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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68期（总第1030期）：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型
发布日期：2012-12-31 10: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2月11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助理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心小教室做了主题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型”的演讲，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一枝独秀。经过32年均速9.5％的连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国，GDP总量也于去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被普遍认为将于 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由此引发王勇教授的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基于以上困惑，王勇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基本情况。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进而，王勇教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王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国有控制的垂直结构，国有企业占据支柱行业的上游领导地位，而其下游企业多为私有竞争型企业。基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王勇教授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该模型主要讨论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最为基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下，上游的垄断企业如何从下游的竞争型企业中抽取垄断租金。在该模型中，其将代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精英阶层，代表着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另一类是草根阶层，代表着下游的市场竞争型企业。在给定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国有垄断企业将其制造的中间品交予下游自有竞争企业继续生产，这就构成了企业生产垂直结构。同时，王勇教授将生产部门分为了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进行分析。通过求解一般均衡，其发现，当劳动力足够多的情况下，任意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资本投入的增加，都会提高上游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并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种情况是考虑存在对外贸易，即存在开放竞争的经济环境，其讨论了存在两个国家的贸易的情况，进而解释这种国际贸易对于下游竞争型企业的产品需求的刺激作用，从而带来本国上游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当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率保持不变，而出口国的GDP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时，与自给自足经济相比，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也说明了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从下游的出口企业手中抽取了更多的经济租金，获得了更多的垄断利润。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王勇教授回到中国现实情况分析国有垄断企业与私人竞争企业利润差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王勇教授解释了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偏低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这里，王勇教授强调，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同时，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假设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针对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若不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是否会持续？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王勇教授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其“垂直结构”的分析框架，可以知道：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高严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王勇教授认为，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王勇教授解释说，“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主导了银行业、保险业，国家控股企业又主导了股市，这种格局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成本更低，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大力发展为下游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原动力。（杨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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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2-31 10: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2月11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助理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心小教室做了主题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型”的演讲，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一枝独秀。经过32年均速9.5％的连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国，GDP总量也于去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被普遍认为将于 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由此引发王勇教授的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基于以上困惑，王勇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基本情况。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进而，王勇教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王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国有控制的垂直结构，国有企业占据支柱行业的上游领导地位，而其下游企业多为私有竞争型企业。基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王勇教授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该模型主要讨论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最为基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下，上游的垄断企业如何从下游的竞争型企业中抽取垄断租金。在该模型中，其将代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精英阶层，代表着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另一类是草根阶层，代表着下游的市场竞争型企业。在给定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国有垄断企业将其制造的中间品交予下游自有竞争企业继续生产，这就构成了企业生产垂直结构。同时，王勇教授将生产部门分为了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进行分析。通过求解一般均衡，其发现，当劳动力足够多的情况下，任意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资本投入的增加，都会提高上游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并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种情况是考虑存在对外贸易，即存在开放竞争的经济环境，其讨论了存在两个国家的贸易的情况，进而解释这种国际贸易对于下游竞争型企业的产品需求的刺激作用，从而带来本国上游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当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率保持不变，而出口国的GDP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时，与自给自足经济相比，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也说明了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从下游的出口企业手中抽取了更多的经济租金，获得了更多的垄断利润。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王勇教授回到中国现实情况分析国有垄断企业与私人竞争企业利润差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王勇教授解释了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偏低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这里，王勇教授强调，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同时，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假设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针对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若不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是否会持续？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王勇教授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其“垂直结构”的分析框架，可以知道：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高严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王勇教授认为，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王勇教授解释说，“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主导了银行业、保险业，国家控股企业又主导了股市，这种格局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成本更低，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大力发展为下游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原动力。（杨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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