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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61期（总第1023期）：中印对话跨学科研讨会之二
发布日期：2012-11-26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印对话跨学科研讨会之二
2012年11月9日下午，中印对话跨学科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第二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题为“治理、发展与不平等”，第二部分的主题为“跨国反思”。本期报告来自印度甘地发展研究院的严奕飞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及真博士，云南大学的孙现朴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的章远博士和来自云南社会科学学院的胡潇文研究员。
严奕飞：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本原因——基于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也使农村错过了很多增长的机会。城乡差距的扩大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比如，降低社会的凝聚力、威胁政治稳定，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会制约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严奕飞认为以往研究关于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不平等、健康和教育的不平衡、税收体系的不均衡并非城乡差距的原因，而是由城乡差距所引发的现象。因而，他运用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框架探寻城乡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严奕飞博士通过分析中国1960年以来，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及农业和工业在1952年和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得份额，并结合刘易斯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出，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鸿沟，严奕飞博士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进而，其分析了1958年到1985年户籍制度条例的变更，论证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深入探讨，可以得到，带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受到都市人权利的压迫，法律和政策向城市地区倾斜，相反，农村由于无法接受法律和政策的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经济发展。严奕飞同时也认为，经济权利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带来政治权利的不平衡，这又会引发更深一层次经济的不平衡，也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步一步的扩大。相比之下，严奕飞认为，印度更好地构建了农村保护网络，收听农民的心声，进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是中国应该要好好学习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试图缩小城乡差距这道鸿沟，但是，从严奕飞博士的分析来看，我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严奕飞博士认为政府的配套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于那些移民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也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照顾。周及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失衡：表现方面和原因分析
国际上比较近几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时，中印两国哪一路径会实现更高的经济绩效。周及真博士主要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失衡的表现方面，探究这种失衡的内在机理。
周及真博士从GDP、GDP增长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多等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失衡。从GDP的数据来看，在过去三十年间，虽然中印经济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可以看到，在1970年是中国GDP为1197亿美元，低于印度的1480.5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额为3.88万亿美元，相比印度却仅有1.25万亿美元。从GDP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最高达到了15.2%，而印度一直徘徊在3%-8%之间，可以看到，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显著高于印度。接下来，周及真介绍了中印经济结构的差异，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更受到外国直接投资的青睐，而印度经济则受到家庭消费支出影响较多，中国的消费支出从1970年的59.8%下降到了2010年的48.3%，而印度消费支出从1970年的81.5%下降到了2010年的69.1%，可见中国的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印度，而印度的消费支出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中国较多地依赖于工业生产，而印度多依赖于服务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从1970年的43.1%增加到2010年的47.9%，印度从1970年的21.6%增加到了2010年的37.4%。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突出。
从现象看本质，周及真博士从软件设施（比如，商业环境）和硬件设施（比如，基础设施）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中印经济失衡的内在原因。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中印经济失衡提供一定的解释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领域远远优于印度。周及真博士为在场嘉宾举例说，中国有世界第二大容量的发电机组，有世界里程第三长的铁路，有世界第二长的高速公路等等。这些基础设施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助推力，使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再看经济的软环境，中国同样做的比印度好很多，中国的劳动力水平远高于印度。周及真博士列举了中印两国适龄青年接受教育的比例，可以发现无论的男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还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上，中国都明显高于印度。此外，相比印度，在中国，外来企业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办理手续，这意味着在中国可以提供有更好的商业环境和更高的商业效率。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加强了政府之间的竞争，为外来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商业条件，这也给企业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孙现朴：跨境水资源及中印关系
孙现朴博士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探讨中印交界的水资源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水资源对中印关系的影响。随着水资源重要性的升级，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战略性资源。水资源的不协调可能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孙现朴博士介绍与世界平均水资源丰富度相比，亚洲地区相对水资源较为稀缺，但是随着亚洲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加剧了对水资源的重要性，可以看到，水资源在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水资源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中印作为两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其均想要拥有充足的水资源以确保其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进而，孙现朴介绍了中印两国各自水资源方面的一些问题。由于中印均为世界人口大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饮用水和耕地用水的需求量较大，因而，两国的水资源储存量均相对比较紧缺，如何将有限的水资源合理的调度成了两国面临的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水污染等问题的发生，加剧了中印水资源短缺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中国和印度政府均从不同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孙现朴博士在报告中做了更为细致的陈述。
孙现朴博士基于以上分析，讨论了几个涉及中印交叉水资源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度担心中国会以水资源作为武器威胁印度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跨国界水域流经存在争端的领土，使跨国界水域的划分更为复杂；第三个问题是跨境流域的生态保护。其提出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跨境合作和疫情防范，通过这样的举措来减少中印两国之间由于水资源所引发的冲突。章远：领土争端下的宗教政治
章远博士探讨了宗教政治对于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积极意义。中印的领土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化积淀下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情结。领土虽然可以一分为二，但是由于宗教代表着一种信仰，其并不能在领土纷争的过程中得到整齐统一的划分，因而，边境地区多存在不同国家的教徒们共同信奉同一宗教的现象，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模式，章远博士称之为“宗教政治”。
章远博士认为边境地区人民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边境地区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团结，以宗教信仰为桥梁，边境地区人民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磨合和忍让来实现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这时，宗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但是，章远博士也提出了关于宗教政治的负面观点，她认为宗教仅仅为双边政治冲突构建了和解的桥梁，若真正想要解决双边领土争议，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最后，章远博士进行了总结，她认为目前对宗教政治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边境地区宗教与一国政治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宗教是维系国与国之间和平安全的纽带，否则将会削弱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胡潇文：缅甸民主革命后的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角关系
胡潇文研究员分析的维度则更为广泛，其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在最近几十年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胡潇文运用三边理论，从政治和经济双重维度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边关系的发展。
胡潇文首先介绍了三边关系理论，三边关系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Theodore Caplow依据三方的力量强弱，首先提出了三边关系的八种模式。到了1980年代，Lowell Dittmer利用博弈论的理论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模式。胡潇文基于Lowell Dittmer的理论框架，从上述两个方面，分析并测度中国、印度和缅甸三方竞争或合作关系，以及三方的损益。
首先，胡潇文测度的是中印缅三方的政治关系。可以看到，在缅甸政改后，缅甸与印度的政治关系逐渐明朗化。八十年代时，由于缅甸政治动荡，印度对于缅甸的外交政策很不稳定。但是，伴随着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政治格局的重构，使得印度加强了与缅甸的双边关系的重建，两国也多次在双边关系上实现了突破。相比印缅关系，中缅友谊一直广为流传，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后，中缅加强了双方的政治合作，但是，中缅友谊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至于中印关系，二十一世纪后，中印两国首脑之间的互访已经高达八次之多，可见两国关系已破冰，同时，两国关系复苏迹象十分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印度和缅甸处于“三方共存”的关系框架内，三者的政治关系趋于平稳，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会实现三方共赢。但是不排除存在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一番格局。
继而，胡潇文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边经济关系。在三边经济关系中，可以看到，缅甸GDP从1995年的2亿美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11亿美元。产品从缅甸出口到印度的主要为农产品，包括豆类等，而从印度出口到缅甸的主要为初级钢铁和药品等。可以发现，从2001年开始印度和缅甸就开始了双边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期间，双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再看，中国和印度的双边经济合作，虽然中印并没有签署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合约，但是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大幅度增加，中印之间的贸易总额自2000年以来加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国，中印两国的贸易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都要快。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中印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中印缅之间的三边关系显示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特征，中国是三角形的核心，伴随着中国经济对印度和缅甸两国经济的强劲推动力，会使中印缅三边关系更为稳固。
最后，胡潇文得出结论，当这三个国家以共同合作的方式共存时，三方均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良性的竞争对于三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均有推动作用。（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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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1-26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印对话跨学科研讨会之二
2012年11月9日下午，中印对话跨学科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第二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题为“治理、发展与不平等”，第二部分的主题为“跨国反思”。本期报告来自印度甘地发展研究院的严奕飞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及真博士，云南大学的孙现朴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的章远博士和来自云南社会科学学院的胡潇文研究员。
严奕飞：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本原因——基于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也使农村错过了很多增长的机会。城乡差距的扩大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比如，降低社会的凝聚力、威胁政治稳定，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会制约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严奕飞认为以往研究关于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不平等、健康和教育的不平衡、税收体系的不均衡并非城乡差距的原因，而是由城乡差距所引发的现象。因而，他运用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框架探寻城乡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严奕飞博士通过分析中国1960年以来，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及农业和工业在1952年和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得份额，并结合刘易斯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出，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鸿沟，严奕飞博士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进而，其分析了1958年到1985年户籍制度条例的变更，论证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深入探讨，可以得到，带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受到都市人权利的压迫，法律和政策向城市地区倾斜，相反，农村由于无法接受法律和政策的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经济发展。严奕飞同时也认为，经济权利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带来政治权利的不平衡，这又会引发更深一层次经济的不平衡，也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步一步的扩大。相比之下，严奕飞认为，印度更好地构建了农村保护网络，收听农民的心声，进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是中国应该要好好学习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试图缩小城乡差距这道鸿沟，但是，从严奕飞博士的分析来看，我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严奕飞博士认为政府的配套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于那些移民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也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照顾。周及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失衡：表现方面和原因分析
国际上比较近几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时，中印两国哪一路径会实现更高的经济绩效。周及真博士主要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失衡的表现方面，探究这种失衡的内在机理。
周及真博士从GDP、GDP增长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多等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失衡。从GDP的数据来看，在过去三十年间，虽然中印经济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可以看到，在1970年是中国GDP为1197亿美元，低于印度的1480.5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额为3.88万亿美元，相比印度却仅有1.25万亿美元。从GDP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最高达到了15.2%，而印度一直徘徊在3%-8%之间，可以看到，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显著高于印度。接下来，周及真介绍了中印经济结构的差异，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更受到外国直接投资的青睐，而印度经济则受到家庭消费支出影响较多，中国的消费支出从1970年的59.8%下降到了2010年的48.3%，而印度消费支出从1970年的81.5%下降到了2010年的69.1%，可见中国的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印度，而印度的消费支出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中国较多地依赖于工业生产，而印度多依赖于服务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从1970年的43.1%增加到2010年的47.9%，印度从1970年的21.6%增加到了2010年的37.4%。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突出。
从现象看本质，周及真博士从软件设施（比如，商业环境）和硬件设施（比如，基础设施）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中印经济失衡的内在原因。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中印经济失衡提供一定的解释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领域远远优于印度。周及真博士为在场嘉宾举例说，中国有世界第二大容量的发电机组，有世界里程第三长的铁路，有世界第二长的高速公路等等。这些基础设施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助推力，使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再看经济的软环境，中国同样做的比印度好很多，中国的劳动力水平远高于印度。周及真博士列举了中印两国适龄青年接受教育的比例，可以发现无论的男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还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上，中国都明显高于印度。此外，相比印度，在中国，外来企业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办理手续，这意味着在中国可以提供有更好的商业环境和更高的商业效率。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加强了政府之间的竞争，为外来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商业条件，这也给企业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孙现朴：跨境水资源及中印关系
孙现朴博士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探讨中印交界的水资源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水资源对中印关系的影响。随着水资源重要性的升级，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战略性资源。水资源的不协调可能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孙现朴博士介绍与世界平均水资源丰富度相比，亚洲地区相对水资源较为稀缺，但是随着亚洲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加剧了对水资源的重要性，可以看到，水资源在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水资源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中印作为两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其均想要拥有充足的水资源以确保其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进而，孙现朴介绍了中印两国各自水资源方面的一些问题。由于中印均为世界人口大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饮用水和耕地用水的需求量较大，因而，两国的水资源储存量均相对比较紧缺，如何将有限的水资源合理的调度成了两国面临的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水污染等问题的发生，加剧了中印水资源短缺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中国和印度政府均从不同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孙现朴博士在报告中做了更为细致的陈述。
孙现朴博士基于以上分析，讨论了几个涉及中印交叉水资源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度担心中国会以水资源作为武器威胁印度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跨国界水域流经存在争端的领土，使跨国界水域的划分更为复杂；第三个问题是跨境流域的生态保护。其提出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跨境合作和疫情防范，通过这样的举措来减少中印两国之间由于水资源所引发的冲突。章远：领土争端下的宗教政治
章远博士探讨了宗教政治对于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积极意义。中印的领土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化积淀下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情结。领土虽然可以一分为二，但是由于宗教代表着一种信仰，其并不能在领土纷争的过程中得到整齐统一的划分，因而，边境地区多存在不同国家的教徒们共同信奉同一宗教的现象，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模式，章远博士称之为“宗教政治”。
章远博士认为边境地区人民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边境地区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团结，以宗教信仰为桥梁，边境地区人民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磨合和忍让来实现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这时，宗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但是，章远博士也提出了关于宗教政治的负面观点，她认为宗教仅仅为双边政治冲突构建了和解的桥梁，若真正想要解决双边领土争议，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最后，章远博士进行了总结，她认为目前对宗教政治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边境地区宗教与一国政治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宗教是维系国与国之间和平安全的纽带，否则将会削弱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胡潇文：缅甸民主革命后的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角关系
胡潇文研究员分析的维度则更为广泛，其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在最近几十年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胡潇文运用三边理论，从政治和经济双重维度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边关系的发展。
胡潇文首先介绍了三边关系理论，三边关系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Theodore Caplow依据三方的力量强弱，首先提出了三边关系的八种模式。到了1980年代，Lowell Dittmer利用博弈论的理论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模式。胡潇文基于Lowell Dittmer的理论框架，从上述两个方面，分析并测度中国、印度和缅甸三方竞争或合作关系，以及三方的损益。
首先，胡潇文测度的是中印缅三方的政治关系。可以看到，在缅甸政改后，缅甸与印度的政治关系逐渐明朗化。八十年代时，由于缅甸政治动荡，印度对于缅甸的外交政策很不稳定。但是，伴随着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政治格局的重构，使得印度加强了与缅甸的双边关系的重建，两国也多次在双边关系上实现了突破。相比印缅关系，中缅友谊一直广为流传，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后，中缅加强了双方的政治合作，但是，中缅友谊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至于中印关系，二十一世纪后，中印两国首脑之间的互访已经高达八次之多，可见两国关系已破冰，同时，两国关系复苏迹象十分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印度和缅甸处于“三方共存”的关系框架内，三者的政治关系趋于平稳，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会实现三方共赢。但是不排除存在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一番格局。
继而，胡潇文分析了中国、印度和缅甸的三边经济关系。在三边经济关系中，可以看到，缅甸GDP从1995年的2亿美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11亿美元。产品从缅甸出口到印度的主要为农产品，包括豆类等，而从印度出口到缅甸的主要为初级钢铁和药品等。可以发现，从2001年开始印度和缅甸就开始了双边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期间，双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再看，中国和印度的双边经济合作，虽然中印并没有签署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合约，但是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大幅度增加，中印之间的贸易总额自2000年以来加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国，中印两国的贸易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都要快。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中印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中印缅之间的三边关系显示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特征，中国是三角形的核心，伴随着中国经济对印度和缅甸两国经济的强劲推动力，会使中印缅三边关系更为稳固。
最后，胡潇文得出结论，当这三个国家以共同合作的方式共存时，三方均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良性的竞争对于三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均有推动作用。（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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