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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42期（总第1004期）：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四
发布日期：2012-10-08 10:2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9月14日，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4期报告此次会议的内容。本期简报将报告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黄登兴研究员和彭喜枢助研究员的演讲内容。
黄登兴：全球大型企业的经营特征
在早期的产业组织或者国际贸易理论中，企业的规模通常并不是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不同大小的企业是非常普遍的存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大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上个世纪70年代，30%的全球进出口贸易量是由大型跨国企业完成的，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近60%。此外，不同国家的大企业数目以及其增长速度也是不同的。以中国为例，在2005年，被Forbes列入全球前两千大企业(G2000)的中国企业数目仅有21家，然而到了2011年，列入G2000的中国企业数目达到了121家：短短的7年间就增加了5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大企业数目的增长速度。这些结果使得人们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有大企业的出现？此外，为什么中国大企业的数目会增长得如此之快？
传统理论将大企业的形成主要归结为贸易与外资企业的刺激，以及国家资本主义两个原因。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多的文献给予这两个解释以数据上的支持。黄登兴研究员的报告主要是以2005～2011年间的Forbes全球2000大企业数据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大企业的产业、国籍分布，即何种类型的国家的何种产业容易进入G2000；2，中国的优劣势产业及其特征。
首先，从2005～2011年Forbes Global 2000企业的产业分布数据结果来看，一般具有大的规模经济的产业比较容易产生大企业。例如银行业(Banking)、资本密集产品行业（Capital Goods）、通讯行业(Communications)、保险行业(Insurance)等等。这一结果比较符合预期，也容易理解。
其次，从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结果来看，分布的影响因素则较为复杂。首先，大企业的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即一些传统的工业强国，在新的全球贸易环境下，国内大企业的数目是非常多的，例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企业就完全没有可能进入G2000，少数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可能会在一些非传统的产业上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蛙跳现象”，例如台湾地区在电脑硬件产品行业的大企业数目就非常多。此外，内需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也是影响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内需市场效应，又称为本土市场效应，是指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往往更能培养出大企业。此外，资源禀赋以及FDI与区域地域因素也对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可知，影响G2000大企业国籍分布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FDI的外溢效果以及内需市场规模，其中，对中国大陆的大企业形成特别有利的因素是资源禀赋、FDI的外溢效果以及内需市场的规模。
中国大型企业在G2000中显示出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原材料行业(Material)、资本密集产品行业、金融服务(Diversified Financing)以及建造行业(Construction)。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较高，这一点主要反映在重工业的优势上，即上游金属煤矿行业(Mental and Mining)、中游的钢铁行业(Ion and Steel)以及下游的重工业设备(Heavy Equipment)三个产业的优势上。其次，这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则是归因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扩大内需市场的效果。
中国大型企业在G2000中显示的劣势产业主要是中间品生产行业(Intermediate Goods)、石油行业(Oil and Gas)、市场通路(Market Channels)、产品服务(Production Services)、通讯(Communications)以及保险行业(Insurance)。中间品生产行业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中国在中间品生产行业上处于劣势，主要说明了中国在科技产业上，尚未完全脱离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层次，没能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此外，本应受益于内需市场的市场通路行业，却称为了中国的劣势产业，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通路行销上的经营能力，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较还有一定距离。
彭喜枢：企业规模大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彭喜枢助研究员延续了黄登兴研究员的研究内容，对其提出的一些假说做出了严谨的实证探讨。同样地，彭喜枢助研究员也认为虽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讨论的主角是国家，但实际上真正从事贸易的是各国的企业。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大型的企业，那么只要保持开放，国家在贸易上的表现自然会非常好。因此，探究什么原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报告首先提出了企业规模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市场规模、企业性质、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内制度。对应地，报告提出了四种假说，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影响因素对应的四个假说分别是内需市场假说(Home Market Effect Hypothesis)，跨国企业假说或者FDI假说(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ypothesis or FDI Hypothesis)，经济增长假说(Economic Development Hypothesis)，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假说(State-capitalism Hypothesis)。报告的数据使用的是2004年至2010年Forbes Global 2000(FG2000)中关于16个产业、48个国家的大企业排名数据。企业的大小衡量依据于四个标准，即销售额、利润、资产以及市值。
首先检验内需市场假说。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大小对于大企业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还是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体中，一个大的市场总是能够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培养出大企业来，因此，报告提出内需市场假说。在实证回归中，文章使用的是国家的GDP大小衡量该国家的市场规模。在基本的回归模型中，HME的系数是正的并且也是显著的，这说明一个具有更大GDP值的国家更容易拥有大企业。此外，报告还对不同行业的内需市场假说做了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产品行业、消费品行业、金融服务行业、原材料行业以及石油行业，内需市场效应的影响更大，而在消费服务以及市场通路行业，这一影响要比平均值小。这一结果说明，对于那些规模经济效应越大的企业，内需市场的影响越大。
关于跨国企业假说或者FDI假说的检验。从实际观察中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国企、跨国企业以及集团企业的规模通常都要大一些。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对于国企以及集团企业，情况要相对复杂，因此，报告中重点的研究对象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大的规模，在对外投资上也能够承受更大的固定成本。跨国企业假说以及FDI假说分别是从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的角度来说明的：跨国企业假说认为，一个拥有更多跨国企业的国家也倾向于有更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值，这一服务更多的市场行为反过来会有利于跨国企业的成长，因此国家可能拥有更多大企业。FDI假说则是认为，一个吸引更多对内投资的国家，通常在国内会形成一个有利于本国企业学习、发展的环境，使得本国企业逐渐壮大，因此也会拥有更多大企业。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在基本模型中，对内投资影响以及对外投资影响的系数都是正的且是显著的。这一结果说明从平均结果来看，更大的对内投资值以及对外投资值都有利于大企业的形成。然而通过对于不同行业的研究结果来看，并不是所有行业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都是正并且显著的，结果依赖于不同产业的特性。彭喜枢研究员认为可以将不同的产业分成四大类，分别是共通型产业(Universality)、本地型产业(Locality)、聚集型产业(Clustering)以及资源型产业(Resources)。其中，共通型产业是指企业产品在全球均可以通用的那些产业，因此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都对大企业的数目有一个正向的影响，例如资本密集产品行业，中间品行业等等；本地型产业则是指产品的地域性比较明显的产业，例如运输行业、建筑行业、通讯行业、保险行业等等，这些行业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聚集型产业是指那些聚集性较强的行业，例如银行、消费品、市场通路等行业，这些行业对内投资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比较显著，对外投资值的影响则不是很大；资源型产业主要是指原材料行业和石油行业。原材料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很强，因此对内投资的影响是正向而且比较显著，然而对外投资的影响则为0；石油行业由于一般是开采技术性的投入，因此对内投资影响为0，对外投资的影响为正且非常显著。
经济增长假说的检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的。首先研究发现，殖民古国或者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的历史比较悠久，各方面的技术都比较成熟，因此相对于一些殖民地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大企业的数目要明显更多。但是这一结果并不说明新兴国家就肯定不能超越传统强国，在一些破坏性的创新行业中，新兴国家更容易崛起。这两个方面的猜想就是经济增长假说的内容。
为了证明假说的可信性，报告将不同的国家赋予一个虚拟变量，对此进行回归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的强国，例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增长对于大企业数目的影响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大企业数目在逐渐减少。而对于那些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南韩、巴西等等，经济增长对于大企业数目的影响则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发达国家在FG2K中大企业数目的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而一些新兴国家在其中的大企业数目比例正在逐步增加。
国家资本主义假说的检验。Owens在2011的研究中提出，国家的制度和规范对于国内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假说认为，一个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更容易具有更高的企业集中度，因此在各个行业中大企业的数目都会相对较多。
从实证的研究来看，尚未找到非常合适的方法去验证假说的可信性。报告中依然使用的是国家这一虚拟变量来进行回归研究。从结果来看，并不能够完全说明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能够有利于FG2K大企业的形成，但至少对于中国、南韩还有印度这三个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最后，彭喜枢助研究员依据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首先，一个本国市场比较小的国家可以通过并购或者进行创造性革新的方式培养大企业。其次，政府应该降低贸易壁垒，以吸引更多的对内投资。最后，一些新兴的国家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的企业以追赶上传统的强国。
（苏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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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0-08 10:2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9月14日，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4期报告此次会议的内容。本期简报将报告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黄登兴研究员和彭喜枢助研究员的演讲内容。
黄登兴：全球大型企业的经营特征
在早期的产业组织或者国际贸易理论中，企业的规模通常并不是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不同大小的企业是非常普遍的存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大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上个世纪70年代，30%的全球进出口贸易量是由大型跨国企业完成的，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近60%。此外，不同国家的大企业数目以及其增长速度也是不同的。以中国为例，在2005年，被Forbes列入全球前两千大企业(G2000)的中国企业数目仅有21家，然而到了2011年，列入G2000的中国企业数目达到了121家：短短的7年间就增加了5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大企业数目的增长速度。这些结果使得人们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有大企业的出现？此外，为什么中国大企业的数目会增长得如此之快？
传统理论将大企业的形成主要归结为贸易与外资企业的刺激，以及国家资本主义两个原因。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多的文献给予这两个解释以数据上的支持。黄登兴研究员的报告主要是以2005～2011年间的Forbes全球2000大企业数据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大企业的产业、国籍分布，即何种类型的国家的何种产业容易进入G2000；2，中国的优劣势产业及其特征。
首先，从2005～2011年Forbes Global 2000企业的产业分布数据结果来看，一般具有大的规模经济的产业比较容易产生大企业。例如银行业(Banking)、资本密集产品行业（Capital Goods）、通讯行业(Communications)、保险行业(Insurance)等等。这一结果比较符合预期，也容易理解。
其次，从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结果来看，分布的影响因素则较为复杂。首先，大企业的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即一些传统的工业强国，在新的全球贸易环境下，国内大企业的数目是非常多的，例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企业就完全没有可能进入G2000，少数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可能会在一些非传统的产业上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蛙跳现象”，例如台湾地区在电脑硬件产品行业的大企业数目就非常多。此外，内需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也是影响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内需市场效应，又称为本土市场效应，是指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往往更能培养出大企业。此外，资源禀赋以及FDI与区域地域因素也对全球G2000企业的国籍分布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可知，影响G2000大企业国籍分布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FDI的外溢效果以及内需市场规模，其中，对中国大陆的大企业形成特别有利的因素是资源禀赋、FDI的外溢效果以及内需市场的规模。
中国大型企业在G2000中显示出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原材料行业(Material)、资本密集产品行业、金融服务(Diversified Financing)以及建造行业(Construction)。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较高，这一点主要反映在重工业的优势上，即上游金属煤矿行业(Mental and Mining)、中游的钢铁行业(Ion and Steel)以及下游的重工业设备(Heavy Equipment)三个产业的优势上。其次，这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则是归因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扩大内需市场的效果。
中国大型企业在G2000中显示的劣势产业主要是中间品生产行业(Intermediate Goods)、石油行业(Oil and Gas)、市场通路(Market Channels)、产品服务(Production Services)、通讯(Communications)以及保险行业(Insurance)。中间品生产行业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中国在中间品生产行业上处于劣势，主要说明了中国在科技产业上，尚未完全脱离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层次，没能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此外，本应受益于内需市场的市场通路行业，却称为了中国的劣势产业，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通路行销上的经营能力，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较还有一定距离。
彭喜枢：企业规模大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彭喜枢助研究员延续了黄登兴研究员的研究内容，对其提出的一些假说做出了严谨的实证探讨。同样地，彭喜枢助研究员也认为虽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讨论的主角是国家，但实际上真正从事贸易的是各国的企业。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大型的企业，那么只要保持开放，国家在贸易上的表现自然会非常好。因此，探究什么原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报告首先提出了企业规模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市场规模、企业性质、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内制度。对应地，报告提出了四种假说，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影响因素对应的四个假说分别是内需市场假说(Home Market Effect Hypothesis)，跨国企业假说或者FDI假说(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ypothesis or FDI Hypothesis)，经济增长假说(Economic Development Hypothesis)，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假说(State-capitalism Hypothesis)。报告的数据使用的是2004年至2010年Forbes Global 2000(FG2000)中关于16个产业、48个国家的大企业排名数据。企业的大小衡量依据于四个标准，即销售额、利润、资产以及市值。
首先检验内需市场假说。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大小对于大企业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还是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体中，一个大的市场总是能够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培养出大企业来，因此，报告提出内需市场假说。在实证回归中，文章使用的是国家的GDP大小衡量该国家的市场规模。在基本的回归模型中，HME的系数是正的并且也是显著的，这说明一个具有更大GDP值的国家更容易拥有大企业。此外，报告还对不同行业的内需市场假说做了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产品行业、消费品行业、金融服务行业、原材料行业以及石油行业，内需市场效应的影响更大，而在消费服务以及市场通路行业，这一影响要比平均值小。这一结果说明，对于那些规模经济效应越大的企业，内需市场的影响越大。
关于跨国企业假说或者FDI假说的检验。从实际观察中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国企、跨国企业以及集团企业的规模通常都要大一些。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对于国企以及集团企业，情况要相对复杂，因此，报告中重点的研究对象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大的规模，在对外投资上也能够承受更大的固定成本。跨国企业假说以及FDI假说分别是从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的角度来说明的：跨国企业假说认为，一个拥有更多跨国企业的国家也倾向于有更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值，这一服务更多的市场行为反过来会有利于跨国企业的成长，因此国家可能拥有更多大企业。FDI假说则是认为，一个吸引更多对内投资的国家，通常在国内会形成一个有利于本国企业学习、发展的环境，使得本国企业逐渐壮大，因此也会拥有更多大企业。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在基本模型中，对内投资影响以及对外投资影响的系数都是正的且是显著的。这一结果说明从平均结果来看，更大的对内投资值以及对外投资值都有利于大企业的形成。然而通过对于不同行业的研究结果来看，并不是所有行业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都是正并且显著的，结果依赖于不同产业的特性。彭喜枢研究员认为可以将不同的产业分成四大类，分别是共通型产业(Universality)、本地型产业(Locality)、聚集型产业(Clustering)以及资源型产业(Resources)。其中，共通型产业是指企业产品在全球均可以通用的那些产业，因此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都对大企业的数目有一个正向的影响，例如资本密集产品行业，中间品行业等等；本地型产业则是指产品的地域性比较明显的产业，例如运输行业、建筑行业、通讯行业、保险行业等等，这些行业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聚集型产业是指那些聚集性较强的行业，例如银行、消费品、市场通路等行业，这些行业对内投资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比较显著，对外投资值的影响则不是很大；资源型产业主要是指原材料行业和石油行业。原材料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很强，因此对内投资的影响是正向而且比较显著，然而对外投资的影响则为0；石油行业由于一般是开采技术性的投入，因此对内投资影响为0，对外投资的影响为正且非常显著。
经济增长假说的检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的。首先研究发现，殖民古国或者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的历史比较悠久，各方面的技术都比较成熟，因此相对于一些殖民地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大企业的数目要明显更多。但是这一结果并不说明新兴国家就肯定不能超越传统强国，在一些破坏性的创新行业中，新兴国家更容易崛起。这两个方面的猜想就是经济增长假说的内容。
为了证明假说的可信性，报告将不同的国家赋予一个虚拟变量，对此进行回归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的强国，例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增长对于大企业数目的影响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大企业数目在逐渐减少。而对于那些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南韩、巴西等等，经济增长对于大企业数目的影响则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发达国家在FG2K中大企业数目的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而一些新兴国家在其中的大企业数目比例正在逐步增加。
国家资本主义假说的检验。Owens在2011的研究中提出，国家的制度和规范对于国内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假说认为，一个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更容易具有更高的企业集中度，因此在各个行业中大企业的数目都会相对较多。
从实证的研究来看，尚未找到非常合适的方法去验证假说的可信性。报告中依然使用的是国家这一虚拟变量来进行回归研究。从结果来看，并不能够完全说明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能够有利于FG2K大企业的形成，但至少对于中国、南韩还有印度这三个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最后，彭喜枢助研究员依据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首先，一个本国市场比较小的国家可以通过并购或者进行创造性革新的方式培养大企业。其次，政府应该降低贸易壁垒，以吸引更多的对内投资。最后，一些新兴的国家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的企业以追赶上传统的强国。
（苏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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