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3年第004期(总第1036期):生产多产品企业的企业间作用

发布日期:2013-04-15 10:0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3月22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Tuan Anh Luong博士发表了国际贸易专题讲座,讨论题为“生产多产品企业的企业间作用”的论文。

Tuan Anh Luong博士首先介绍了研究企业生产范围的三种方法,主要关注的是第一种方法,即分流效应。已有的文献大多从企业内部考察这种作用,即引进新产品将会减少公司内部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这里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解释——企业间效应,即新产品的引入同样会减少对竞争企业产品的需求。

Tuan Anh Luong的研究与起源于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紧密联系,并有两个主要的创新。一方面,允许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不同种类的劳动力,即技术工人来扩展企业生产范围。模型的设计基于一个生产多产品的拥有两种生产要素的企业,两种生产要素包括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两种类型,也可以看成两个部门。第一,扩大企业生产的范围,在这里企业引进新的生产品种与Melitz(2003)的模型中企业开始出口到新的目的地类似,它是技术工人密集型的;第二,提高每种产品的规模,它是非技术工人密集型的。利用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来看,技术工人丰富的国家将会制造并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而非技术工人丰富的国家将对每种产品生产更多数量,并对外出口。然而,如果从考虑到垄断竞争以及企业异质性的新贸易理论出发,分析结果将与传统大相径庭。实际上,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反映的是企业内部效应,即拥有更多技术工人,每个企业将扩大它的生产范围;拥有更多非技术工人,每个企业都将提高生产数量。然而,Tuan Anh Luong博士认为,这种企业内部效应应该划分为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来看,新的产品种类将减少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回报;从供给方面来看,更多产品种类将提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造成工资上涨压力,最终提高生产成本。这样一来,生产效率不高的企业,利润将进一步降低,导致他们削减产量。在新新贸易模型中,降低成本(尤其是固定成本)将会降低生产边界,因为低成本使得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获得利润。然而,Tuan Anh Luong博士发现,这种效果取决于成本的类型,事实上,降低固定成本(或者扩大生产范围的成本)反而会提高生产边界。这种企业间效应与之前的企业内部效应恰恰相反。企业间效应会减少技术工人对产品范围的作用,但是非技术工人也可以对它施加影响。与此同时,非技术工人可以降低每种产品生产数量的边际,而技术工人会提高这种边际。最终结果表明,从产品数量方面解释出口增长的分析中,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从产品种类方面来看,非技术工人的影响更大。

类似于以上的两种生产活动,Tuan Anh Luong博士具体地将两种活动视为创新和生产。创新是技术工人密集型的,然而生产是非技术工人密集型的。接着,模型中进一步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的问题,具体的每个市场会有多少家企业,每个企业将会供给多少种类的产品,都取决于是否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已有研究表明,如果企业都是同质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会导致每个企业产量提高,但是市场上的企业数量不变。如果企业是异质的,企业的生产范围与市场规模无关。通常来说,当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时,企业会集中于一些核心产品,放弃一些非核心产品。实质上,Tuan Anh Luong博士发现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将增强企业间效应。  同样,这种效应的相对强度也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允许企业内部生产多种产品。然而,这种效应对企业生产范围的影响是不一致的。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将扩大他们的范围,而效率低的企业将萎缩,直至其中一些被迫退出市场。以前的研究关于这种不对称影响的结论是有争议的。事实上,不同企业面对市场冲击时对生产范围的调整就是不对称的。比如,一些墨西哥企业,尤其是有更丰富经验的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变得越来越开放的时候,不同于其他企业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边缘产品,它们往往会引入新的产品。在印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行贸易改革的时候,企业平均的扩张边际似乎没有改变。

考虑当两个国家都加入自由贸易时,如果我们允许其中一种要素流动,那么两个国家就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经济一体化影响国家的生产边界只能通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不是市场规模。因为非技术工人越多,将降低生产边界,反之,技术工人越多,将提高生产边界。劳动力自由流动时的经济一体化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能提高福利的。然而,对于不同的人群,福利变化的情况是不同的。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得到了福利改善,因为想对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价格指数降低了。关于技术劳动力的福利变化,要区分不同国家。对于技术劳动力想对稀缺的国家,技术劳动力是赢家,因为不仅价格指数降低了,而且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他们的工资也得到提升。相反,对于技术劳动力想对丰富的国家,事实上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因为其他国家的技术劳动力也参与了进来,而且工资降低的幅度大于价格指数降低的程度。这个结果与Krugman(1994)的结果一致,即当产品分化程度不高,而两国要素禀赋不一致时,稀缺要素(这里的技术劳动力)福利会损失。

当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时,两个国家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一致,有同样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同样多品种的产品,每种产品出售同样的单位个数。然而如果劳动力不可以流动,那么生产成本的差异,尤其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异,导致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不同。生产品种多的企业,其每种产品生产的单位个数会更少。同样,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同。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会赋予技术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同时竞争会更加激烈,生产边界会更高。更大的共同市场允许两国更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扩大生产,既包括生产规模,也包括生产范围。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非技术劳动力,而生产范围的扩大需要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劳动力可流动和不可流动的区别就在于,在前一情况下,生产率不高的企业可以与所有其他企业,尤其是外国生产率不高的企业竞争,因为它们使用的劳动力同质。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率不高的企业的竞争者是本国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与外国相比,拥有更多技术劳动力的国家使得该国更有生产效率的企业生产更多品种,比外国同样生产水平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非技术劳动力。最终,这导致该国的低生产效率企业面对更激烈的竞争,企业生产边界相应提高。

总体上来说,进行贸易的国家,社会福利将会提高,但是这种福利改进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不一致。对于技术工人更多的国家,企业平均生产力越高,生产范围更大,而每个种类数量更少。因此,这种国家最终将以更低的价格出口更多的种类,然而以更高的价格进口更多种类。

 

(牛梦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