入日本式新常态的情况下，中国迎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五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管理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消除双轨值，中国还能够保证10年7%~8%的增长，到2020年或2021年建党100周年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中国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蔡继明的发言进一步呼应了林毅夫的发言，并探讨了土地改革问题。
蔡继明首先呼应了林毅夫的发言，他表示林毅夫提出的五大问题，从两会代表对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报告投票中，可以窥见一斑。一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得票率最高，但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委的报告往往成为倒数，这和当下的治安问题，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直接相关，然而今年财政部的报告出乎意料地成为倒数第一，究其原因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即超过GDP增长也超过居民收入增长，而且财政部更表示，中国公民的税负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在低水平，认为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不影响居民收入增加。今年两会中教育部、环保部、住建部、财政部被媒体戏称为“最低票王”，这也集中反映出林教授提出的房价、环保等问题，虽然总量形势很好，但在微观上、各量上、结构上老百姓还存在诸多不满。进一步呼应林教授提到的宏观调控，蔡继明认为08年政府转的慢也转得快，2008本应趁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但为了保8的增长，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十年九调，越调越高，政府需要承担责任，最新发布的国五条也颇受媒体诟病。
蔡继明提出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的红利要为民众所分享，蔡教授对此非常认同。自从体改委改成体改办，体改办并入发改委，体改委变成与发改委十几个司中的一个，改革力度严重滞后。发展只解决总量问题，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结构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决定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市场要素的改革解决资源公平配置、国进民退等问题。改革如不加以推进，结构问题难以解决，就会滋生民众的不满情绪。
蔡继明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大提出四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工业化。工业现代化还处在中期，农业现代化遥遥无期，四化中新型城镇化是重中之重，不仅拖后了农业现代化，也拖后了工业现代化。如何充分发挥城镇化的红利，及拉动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动力，就要发动改革，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名义城市化率52.6%，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有2.6亿的农民工，这当中很多被记入了城镇人口，但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相比日本、韩国、台湾同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只有1%是滞后的，同期的日本1.98百分点，韩国1.5百分点，台湾1.2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户籍制度，包含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药卫生制度、养老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住房制度。城镇化并非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消除二元结构，消除阻碍城镇化阻碍迁徙人口定居的制度，所以蔡教授十分关心土地制度改革，多次提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他认为《土地管理法》最重要的是确认征地范围的问题，建议严格遵循《宪法》不征公共利益的土地，但不涉及公共利益的集体土地包括建设用地甚至耕地都应拿出来流通，完全没有必要先将耕地征收为国有之后才能转变用途。只要三分之一的建设用地能够在市场中流通就可以打破政府对征地的垄断，小产权房得到保证，土地价格下降，房产价格也会下降，低收入居民可以买得起房，廉租房和保障房就可以开放给更多进城落户的人，解决城镇化问题，解决春运压力等。让城市化回归正常的根本在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还土地权于农民，使他们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同地同权、城乡收入差距、伪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窦晓玉分享了她作为政协委员期间亲身经历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十多年前考察广西水资源利用，当时交通、航运、电力、环境等各自为政，缺乏顶层设计，使民怨很大。如今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大部制改革。第二是政协选举常委与副主席期间，一位老委员坚持已见，连划300多个弃权票，主持人和全场委员都耐心等待。回顾历史，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卢锋教授分析了新政府宏调政策领域“求稳”与“谋变”的施政思路。求稳就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较快增长，又要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再次反弹飙升。求变则是在宏调领域谋体制之变，谋机制之变。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求稳方面有诸多利条件，不管从危机后的v型反弹，还是经济自去年3季度遭遇谷底之后，出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但是开春以后宏观数据指标出现一些“发散”现象，如工业增长偏弱，消费增长走低，但是社会融资增长较快甚至偏快等等。宏观经济稳而未稳，或稳而未定。在谋变方面，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把更好利用财政，金融，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经济转型作为优先目标提出。结合十年宏调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财政和金融领域市场化取向改革，有可能在创建完善开放宏调体制框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赵耀辉由自己研究的民生问题出发，提出了政策短视的问题。赵耀辉回顾过去10年的发展，发现中国政府2003年曾提出的四大目标，其中的三农问题，金融坏账问题，企业下岗职工问题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最后一个转变政府职能没有实现：体改委并入发改委出现了问题，发改委只发展、不改革。实现了前三个短期目标，只有最后一个是长期目标。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特点：长短战略不平衡。首先，体现在人口问题上，人口问题是长期问题，性别比例失衡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青年难觅伴侣，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后声明计划坚持生育政策不变，这意味着性别失衡将进一步加剧，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其次，是户籍制度的倒退。户籍改革已经呼吁多年，如果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户籍问题也会渐渐消失，但如今的户籍改革方面却南辕北辙，与户口挂钩的东西越来越多，购车购房、子女入学等诸多政策与户口挂钩，户口上的福利不减反增。最后，是老龄化问题，这与前述的生育政策也是相关的。中国的抚养比一直在增大，身为农村独身子女父母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一旦孩子涌向城市，他们的养老就难以得到保障，老人跟随子女的进城障碍也非常之大。中国过去五年，虽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保与新农合，总体方面得到改善，但在实施上各自为政，甚至一县一制，医疗保证不能随人迁徙，这使得迁移变得更加困难。缺乏顶层设计，缺乏远见，这也是之前改革未得民意之因。
薛兆丰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城镇化、土地改革问题，和社保的问题提出了质疑，针对看待民意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民怨，他认为，给定两个社会，一个社会人们对政府感激涕零，另一个对政府都是批评的声音，相信大家反而倾向于选择前者，所以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问题，他认为，首先，城镇化并不是土地的减少，城镇化是一种集约使用土地的过程，从总体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高，应该带来全国总体可用土地的增多，而不是减少。其次，对于农民土地产权问题，经济学规律表明产权越清晰，交易越方便，带来的效率和价值越高，政府能够收税的空间也越大，这才是解决政府债务平台的关键。第三，农民进城交不起社保，社保的本质是什么？社保并非是增值的工具，若是，无须担心没人购买；若社保是一种保障、一种补贴，为什么要农民工先交，所以薛兆丰认为要看总体，看大帐才能明确改革的方向。要以何种看待民意，回顾历次改革，不管是加入世贸，国企改革，解除价格管制，这些造成重大收益的改革无一不是顶着压力前行，完全按照民意可能会带来倒退，重要的是改革能有多大程度上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
姚洋首先接续赵耀辉提出的问题，即新型城市化与人口政策问题，并表示新型城市化务必足够前瞻。他非常赞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中国过去的城市化，只是“物”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未来2400万剩男不仅有伴侣问题，还有教育水平极低的问题，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威胁。如今“被城市化”的1.6亿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大都在九年以下，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问题不大，关键是到2030年的10年，以他们现有教育水平，几乎不可能再比2020年翻一番。他们能做的工作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也将被机器人取代，十年后，中国可能出现一个巨大的城市贫民问题。姚洋同时也表示，“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也非常值得关注。过去五年，大学入学率在上升，农村孩子入学率在不断下降，原因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开始倒挂，一个普通三本大学毕业生，前三年收入还赶不上农民工。长期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政府不仅要统筹兼顾，更要着眼长远。
（程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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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04-15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年3月25日，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窦晓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等应邀出席，分享了他们对两会的解读。林毅夫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幻，对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表现做出了肯定，同时也指出民众不满情绪高涨信心不足背后存在的五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回顾金融危机，林毅夫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有力。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普遍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担忧、精力都聚焦在通货膨胀的治理，没有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预期到通货紧缩的潜在挑战，大多数人更是自信满满地认为发达国家已经从历次危机中成长，足以抗衡新的危机。然而08年下半年，危机来势汹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幅度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的程度甚至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出现农民工大批回家，国际贸易极具萎缩，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危机时刻，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抛出四万亿投资“快、准、狠”，使经济快速复苏实现V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实现复苏而，中国的复苏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回暖也起到带动作用。除此之外，五年来，中国还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增幅超过50%，总里程和质量都超越美国。高铁建设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增，自1986年以来一直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出现转变，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0%。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危机表现的成绩单也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平均增长率9.3%，即便是2012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50%，远高于其他大经济体，美国25%，日本20%；另一方面，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二次触底经济增长为负，美国经济正在下滑，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虽然部分西方国家表面复苏，但是经济增长水平尚未超越危机前，表面的低增长建立在政府债台高筑和高失业率之上他，他们拥有储备货币，表面的稳定是依靠背后货币宽松做支持，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
林毅夫指出，回顾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浓墨重彩，但此次两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民怨四起，反应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民众看不到“8%的增长潜力”，更谈不上信心满满，梳理各种呼声主要的不满集中于以下五点。第一、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角色增强，这涉及到改革方向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房价上涨速度之快：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房地产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自然的，但价格高涨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主要的金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房地产失调，民众对政府的施政能力也产生质疑。第三、收入差距：五年来虽然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但基尼系数过大，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第四、腐败：收入差距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更加增加社会不满。第五、环境污染：雾霾天气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探清原因。从以上五条来看，有的是源自反周期的政策造成的，是周期性的，待经济增长恢复正常，这些问题就可得以消除；有些源自管理不完善，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有的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第一，国进民退背后有经济周期性问题，在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采取反周期政策，以响应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应危机，最有效的项目自然落在大项目上，目前中国拥有承接能力的大企业多是国企。应当注意到，虽然大企业承接项目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升，但真正执行的还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活跃保障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民营经济的份额也在上升。长远来看，这些大项目显著降低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所以，整体上的国进退民是暂时的。第二，对于房价源自反周期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推行四万亿的投资三分之一是财政支出，三分之二是银行贷款，也即通过银行贷款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不断增加，例如，2008年国内存款增长20万亿，银行存款同比增加42万亿，财富的创造远低于银行存款的增加。在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一个项目需四年建设，每年需要一笔贷款，国外的银行按年放款，可能每年放四分之一，其余的记为承诺金，中国的银行则一次性放贷，然后全部计收利息，无形中给企业增加负担，企业为节省成本或将余款存入银行，银行存款增加、利润增加，或投入房地产短炒，增加房市压力。第三，贫富差距与腐败很大程度属于改革不到位问题。中国实行的双轨制改革渐进式改革以维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然而双轨制遗留了很多扭曲，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和寻租问题。比如金融体制，只有大企业才能贷到款，利息还颇低，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很低，相当于低收入的人补贴大企业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消除遗留的双轨制。第四，环境的问题反应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反应了管理的问题。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还处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国内的能源体系以煤炭为主，那么环境的问题自然而至，相比东京、首尔、慕尼黑、伦敦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问题，中国能比这些国家做得好的方面就在与提高管理，控制空气污染的技术进步许多，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求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和污染治理标准、政府要落实到位。
林毅夫认为在西方国家陷入日本式新常态的情况下，中国迎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五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管理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消除双轨值，中国还能够保证10年7%~8%的增长，到2020年或2021年建党100周年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中国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蔡继明的发言进一步呼应了林毅夫的发言，并探讨了土地改革问题。
蔡继明首先呼应了林毅夫的发言，他表示林毅夫提出的五大问题，从两会代表对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报告投票中，可以窥见一斑。一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得票率最高，但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委的报告往往成为倒数，这和当下的治安问题，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直接相关，然而今年财政部的报告出乎意料地成为倒数第一，究其原因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即超过GDP增长也超过居民收入增长，而且财政部更表示，中国公民的税负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在低水平，认为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不影响居民收入增加。今年两会中教育部、环保部、住建部、财政部被媒体戏称为“最低票王”，这也集中反映出林教授提出的房价、环保等问题，虽然总量形势很好，但在微观上、各量上、结构上老百姓还存在诸多不满。进一步呼应林教授提到的宏观调控，蔡继明认为08年政府转的慢也转得快，2008本应趁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但为了保8的增长，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十年九调，越调越高，政府需要承担责任，最新发布的国五条也颇受媒体诟病。
蔡继明提出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的红利要为民众所分享，蔡教授对此非常认同。自从体改委改成体改办，体改办并入发改委，体改委变成与发改委十几个司中的一个，改革力度严重滞后。发展只解决总量问题，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结构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决定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市场要素的改革解决资源公平配置、国进民退等问题。改革如不加以推进，结构问题难以解决，就会滋生民众的不满情绪。
蔡继明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大提出四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工业化。工业现代化还处在中期，农业现代化遥遥无期，四化中新型城镇化是重中之重，不仅拖后了农业现代化，也拖后了工业现代化。如何充分发挥城镇化的红利，及拉动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动力，就要发动改革，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名义城市化率52.6%，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有2.6亿的农民工，这当中很多被记入了城镇人口，但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相比日本、韩国、台湾同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只有1%是滞后的，同期的日本1.98百分点，韩国1.5百分点，台湾1.2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户籍制度，包含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药卫生制度、养老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住房制度。城镇化并非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消除二元结构，消除阻碍城镇化阻碍迁徙人口定居的制度，所以蔡教授十分关心土地制度改革，多次提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他认为《土地管理法》最重要的是确认征地范围的问题，建议严格遵循《宪法》不征公共利益的土地，但不涉及公共利益的集体土地包括建设用地甚至耕地都应拿出来流通，完全没有必要先将耕地征收为国有之后才能转变用途。只要三分之一的建设用地能够在市场中流通就可以打破政府对征地的垄断，小产权房得到保证，土地价格下降，房产价格也会下降，低收入居民可以买得起房，廉租房和保障房就可以开放给更多进城落户的人，解决城镇化问题，解决春运压力等。让城市化回归正常的根本在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还土地权于农民，使他们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同地同权、城乡收入差距、伪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窦晓玉分享了她作为政协委员期间亲身经历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十多年前考察广西水资源利用，当时交通、航运、电力、环境等各自为政，缺乏顶层设计，使民怨很大。如今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大部制改革。第二是政协选举常委与副主席期间，一位老委员坚持已见，连划300多个弃权票，主持人和全场委员都耐心等待。回顾历史，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卢锋教授分析了新政府宏调政策领域“求稳”与“谋变”的施政思路。求稳就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较快增长，又要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再次反弹飙升。求变则是在宏调领域谋体制之变，谋机制之变。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求稳方面有诸多利条件，不管从危机后的v型反弹，还是经济自去年3季度遭遇谷底之后，出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但是开春以后宏观数据指标出现一些“发散”现象，如工业增长偏弱，消费增长走低，但是社会融资增长较快甚至偏快等等。宏观经济稳而未稳，或稳而未定。在谋变方面，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把更好利用财政，金融，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经济转型作为优先目标提出。结合十年宏调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财政和金融领域市场化取向改革，有可能在创建完善开放宏调体制框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赵耀辉由自己研究的民生问题出发，提出了政策短视的问题。赵耀辉回顾过去10年的发展，发现中国政府2003年曾提出的四大目标，其中的三农问题，金融坏账问题，企业下岗职工问题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最后一个转变政府职能没有实现：体改委并入发改委出现了问题，发改委只发展、不改革。实现了前三个短期目标，只有最后一个是长期目标。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特点：长短战略不平衡。首先，体现在人口问题上，人口问题是长期问题，性别比例失衡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青年难觅伴侣，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后声明计划坚持生育政策不变，这意味着性别失衡将进一步加剧，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其次，是户籍制度的倒退。户籍改革已经呼吁多年，如果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户籍问题也会渐渐消失，但如今的户籍改革方面却南辕北辙，与户口挂钩的东西越来越多，购车购房、子女入学等诸多政策与户口挂钩，户口上的福利不减反增。最后，是老龄化问题，这与前述的生育政策也是相关的。中国的抚养比一直在增大，身为农村独身子女父母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一旦孩子涌向城市，他们的养老就难以得到保障，老人跟随子女的进城障碍也非常之大。中国过去五年，虽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保与新农合，总体方面得到改善，但在实施上各自为政，甚至一县一制，医疗保证不能随人迁徙，这使得迁移变得更加困难。缺乏顶层设计，缺乏远见，这也是之前改革未得民意之因。
薛兆丰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城镇化、土地改革问题，和社保的问题提出了质疑，针对看待民意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民怨，他认为，给定两个社会，一个社会人们对政府感激涕零，另一个对政府都是批评的声音，相信大家反而倾向于选择前者，所以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问题，他认为，首先，城镇化并不是土地的减少，城镇化是一种集约使用土地的过程，从总体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高，应该带来全国总体可用土地的增多，而不是减少。其次，对于农民土地产权问题，经济学规律表明产权越清晰，交易越方便，带来的效率和价值越高，政府能够收税的空间也越大，这才是解决政府债务平台的关键。第三，农民进城交不起社保，社保的本质是什么？社保并非是增值的工具，若是，无须担心没人购买；若社保是一种保障、一种补贴，为什么要农民工先交，所以薛兆丰认为要看总体，看大帐才能明确改革的方向。要以何种看待民意，回顾历次改革，不管是加入世贸，国企改革，解除价格管制，这些造成重大收益的改革无一不是顶着压力前行，完全按照民意可能会带来倒退，重要的是改革能有多大程度上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
姚洋首先接续赵耀辉提出的问题，即新型城市化与人口政策问题，并表示新型城市化务必足够前瞻。他非常赞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中国过去的城市化，只是“物”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未来2400万剩男不仅有伴侣问题，还有教育水平极低的问题，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威胁。如今“被城市化”的1.6亿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大都在九年以下，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问题不大，关键是到2030年的10年，以他们现有教育水平，几乎不可能再比2020年翻一番。他们能做的工作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也将被机器人取代，十年后，中国可能出现一个巨大的城市贫民问题。姚洋同时也表示，“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也非常值得关注。过去五年，大学入学率在上升，农村孩子入学率在不断下降，原因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开始倒挂，一个普通三本大学毕业生，前三年收入还赶不上农民工。长期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政府不仅要统筹兼顾，更要着眼长远。
（程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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