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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62期（总第1024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一
发布日期：2012-11-26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一
2012年11月11日上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本次研讨会分两期报告，本次报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的第一场。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做了开场发言，随后由来自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王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eter Drysdale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张雪春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生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碧珺博士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内容。
黄益平
黄益平教授首先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介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本课题研究基本情况。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1982年可忽略不计，但是今天已达到了每年7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正以惊人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如何做出投资决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协调又有何种帮助？在黄益平教授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框架。
通过分析传统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可以看到：第一，富国更多地选择出口海外直接投资，而穷国多为进口海外直接投资；第二，企业多选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挥其比较优势；第三，公司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其市场运营效率并获得更多的战略性资产；第四，绝大多数生产型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他们的次优选择是进行出口贸易，再次是发展本国市场。
黄益平教授提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受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很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日本的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美国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是通过获取海外的战略性资产来加强国内的生产力。它出现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且并不会将工厂迁移至海外。中国这种技术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关键在于成本优势和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形态会不断演化，从中国式发展为日本式，最后变成美国式。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将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和越来越开放的资本政策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活跃角色。王勋：对外直接投资：站在金融抑制的视角
王勋博士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王勋博士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从1981年的12.5%上升到2000年的22.6%，而2011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主要国家分别为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王勋博士认为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站在金融抑制政策的角度分析，并基于目前的经济水平，王勋博士研究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金融抑制性扭曲了资产价格和资产的合理分配，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均衡。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抑制性有利于其对外直接投资。
王勋博士利用全球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的分析，即金融抑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种影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比较突出。在其看来，正是由于金融抑制扭曲了国内要素市场，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失衡，进而影响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同时，王勋也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比如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决定因素，内生性问题，检验不同的收入群体的影响机制以及选择与金融抑制相替代的其他措施，都与以上结论保持一致。同时，王勋博士认为信贷控制和利率控制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张斌：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
张斌主任主要探讨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201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了GDP的42.5%。张斌主任提出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如何呢？答案主要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其分别为币种结构、实际有效汇率、各货币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结构变动。目前，美国和欧洲央行不断地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后果就是这些货币背后的购买力贬值，或者是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丧失购买力，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让这些货币丧失购买力，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的真实购买力价值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张斌主任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是增量上的，通过汇率手段或资本对外流出手段使外汇储备量保持稳定。第二是增加对外投资，遏制投机资本流入。将汇率手段用好，建立了真正有弹性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汇率形成机制，可以解决单边升值预期下的对外投资滞后和热钱流入问题。第三是存量上的，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明确的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机构，比如建立对外投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的目的就是把外汇储备的钱用来养老，同时，对外投资养老基金需要有公众对基金运行的监督机制。同时，张斌主任认为，外汇储备管理者需要综合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经济基本面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中长期投资目标。Peter Drysdale：中国对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Peter Drysdale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对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指出澳大利亚是中国对外投资最大的合作伙伴国，对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的投资尤为重要，其对澳大利亚资源产业增长了起到推动作用。由数据可知，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呈现快速增长，但是这种资源投资对于澳方来说，是否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呢？虽然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欢迎外国直接投资，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澳的投资项目，澳大利亚需要做出一些政策响应，比如对澳国家安全的影响、对澳政府收入的影响、对澳经济环境的影响等等。
张雪春：海外直接投资的金融产品
张雪春所长带领在场嘉宾回顾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通过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展示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加快我国海外投资战略。具体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劳务合作、鼓励企业发展海外贸易、为发展紧缺资源鼓励海外合作等等。
进一步，张雪春所长提出了金融服务对于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首先，目前我国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都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其次，我国逐渐在加快金融机构国际化的脚步；再次，加大对私企金融扶持的力度，帮助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具体其列举了相应的数据，证实了政府对私企扶持力度的加大。此外，张雪春所长也向在场嘉宾列举了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的政策支持，比如鼓励金融创新、鼓励以人民币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贷款等。
但是，张雪春所长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相关金融服务目前还不到位，另外，金融保护主义阻碍了我国金融结构国际化的道路，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等等。
张永生：中国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策略
张永生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也增加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忧。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提供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应该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进而为最大化国家利益服务。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影响来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应该以促进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形成一个共赢的格局，这与最大化我国效益是相一致的。最后张永生教授提出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建议。
王碧珺：金融约束是否抑制对外直接投资
王碧珺博士利用中国民营企业数据，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选取的是浙江省2006年至2008年的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王碧珺博士得到了如下结论：首先，更少的金融约束有益于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其次，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能消除金融约束对于其海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表明，如果金融约束仍然存在，那么即使生产率在高再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也会丧失海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时机。这对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收益有很大负面影响，同时，也有损我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声誉。（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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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1-26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一
2012年11月11日上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本次研讨会分两期报告，本次报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的第一场。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做了开场发言，随后由来自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王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eter Drysdale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张雪春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生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碧珺博士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内容。
黄益平
黄益平教授首先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介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本课题研究基本情况。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1982年可忽略不计，但是今天已达到了每年7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正以惊人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如何做出投资决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协调又有何种帮助？在黄益平教授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框架。
通过分析传统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可以看到：第一，富国更多地选择出口海外直接投资，而穷国多为进口海外直接投资；第二，企业多选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挥其比较优势；第三，公司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其市场运营效率并获得更多的战略性资产；第四，绝大多数生产型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他们的次优选择是进行出口贸易，再次是发展本国市场。
黄益平教授提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受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很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日本的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美国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是通过获取海外的战略性资产来加强国内的生产力。它出现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且并不会将工厂迁移至海外。中国这种技术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关键在于成本优势和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形态会不断演化，从中国式发展为日本式，最后变成美国式。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将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和越来越开放的资本政策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活跃角色。王勋：对外直接投资：站在金融抑制的视角
王勋博士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王勋博士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从1981年的12.5%上升到2000年的22.6%，而2011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主要国家分别为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王勋博士认为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站在金融抑制政策的角度分析，并基于目前的经济水平，王勋博士研究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金融抑制性扭曲了资产价格和资产的合理分配，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均衡。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抑制性有利于其对外直接投资。
王勋博士利用全球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的分析，即金融抑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种影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比较突出。在其看来，正是由于金融抑制扭曲了国内要素市场，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失衡，进而影响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同时，王勋也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比如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决定因素，内生性问题，检验不同的收入群体的影响机制以及选择与金融抑制相替代的其他措施，都与以上结论保持一致。同时，王勋博士认为信贷控制和利率控制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张斌：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
张斌主任主要探讨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201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了GDP的42.5%。张斌主任提出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如何呢？答案主要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其分别为币种结构、实际有效汇率、各货币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结构变动。目前，美国和欧洲央行不断地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后果就是这些货币背后的购买力贬值，或者是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丧失购买力，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让这些货币丧失购买力，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的真实购买力价值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张斌主任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是增量上的，通过汇率手段或资本对外流出手段使外汇储备量保持稳定。第二是增加对外投资，遏制投机资本流入。将汇率手段用好，建立了真正有弹性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汇率形成机制，可以解决单边升值预期下的对外投资滞后和热钱流入问题。第三是存量上的，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明确的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机构，比如建立对外投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的目的就是把外汇储备的钱用来养老，同时，对外投资养老基金需要有公众对基金运行的监督机制。同时，张斌主任认为，外汇储备管理者需要综合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经济基本面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中长期投资目标。Peter Drysdale：中国对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Peter Drysdale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对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指出澳大利亚是中国对外投资最大的合作伙伴国，对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的投资尤为重要，其对澳大利亚资源产业增长了起到推动作用。由数据可知，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呈现快速增长，但是这种资源投资对于澳方来说，是否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呢？虽然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欢迎外国直接投资，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澳的投资项目，澳大利亚需要做出一些政策响应，比如对澳国家安全的影响、对澳政府收入的影响、对澳经济环境的影响等等。
张雪春：海外直接投资的金融产品
张雪春所长带领在场嘉宾回顾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通过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展示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加快我国海外投资战略。具体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劳务合作、鼓励企业发展海外贸易、为发展紧缺资源鼓励海外合作等等。
进一步，张雪春所长提出了金融服务对于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首先，目前我国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都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其次，我国逐渐在加快金融机构国际化的脚步；再次，加大对私企金融扶持的力度，帮助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具体其列举了相应的数据，证实了政府对私企扶持力度的加大。此外，张雪春所长也向在场嘉宾列举了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的政策支持，比如鼓励金融创新、鼓励以人民币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贷款等。
但是，张雪春所长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相关金融服务目前还不到位，另外，金融保护主义阻碍了我国金融结构国际化的道路，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等等。
张永生：中国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策略
张永生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也增加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忧。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提供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应该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进而为最大化国家利益服务。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影响来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应该以促进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形成一个共赢的格局，这与最大化我国效益是相一致的。最后张永生教授提出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建议。
王碧珺：金融约束是否抑制对外直接投资
王碧珺博士利用中国民营企业数据，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选取的是浙江省2006年至2008年的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王碧珺博士得到了如下结论：首先，更少的金融约束有益于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其次，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能消除金融约束对于其海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表明，如果金融约束仍然存在，那么即使生产率在高再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也会丧失海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时机。这对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收益有很大负面影响，同时，也有损我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声誉。（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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