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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53期（总第1015期）：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之五
发布日期：2012-11-05 10:3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安娜州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院文一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3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
魏尚进：基础设施和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是大多数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的相对价格，然而人们对实际汇率究竟是由什么决定问题了解并不深入。传统理论认为比较重要的有Balassa-Samuelson效应和Froot-Rogoff效应等等，基础设施却并未被纳入到实际汇率模型中。然而，理解基础设施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货物运输成本在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1995年前欧洲和日本道路密度最高，中国的道路存量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1995年-2008年，中国的道路密度快速提高，尤其是2005年以后，实际上08年的道路密度大约是95年的4倍。于此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道路建设（基础设施）是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数据、世界银行以及中国铁道部。为了检验稳健性，分别应用了各国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实际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的解释变量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它解释变量有人均GDP，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贸易条件、净国外资产占GDP的比率、真实利率、贸易限制的哑变量、关税率和相对生产率。以面板回归作为基本估计方法，应用贝叶斯模型（BMA）做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了能导致暂时降低基础设施存量的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的回归。
三种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相互一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导致本国实际汇率的升值。面板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其它国家平均不到25%的解释力，基础设施改善可以解释中国30%的真实汇率变化。贝叶斯模型的结果显示相较于1988-1998年，1998-2007年基础设施改善解释了更大比率的真实汇率变化。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更是显示了更大的梯度，而且也通过了相关检验，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或过度识别的问题。
从机制上看，基础设施改善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导致本币真实汇率升值。直接效果是基础设施降低了产成品货运成本，也能降低原材料的货运成本。此外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为当地引入竞争，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加成。从量化结果看，基础设施是真实汇率的一个和重要的决定因素，它的效果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相当，远大于Froot-Rogoff效应。当一国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时，其本币会出现升值压力。不考虑此效果，会影响分析结果，也可能在政策上出现偏差。文一：中国贸易失衡之谜的解释
现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现在的国际失衡鲜有解释力。2010年Deardorff提出了Deardorff 悖论。为什么像中国这样在未来更有优势的国家会有贸易盈余，而美国这种在现在更具优势的国家却存在贸易逆差。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贸易盈余从11亿美元的逆差变为4000亿美元的顺差，很多人认为这是汇率导致的，但汇率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失衡。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储蓄大于投资，资本外流导致贸易失衡。
所以，需要解释的是为何中国的投资率非常高，达到了GDP的45%，却没有吸收国内的高储蓄。家户面临负的储蓄回报却依然大量储蓄，企业面临20%的高投资回报也并不将储蓄完全用于投资。即使能解释为何储蓄高于投资，由于中国存在资本管制，但家户和企业并不能用人民币购买美国的债券，这也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外汇储备。为了很好的解释贸易失衡之谜，文一教授将贸易和金融结合起来，用贸易的框架，构造对低收益的流动性资产高需求的微观激励的模型。因为传统的现金预付模型（CIA）和货币效用模型（MIU）并不适当，首先它们会导出对资产的需求与消费成比例，这与中国的数据不符；其次，在过去的那个10年，消费占GDP的比率一直在降，而国外资产占GDP的比率一直在升，这也是传统模型不能解释的。
文一教授采用现行贸易模型，设定企业存在异质性；资本市场不完全，存在流动性约束；经济体有长期的经济增长；出口商面临围绕着增长趋势项的固定风险和预算约束。模型预测他们不仅会以流动资产形式储蓄不少收入，其边际储蓄倾向也随收入增长而上升，这最终会导致本国出现大规模贸易失衡并累计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实数据支持了此模型的适当性。过去的30年，中国的消费份额从GDP的50%降低到35%，储蓄则从GDP的34%上升到51%。同时，中国的进口对出口比率也由1985年的1.6降低到2008年的0.8。同时，这个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许多文献不能解释的问题，即收入增长的滞后项对未来储蓄率有很强的预测力。高储蓄是高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虽然有好几个国家都能看到高储蓄与高增长存在正相关的现象，中国巨大的贸易部门让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
模型校准的结果显示，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以对显示数据进行相当好的拟合和预测。一个加总的冲击就可以让模型解释90%的实际数据。此外，模型准确的预测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和外汇储备的飞跃，2009年次贷危机的急剧下降。应用模型得出的虚拟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收入增长滞后项与未来的家户储蓄率有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的贸易失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共同导致的结果。汇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资产的过度需求。即使强制人民币升值，也不能消除贸易失衡。有效的方法是优化金融市场，鼓励中国的公司在国内投资的同时也对国外进行投资。姚洋：制造部门——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和全球金融失衡
国际失衡是一个长期被观察到的现象。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可以对此进行解释，金融部门弱的国家会把资本输出到金融部门发达的国家，所以金融部门强的资本输入国会出现经常性账户逆差，资本输入国又会将资本更好的投资回资本输出国，金融部门弱的资本输出国最终会受损。然而从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上看，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德国的金融部门效率更高，但却在对意大利的贸易中保持这贸易顺差。应用制造业-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则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在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金融部门技术进步更快。倾向于出口金融服务，进口商品和资本；而在制造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制造业技术进步更快，出口商品和资本，进口金融服务。静态模型中，在金融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专们提供金融服务，而制造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专注于制造业，实现完全分工，但两国都会实现经常性账户平衡。而应用动态的世代交叠模型后，在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出现经常性账户盈余，而在金融业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会出现经常性账户赤字。这种失衡随着比较优势随时间的变强而不断变大。
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于OECD国家1989-2008的数据、联合国数据库、WDI数据库以及Lane-Ferretti:、Chinn-Ito金融开放度指数和Beck-Kunt-Levine金融结构数据库。被解释变量是成为净出口国的概率，除了核心变量反映比较优势的相对生产力意外，还包括了财政余额、初始国际资产占GDP的比率、发展阶段、抚养比率、M3占GDP的比率、实际收入增长率、贸易开放度和资本管制程度、币值低估值（Rodik 2008）和总人口。所有方法都的出一致的估计结果，比较优势对成为净出口者有正向的作用。
制造部门—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会导致劳动分工。在动态情况下，制造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出现贸易盈余。要想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考虑国家之间基本层面上的差异。（陈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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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1-05 10:3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安娜州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院文一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3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
魏尚进：基础设施和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是大多数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的相对价格，然而人们对实际汇率究竟是由什么决定问题了解并不深入。传统理论认为比较重要的有Balassa-Samuelson效应和Froot-Rogoff效应等等，基础设施却并未被纳入到实际汇率模型中。然而，理解基础设施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货物运输成本在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1995年前欧洲和日本道路密度最高，中国的道路存量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1995年-2008年，中国的道路密度快速提高，尤其是2005年以后，实际上08年的道路密度大约是95年的4倍。于此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道路建设（基础设施）是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数据、世界银行以及中国铁道部。为了检验稳健性，分别应用了各国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实际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的解释变量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它解释变量有人均GDP，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贸易条件、净国外资产占GDP的比率、真实利率、贸易限制的哑变量、关税率和相对生产率。以面板回归作为基本估计方法，应用贝叶斯模型（BMA）做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了能导致暂时降低基础设施存量的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的回归。
三种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相互一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导致本国实际汇率的升值。面板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其它国家平均不到25%的解释力，基础设施改善可以解释中国30%的真实汇率变化。贝叶斯模型的结果显示相较于1988-1998年，1998-2007年基础设施改善解释了更大比率的真实汇率变化。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更是显示了更大的梯度，而且也通过了相关检验，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或过度识别的问题。
从机制上看，基础设施改善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导致本币真实汇率升值。直接效果是基础设施降低了产成品货运成本，也能降低原材料的货运成本。此外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为当地引入竞争，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加成。从量化结果看，基础设施是真实汇率的一个和重要的决定因素，它的效果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相当，远大于Froot-Rogoff效应。当一国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时，其本币会出现升值压力。不考虑此效果，会影响分析结果，也可能在政策上出现偏差。文一：中国贸易失衡之谜的解释
现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现在的国际失衡鲜有解释力。2010年Deardorff提出了Deardorff 悖论。为什么像中国这样在未来更有优势的国家会有贸易盈余，而美国这种在现在更具优势的国家却存在贸易逆差。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贸易盈余从11亿美元的逆差变为4000亿美元的顺差，很多人认为这是汇率导致的，但汇率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失衡。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储蓄大于投资，资本外流导致贸易失衡。
所以，需要解释的是为何中国的投资率非常高，达到了GDP的45%，却没有吸收国内的高储蓄。家户面临负的储蓄回报却依然大量储蓄，企业面临20%的高投资回报也并不将储蓄完全用于投资。即使能解释为何储蓄高于投资，由于中国存在资本管制，但家户和企业并不能用人民币购买美国的债券，这也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外汇储备。为了很好的解释贸易失衡之谜，文一教授将贸易和金融结合起来，用贸易的框架，构造对低收益的流动性资产高需求的微观激励的模型。因为传统的现金预付模型（CIA）和货币效用模型（MIU）并不适当，首先它们会导出对资产的需求与消费成比例，这与中国的数据不符；其次，在过去的那个10年，消费占GDP的比率一直在降，而国外资产占GDP的比率一直在升，这也是传统模型不能解释的。
文一教授采用现行贸易模型，设定企业存在异质性；资本市场不完全，存在流动性约束；经济体有长期的经济增长；出口商面临围绕着增长趋势项的固定风险和预算约束。模型预测他们不仅会以流动资产形式储蓄不少收入，其边际储蓄倾向也随收入增长而上升，这最终会导致本国出现大规模贸易失衡并累计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实数据支持了此模型的适当性。过去的30年，中国的消费份额从GDP的50%降低到35%，储蓄则从GDP的34%上升到51%。同时，中国的进口对出口比率也由1985年的1.6降低到2008年的0.8。同时，这个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许多文献不能解释的问题，即收入增长的滞后项对未来储蓄率有很强的预测力。高储蓄是高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虽然有好几个国家都能看到高储蓄与高增长存在正相关的现象，中国巨大的贸易部门让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
模型校准的结果显示，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以对显示数据进行相当好的拟合和预测。一个加总的冲击就可以让模型解释90%的实际数据。此外，模型准确的预测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和外汇储备的飞跃，2009年次贷危机的急剧下降。应用模型得出的虚拟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收入增长滞后项与未来的家户储蓄率有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的贸易失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共同导致的结果。汇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资产的过度需求。即使强制人民币升值，也不能消除贸易失衡。有效的方法是优化金融市场，鼓励中国的公司在国内投资的同时也对国外进行投资。姚洋：制造部门——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和全球金融失衡
国际失衡是一个长期被观察到的现象。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可以对此进行解释，金融部门弱的国家会把资本输出到金融部门发达的国家，所以金融部门强的资本输入国会出现经常性账户逆差，资本输入国又会将资本更好的投资回资本输出国，金融部门弱的资本输出国最终会受损。然而从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上看，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德国的金融部门效率更高，但却在对意大利的贸易中保持这贸易顺差。应用制造业-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则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在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金融部门技术进步更快。倾向于出口金融服务，进口商品和资本；而在制造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制造业技术进步更快，出口商品和资本，进口金融服务。静态模型中，在金融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专们提供金融服务，而制造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专注于制造业，实现完全分工，但两国都会实现经常性账户平衡。而应用动态的世代交叠模型后，在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出现经常性账户盈余，而在金融业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会出现经常性账户赤字。这种失衡随着比较优势随时间的变强而不断变大。
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于OECD国家1989-2008的数据、联合国数据库、WDI数据库以及Lane-Ferretti:、Chinn-Ito金融开放度指数和Beck-Kunt-Levine金融结构数据库。被解释变量是成为净出口国的概率，除了核心变量反映比较优势的相对生产力意外，还包括了财政余额、初始国际资产占GDP的比率、发展阶段、抚养比率、M3占GDP的比率、实际收入增长率、贸易开放度和资本管制程度、币值低估值（Rodik 2008）和总人口。所有方法都的出一致的估计结果，比较优势对成为净出口者有正向的作用。
制造部门—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会导致劳动分工。在动态情况下，制造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出现贸易盈余。要想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考虑国家之间基本层面上的差异。（陈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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