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39期（总第1001期）：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一
发布日期：2012-10-08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9月14日，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4期报告此次会议的内容。本期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彭信坤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的发言。
彭信坤：国际贸易和技术选择
彭信坤教授主要关注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问题，他认为内生的技术选择会增进中间产品贸易并最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彭信坤教授指出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现象和趋势。近年来，国际贸易量持续上升，贸易自由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不断加快。贸易自由化以来的一个世纪，经济增长加速了至少2%。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与降低最终品关税相比，降低中间产品关税会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提升。相关的经验研究发现，厂商利用新进口的中间产品作为投入品会可提高其生产力，各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会使价格涨幅降低，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又导致生产力的提升。
已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外生给定下，研究中间产品贸易的种类、数量及集聚。彭信坤教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技术选择内生的情况下研究中间产品贸易的种类和模式。彭教授展示了他们构建的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投入品关税降低的影响。模型的主要目的包括：第一，阐明内生化的技术选择对中间产品贸易的重要性；第二，内生化产品涨幅；第三，内生决定可进口品和可出口品的种类；第四，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间投入品贸易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的影响。其中，内涵边际效应指的是已有中间产品种类不变情况下的数量变化，外延边际效应指的是产品种类上的变化。
模型的基本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之上。假设该国是小国开放型市场，技术不太发达，国外市场决定了世界价格，并且可以提供满足国内所有需求的中间产品。假设最终产品均同质，生产中要用到中间产品和劳动力，中间产品生产厂商之间进行垄断竞争，需要资本、劳动和外生决定的技术研发。生产技术由过去的技术累积和参与研发的劳动力数量内生决定。
中间产品主要分为国内生产和进口两部分，而国内生产的一部分用来出口。由于进出口的部分都要被征收关税，因此这三部分中间产品分别面对不同的需求函数。通过动态最优化，可以求出在稳态情况下，中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当中间产品的生产力效应大于投入品成本效应时，中间产品种类和需求量会同时增加。结果表明，如果进口需求的外延边际影响足够大的话，国内的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中间产品种类减少，国外的贸易自由化对中间产品数量影响不大，但是会导致种类减少。同时，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关税，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产品涨幅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
彭信坤教授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国内外的贸易自由化都会导致出口产品和国内生产品种类的减少，但是对进口品种类的影响还比较模糊；第二，尽管平均技术水平有所下降，国内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品涨幅降低，竞争加剧，生产力提高；第三，贸易自由化对最终产品生产厂商有利，导致最终产品的激增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卢锋：破解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之谜
卢锋教授揭开了奥肯定律对中国不适的谜题，并提出了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卢锋教授的演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指出用奥肯定律的简单模型来看中国的数据会出现很多问题，通过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的解释都差强人意。第二，对奥肯标准模型进行扩展，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劳动力转移，放入模型中。第三，统计结果发现，用新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首先，卢锋教授解释了奥肯定律的基本内容，是用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统计关系，来描述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的联系。奥肯定律在短期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之间架起一座经验桥梁，又与自然失业率、潜在产出等基本宏观概念呼应，并具有简单清晰的政策含义，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型。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失业率与劳动市场其他影响增长因素（如日工时、劳动生产率等）变动有同向联系。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奥肯关系系数可能不同。奥肯定律曾一度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有较好的呼应，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奥肯关系也开始变形，受到挑战。
接着，卢锋教授提到在中国研究奥肯定律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架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失业压力加大与就业目标重要性提升，学术界出现不少文献研究奥肯定律与中国数据关系。由于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学界希望通过奥肯定律研究进一步定量把握这一关系，以便更好理解和设计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
然而，奥肯定律在中国“水土不服”。大陆GDP增长率与官方失业率数据之间没有标准教科书奥肯定律所描述的显著反向关系。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研究。关于奥肯定律失效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失业率数据不准确。然而采用不同方法得到调整的失业率数据，传统奥肯定律仍不适用。因此失业率数据误差并非问题根本所在。第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的发展强调投资导向，增长不合理，过于重工业化不利于就业。然而这些问题本身能否成立还需探讨，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因素或许会影响宏观运行与劳动市场之间参数大小，而不应该影响联系的显著性。第三，现实失业可能是结构性失业或摩擦性失业，如果现实失业较大程度属于等自然失业，失业率与宏观周期变动之间统计关系自然减弱。但是这仍然没有正面回应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一奥肯定律的本质问题。第四，体制与结构快速变化。大陆经济增长确实伴随体制和结构快速变化，然而这如何导致奥肯关系不能成立仍需探讨，例如在同一转型环境下，菲利普斯模型却能较好拟合中国增长率与通胀率经验数据。
卢锋教授认为，奥肯定律“适应性谜题”的症结在于，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农业劳动力趋势性转移是劳动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刻画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关系的正确模型，应适当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基本变量。卢锋教授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引入劳动力转移变量建构一个两部门广义奥肯模型。模型推导得出，劳动力转移率与失业率变动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率。
最后，卢锋教授根据广义模型，将中国相关经验数据来做计量检验。从数据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改革前超过70%下降到2010年35.6%。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由非农部门就业改变量加上失业数变化，再减去上期非农劳动力乘以非农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来刻画。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由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比上社会劳动力总量得到。利用广义奥肯定律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系数显著而稳定，1%的转移率变动伴随2.2%-2.3%的GDP增长率的同向变动。但是官方失业率估计系数得到不合理的正号，利用调整后的失业率，其符号符合预期，但结果都不显著。常数项估计系数高达7.5%-7.6%，可以解释为没有劳动力转移下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用农民工的数量来测度劳动力转移量，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变量仍然高度显著，失业率变量仍不显著。利用多国数据来看，广义奥肯定律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系数的显著性与该国发展阶段存在显著联系。
卢锋教授总结，对“奥肯定律中国不适之谜”，可通过引入劳动力转移项构造“广义奥肯模型”方式解决，标准教科书奥肯模型则可视为广义模型适合发达国家具体情况的特例。利用广义模型估计的中国奥肯关系，对讨论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与劳动市场间周期性联系，对认识宏观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联系提供一种新视角，对分析中国政府充分就业政策目标有借鉴意义。
（牛梦琦 整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39期（总第1001期）：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一
发布日期：2012-10-08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9月14日，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4期报告此次会议的内容。本期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彭信坤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的发言。
彭信坤：国际贸易和技术选择
彭信坤教授主要关注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问题，他认为内生的技术选择会增进中间产品贸易并最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彭信坤教授指出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现象和趋势。近年来，国际贸易量持续上升，贸易自由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不断加快。贸易自由化以来的一个世纪，经济增长加速了至少2%。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与降低最终品关税相比，降低中间产品关税会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提升。相关的经验研究发现，厂商利用新进口的中间产品作为投入品会可提高其生产力，各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会使价格涨幅降低，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又导致生产力的提升。
已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外生给定下，研究中间产品贸易的种类、数量及集聚。彭信坤教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技术选择内生的情况下研究中间产品贸易的种类和模式。彭教授展示了他们构建的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投入品关税降低的影响。模型的主要目的包括：第一，阐明内生化的技术选择对中间产品贸易的重要性；第二，内生化产品涨幅；第三，内生决定可进口品和可出口品的种类；第四，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间投入品贸易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的影响。其中，内涵边际效应指的是已有中间产品种类不变情况下的数量变化，外延边际效应指的是产品种类上的变化。
模型的基本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之上。假设该国是小国开放型市场，技术不太发达，国外市场决定了世界价格，并且可以提供满足国内所有需求的中间产品。假设最终产品均同质，生产中要用到中间产品和劳动力，中间产品生产厂商之间进行垄断竞争，需要资本、劳动和外生决定的技术研发。生产技术由过去的技术累积和参与研发的劳动力数量内生决定。
中间产品主要分为国内生产和进口两部分，而国内生产的一部分用来出口。由于进出口的部分都要被征收关税，因此这三部分中间产品分别面对不同的需求函数。通过动态最优化，可以求出在稳态情况下，中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当中间产品的生产力效应大于投入品成本效应时，中间产品种类和需求量会同时增加。结果表明，如果进口需求的外延边际影响足够大的话，国内的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中间产品种类减少，国外的贸易自由化对中间产品数量影响不大，但是会导致种类减少。同时，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关税，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产品涨幅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
彭信坤教授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国内外的贸易自由化都会导致出口产品和国内生产品种类的减少，但是对进口品种类的影响还比较模糊；第二，尽管平均技术水平有所下降，国内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品涨幅降低，竞争加剧，生产力提高；第三，贸易自由化对最终产品生产厂商有利，导致最终产品的激增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卢锋：破解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之谜
卢锋教授揭开了奥肯定律对中国不适的谜题，并提出了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卢锋教授的演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指出用奥肯定律的简单模型来看中国的数据会出现很多问题，通过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的解释都差强人意。第二，对奥肯标准模型进行扩展，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劳动力转移，放入模型中。第三，统计结果发现，用新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首先，卢锋教授解释了奥肯定律的基本内容，是用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统计关系，来描述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的联系。奥肯定律在短期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之间架起一座经验桥梁，又与自然失业率、潜在产出等基本宏观概念呼应，并具有简单清晰的政策含义，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型。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失业率与劳动市场其他影响增长因素（如日工时、劳动生产率等）变动有同向联系。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奥肯关系系数可能不同。奥肯定律曾一度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有较好的呼应，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奥肯关系也开始变形，受到挑战。
接着，卢锋教授提到在中国研究奥肯定律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架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失业压力加大与就业目标重要性提升，学术界出现不少文献研究奥肯定律与中国数据关系。由于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学界希望通过奥肯定律研究进一步定量把握这一关系，以便更好理解和设计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
然而，奥肯定律在中国“水土不服”。大陆GDP增长率与官方失业率数据之间没有标准教科书奥肯定律所描述的显著反向关系。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研究。关于奥肯定律失效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失业率数据不准确。然而采用不同方法得到调整的失业率数据，传统奥肯定律仍不适用。因此失业率数据误差并非问题根本所在。第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的发展强调投资导向，增长不合理，过于重工业化不利于就业。然而这些问题本身能否成立还需探讨，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因素或许会影响宏观运行与劳动市场之间参数大小，而不应该影响联系的显著性。第三，现实失业可能是结构性失业或摩擦性失业，如果现实失业较大程度属于等自然失业，失业率与宏观周期变动之间统计关系自然减弱。但是这仍然没有正面回应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一奥肯定律的本质问题。第四，体制与结构快速变化。大陆经济增长确实伴随体制和结构快速变化，然而这如何导致奥肯关系不能成立仍需探讨，例如在同一转型环境下，菲利普斯模型却能较好拟合中国增长率与通胀率经验数据。
卢锋教授认为，奥肯定律“适应性谜题”的症结在于，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农业劳动力趋势性转移是劳动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刻画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关系的正确模型，应适当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基本变量。卢锋教授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引入劳动力转移变量建构一个两部门广义奥肯模型。模型推导得出，劳动力转移率与失业率变动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率。
最后，卢锋教授根据广义模型，将中国相关经验数据来做计量检验。从数据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改革前超过70%下降到2010年35.6%。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由非农部门就业改变量加上失业数变化，再减去上期非农劳动力乘以非农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来刻画。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由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比上社会劳动力总量得到。利用广义奥肯定律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系数显著而稳定，1%的转移率变动伴随2.2%-2.3%的GDP增长率的同向变动。但是官方失业率估计系数得到不合理的正号，利用调整后的失业率，其符号符合预期，但结果都不显著。常数项估计系数高达7.5%-7.6%，可以解释为没有劳动力转移下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用农民工的数量来测度劳动力转移量，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变量仍然高度显著，失业率变量仍不显著。利用多国数据来看，广义奥肯定律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系数的显著性与该国发展阶段存在显著联系。
卢锋教授总结，对“奥肯定律中国不适之谜”，可通过引入劳动力转移项构造“广义奥肯模型”方式解决，标准教科书奥肯模型则可视为广义模型适合发达国家具体情况的特例。利用广义模型估计的中国奥肯关系，对讨论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与劳动市场间周期性联系，对认识宏观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联系提供一种新视角，对分析中国政府充分就业政策目标有借鉴意义。
（牛梦琦 整理）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