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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49期（总第1011期）：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之一
发布日期：2012-11-05 10:2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的主题演讲，同时，来自密歇根大学的Alan Deardorff教授，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教授、来自耶鲁大学Lorenzo Caliendo教授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林毅夫教授演讲
林毅夫教授首先回顾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各国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1%左右，到20世纪为2%左右。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现金的工业化国家，比如日本。采取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的“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和印度成为了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普遍规律，多少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教授认为，没有结构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接着，林毅夫教授对第一版和第二版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强调结构转变重要性，并把结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现金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首次被大多数国家大规模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发展机构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国家结果都不尽人意。
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后者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该思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实现。但是，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政策主张。
这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这就引发了第三次经济发展思潮的形成，即新结构经济学。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机制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林毅夫教授更多地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其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林毅夫教授还支出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林毅夫教授说，之所以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其主要新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配置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第二，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取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应了处于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
林毅夫教授分析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回顾过去，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成功的案例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国家取得快速增长例子很多。可见政府干预为解决市场失灵和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由。关键在于，最优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需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否则所得到的产业结构就会阻碍发展。政府任务便是确保经济建立在这种内生的升级过程上。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决定了最优的产业结构。拥有充裕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同样，拥有充裕资本要素和稀缺劳动力的高收入国家将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而，使一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当企业选择进入与该国比较优势享福的产业、采用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技术时，经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将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最大化的经济剩余。它们具有竞争力，这些剩余的在投资可获得最高的回报。这个动态循环过程，使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渐升级，也使该国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产品方面更具有竞争力。
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早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内生过程中走捷径，希望建立一个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理想的产业结构。因而这些国家采纳的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忽视了其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样的企业是不会为社会创造真正的剩余的。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阻碍，减缓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教授指出，因势利导的政府要更多地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
同时，林毅夫教授还提出有关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资源的合理使用这两个问题。针对农业领域技术创新而言，在低收入国际，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改善农业不仅可以减少贫困，还可以再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来支持工业化。政府需要促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化。针对第二个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只有更合理的分配和管理资源，利用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辅助结构转型。
林毅夫教授也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人力资本投资、国际资本的流动、流动性陷阱。Alan Deardorff：贸易如何影响比较优势的增加和减少
Alan Deardorff教授提出问题是：自由贸易如何实现经济的动态增长，自由贸易是否能够改变比较优势？为了建立模型，Alan Deardorff教授作了如下假设，其定义了比较优势，此外允许国家之间的自有贸易。基于这两个核心假定，Alan Deardorff利用变形的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分析得到，当两国仅存在初始禀赋差异的情况下，自有贸易能够改变一国的增长路径，进而改变稳态点，最终，两国不存在要素禀赋的差异，两国趋于相同。此外，当其他条件未给定的情况下，取决于在投资品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自有贸易并不能改善一国经济增长状况以及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最后Alan Deardorff教授认为，总体上，自有贸易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是有意义的。
Lorenzo Caliendo：资源禀赋理论的动态模型
1993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5%，但是到了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1%，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可以发现，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1993-2007年中国30%的出口产品出口到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同一时间段30%的中国进口产品来自这几个国家。同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理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Lorenzo Caliendo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研究了不同国家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下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与过去的静态模型相区别，本文运用动态模型的分析方法，结合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和2*2*2资源禀赋模型（H-O），进而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并利用汉密尔顿函数求解动态均衡解。
国际贸易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素价格均等化（FPE）理论，其主要强调在确定条件下自有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基于此Lorenzo Caliendo教授考虑了FPE理论的动态化模型，并且更深一步探讨长期均衡状态。
Lorenzo Caliendo教授接着介绍了模型的具体构造，他采用标准化的两国两要素模型，同时允许两国之间自由贸易。在静态模型中可以看到，在给定初始禀赋的前提下，两国的要素禀赋价格可以实现均等化。更深一步，Lorenzo Caliendo教授得到了如下结论，对于资本密集型大国而言，由于与劳动密集型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会恶化其进出口比例，进出口比例的恶化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和专业化生产的模式，但是这种问题却不会在资本密集型的小国出现，这主要取决于两国初始贸易时的要素禀赋差距。相反，如果贸易往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接近，则这些国家的生产专业化模式将呈现单调变化，最终达到FPE均衡。另一重要结论是一国长期的比较优势依赖于初始禀赋，并趋向FPE均衡。王勇：工业动态、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工业化，动态的贸易政策是如何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王勇教授利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化、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王勇教授首先介绍了两国自有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接着建立了自有贸易的内生增长模型。他通过分析基础产业的要素禀赋驱动的工业化程度和基础产业的倒V的生命曲线，得到了如下结论，通过两国贸易往来，在跨期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引发的技术进步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和总体经济的增长；相反，当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的时候，技术进步并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主要原因归结于贸易条件效应决定了市场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当跨期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而扩大贸易规模。此外得到了另外一个关于贸易政策影响的结论，同样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正的非单调效应。
（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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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1-05 10:2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的主题演讲，同时，来自密歇根大学的Alan Deardorff教授，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教授、来自耶鲁大学Lorenzo Caliendo教授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林毅夫教授演讲
林毅夫教授首先回顾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各国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1%左右，到20世纪为2%左右。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现金的工业化国家，比如日本。采取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的“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和印度成为了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普遍规律，多少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教授认为，没有结构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接着，林毅夫教授对第一版和第二版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强调结构转变重要性，并把结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现金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首次被大多数国家大规模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发展机构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国家结果都不尽人意。
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后者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该思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实现。但是，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政策主张。
这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这就引发了第三次经济发展思潮的形成，即新结构经济学。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机制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林毅夫教授更多地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其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林毅夫教授还支出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林毅夫教授说，之所以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其主要新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配置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第二，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取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应了处于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
林毅夫教授分析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回顾过去，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成功的案例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国家取得快速增长例子很多。可见政府干预为解决市场失灵和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由。关键在于，最优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需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否则所得到的产业结构就会阻碍发展。政府任务便是确保经济建立在这种内生的升级过程上。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决定了最优的产业结构。拥有充裕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同样，拥有充裕资本要素和稀缺劳动力的高收入国家将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而，使一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当企业选择进入与该国比较优势享福的产业、采用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技术时，经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将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最大化的经济剩余。它们具有竞争力，这些剩余的在投资可获得最高的回报。这个动态循环过程，使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渐升级，也使该国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产品方面更具有竞争力。
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早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内生过程中走捷径，希望建立一个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理想的产业结构。因而这些国家采纳的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忽视了其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样的企业是不会为社会创造真正的剩余的。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阻碍，减缓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教授指出，因势利导的政府要更多地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
同时，林毅夫教授还提出有关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资源的合理使用这两个问题。针对农业领域技术创新而言，在低收入国际，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改善农业不仅可以减少贫困，还可以再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来支持工业化。政府需要促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化。针对第二个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只有更合理的分配和管理资源，利用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辅助结构转型。
林毅夫教授也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人力资本投资、国际资本的流动、流动性陷阱。Alan Deardorff：贸易如何影响比较优势的增加和减少
Alan Deardorff教授提出问题是：自由贸易如何实现经济的动态增长，自由贸易是否能够改变比较优势？为了建立模型，Alan Deardorff教授作了如下假设，其定义了比较优势，此外允许国家之间的自有贸易。基于这两个核心假定，Alan Deardorff利用变形的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分析得到，当两国仅存在初始禀赋差异的情况下，自有贸易能够改变一国的增长路径，进而改变稳态点，最终，两国不存在要素禀赋的差异，两国趋于相同。此外，当其他条件未给定的情况下，取决于在投资品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自有贸易并不能改善一国经济增长状况以及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最后Alan Deardorff教授认为，总体上，自有贸易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是有意义的。
Lorenzo Caliendo：资源禀赋理论的动态模型
1993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5%，但是到了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1%，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可以发现，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1993-2007年中国30%的出口产品出口到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同一时间段30%的中国进口产品来自这几个国家。同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理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Lorenzo Caliendo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研究了不同国家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下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与过去的静态模型相区别，本文运用动态模型的分析方法，结合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和2*2*2资源禀赋模型（H-O），进而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并利用汉密尔顿函数求解动态均衡解。
国际贸易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素价格均等化（FPE）理论，其主要强调在确定条件下自有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基于此Lorenzo Caliendo教授考虑了FPE理论的动态化模型，并且更深一步探讨长期均衡状态。
Lorenzo Caliendo教授接着介绍了模型的具体构造，他采用标准化的两国两要素模型，同时允许两国之间自由贸易。在静态模型中可以看到，在给定初始禀赋的前提下，两国的要素禀赋价格可以实现均等化。更深一步，Lorenzo Caliendo教授得到了如下结论，对于资本密集型大国而言，由于与劳动密集型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会恶化其进出口比例，进出口比例的恶化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和专业化生产的模式，但是这种问题却不会在资本密集型的小国出现，这主要取决于两国初始贸易时的要素禀赋差距。相反，如果贸易往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接近，则这些国家的生产专业化模式将呈现单调变化，最终达到FPE均衡。另一重要结论是一国长期的比较优势依赖于初始禀赋，并趋向FPE均衡。王勇：工业动态、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工业化，动态的贸易政策是如何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王勇教授利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化、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王勇教授首先介绍了两国自有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接着建立了自有贸易的内生增长模型。他通过分析基础产业的要素禀赋驱动的工业化程度和基础产业的倒V的生命曲线，得到了如下结论，通过两国贸易往来，在跨期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引发的技术进步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和总体经济的增长；相反，当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的时候，技术进步并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主要原因归结于贸易条件效应决定了市场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当跨期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而扩大贸易规模。此外得到了另外一个关于贸易政策影响的结论，同样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正的非单调效应。
（杨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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