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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35期（总第997期）：第三届CHARLS用户培训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2-08-02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7月20-22日，第三届CHARLS用户培训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大教室召开。我们分3期简报报告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曼彻斯特大学和 IFS的James Banks教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Andrew Steptoe教授的演讲内容。赵耀辉：CHARLS数据简介及如何使用
老龄化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纷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收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项目致力于研究中国45岁以上人口各方面情况，以帮助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赵耀辉教授介绍了CHARLS项目重要性以及有关数据情况。
老龄化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相比许多发达国家如欧洲、日本等，中国现在虽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却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未富先老”一说提示中国老龄化是在一个比较低收入阶段出现的。应以何种政策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挑战，如何科学评估当前各种相关政策（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实施效果，都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持。
CHARLS数据对研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政策评估和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工作需要数据支持，数据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没有数据研究就不能知道现状；若没有系统性的数据，仅靠案例、典型调查等，就难以全面了解现象、认识问题，更不可能做深入地分析。国内有很多老龄化调查，有不少仅是局部调查，全国范围调查抽样过程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关于老龄化已有很多分析，但都比较表面和宏观，无法提供具体政策建议。CHARLS数据是全国范围家户调查数据，可为老龄化问题深入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在2008年进行了第一次数据收集后，CHARLS数据于2009年对研究者公开，使用者越来越多。
CHARLS项目是全球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它国家均有类似的项目。由于医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不仅发达国家面临此问题，众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将会是个常态。美国是关注老龄化问题较早的国家，于1992年引入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它与CHARLS类似，是在美国进行的家户调查，每两年跟踪一次。使用HRS数据研究美国老龄化问题已卓有成效。其它类似数据还有，英国的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欧洲的SHARE（Mexican Health and Ageing Study），印度的LASI（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等。这些数据设计和结构类似，具有可比性。
赵教授简要介绍了2008年和2011年两次调查情况。2008年选择了甘肃和浙江两省进行调查，最终住户样本数为1569户，合计2685人，调查应答率高达85%。使用数据注册用户多达1900个，其中国外用户约占三分之一。2011年调查是全国范围内的基线调查。调查时间从2011年5月持续到2012年3月，共抽取了450个行政村级单位，样本大小达10,281家户，合计17,705人，调查的应答率同样高达85%。
CHARLS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第一，从全国2862个行政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了150个，县级单位抽样时根据地区进行分层，每个县级单位抽到的概率是根据人口规模比例进行计算的。第二，从第一步抽取的每个县级单位抽取三个村级单位。第三，家户抽样是CHARLS调查抽样的特色。先排除了集体住所（理想上最好不这样排除，CHARLS项目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在农村家庭调查时会将在外学习、工作的人口包括在内），其次家户抽样是直接根据建筑进行物理抽样，因为许多花名册上信息更新过慢。具体方法是，通过电子作图，标注出村级单位的边界，画出所有建筑及卧室，去除集体住所，初步随机抽取80户，再调查其中有多少45岁以上的人，计算出适龄率等指标，最后决定从这个村级单位抽取多少家户。整个抽样过程非常严格。CHARLS问卷设计非常详细，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问题。问卷包括：过滤问卷、家户花名册、人口统计、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医疗卫生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和消费等。
James Banks: 国际比较在健康与养老研究中意义
研究健康与老龄化问题常采用省级比较方式，而该问题国际比较在学术研究中地位越来越重要。James Banks教授阐述了国际比较在研究健康与老龄化问题中的意义，并指出在国际比较中如何度量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关键所在。
健康与老龄化问题的国际比较为何重要？若能够进行准确度量，那么国家间政策制度差异将比国内各省市之间差异大，有了差异才能看出不同政策效果。例如美国与英国之间差异会比美国各州之间差异大。其次，研究老龄化问题时进行国际比较尤其重要，因为应对老龄化政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知道效果，单纯研究国内经验难以评估政策。再次，研究其他问题可能借助结构模型，但老龄化问题太过复杂，至今还未构建出可行的结构模型。
James Banks对省际比较与国际比较的优缺点进行了阐述。第一，进行省际比较时，人们可能会自动分群，他们选择哪个省居住本身就是政策环境的结果，这样就会造成偏误，无法准确度量政策的效果，这是省际比较存在的大问题；但对于国际比较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移民要困难得多。第二，进行省际比较时，经济学家担心不是按一般均衡处理，一个省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它没有实施这项政策的省份的结果。同样，这个问题对于国际比较来说不会那么严重。第三，其它制度不变的条件。当研究医疗卫生政策或制度时，其它制度如税收制度等最好一样。进行省际比较时，这个要求容易满足，因为省与省的许多制度都类似，这是省际比较的一个优势。但对于国际比较，一切都是不同的，不仅医疗卫生系统，税收系统与社会保障系统等等都不一样，差异越大，可能比较误差就越大。能否准确度量所有差异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Banks教授介绍了他对美国与英格兰健康比较研究。通过调查几种常见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与癌症等在两国55-64岁之间的老人的患病率，发现所有这些疾病美国人患病率都更高。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超重、过去和现在的吸烟情况等后，美国人患病率减少一些但依然更高。美国比英国富有，且美国GDP的15.2%用于医疗保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达到7,164美元；在英国8.7%用于医疗保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3,222美元。他继续使用社会经济地位（SES）梯度进行两国患病率进一步研究。当使用教育和收入作为梯度时，分为高、中、低三个组，同样发现在各个组中美国人的患病率更高。另外发现最富有的美国人患病率比最贫穷的英格兰人患病率还要高，但是最富有美国人不可能比最贫穷的英国人接受医疗保健少。
在前面的例子中使用教育和收入作为梯度时，是不是度量出现了问题呢？这就提出如何准确度量社会经济梯度的问题。James Banks教授总结了三条标准：（1）可用的可比口径；（2）已被其它研究中使用和验证；（3）与感兴趣的问题概念上相符。能符合三条标准的变量是最好的，符合第一和第三条标准的次之，符合第一和第二条标准的不是很理想但使用广泛，符合第二和第三条标准的有一定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然后，他具体说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他把关于家庭的经济变量分为三组：收入、消费和财富。收入包括工资、公共转移和私人转移等；消费包括食物、住房和耐用品等；财富包括养老金、住房、金融资产和债权债务等。接着，他阐述了度量三组变量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老龄化跨国比较的研究，涉及到的重要概念有生活标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等。
最后，James Banks教授总结他的观点：国际比较能避免省级比较缺点，但会存在“各种制度差异大”的问题；老年人口之间的国际比较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研究中经常要使用社会经济地位的有关变量作为梯度，如何选择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梯度必须回到理论模型。
Andrew Steptoe：老年群体的精神幸福感与健康
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是研究人的情绪。人的情绪与人的收入、健康和寿命等有很密切的关系，心理学提供了一个研究老年人的重要视角。Andrew Steptoe教授阐述了他在研究中发现的精神幸福感与收入和健康等之间的关系，认为幸福感与健康是相互影响的，以及两者相互影响可能有两个渠道。
幸福感（wellbeing）分为几类，经济条件、社交、精神和身体上的幸福等，Steptoe教授研究精神幸福感。积极层面的幸福感与收入存在正向关系，但超过一定的收入后，这种关系就十分不显著。要研究老年群体的幸福与健康，必须研究积极的幸福感、消极的焦虑和压抑等情绪与年龄的关系。研究表明，幸福感会随着年龄有小幅波动，在40-50岁幸福感最低。焦虑感和压抑及年龄关系则呈现明显的倒V型，大概45岁之前，随着年龄增长，焦虑感不断增加；45岁后，逐渐下降。通过对讲英语的国家的研究发现，如果将情绪进一步分解成担心、压力、愤怒、痛苦和不悦等，各种情绪与年龄的关系却是不一样的，如担心与年龄的关系是倒V型，痛苦感则随着年龄增加而小幅增加。进一步通过对前苏联和非洲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各种情绪与年龄的关系也可能不一样。
精神幸福感与身体上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会进一步与人们的寿命关联。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还应考虑到年龄、性别、社会经济情况和教育等的影响。通过对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控制其它因素后，特定年龄段幸福感低的人比幸福感高的人死亡率高很多。
如何度量人的幸福感？一是通过标准调查问卷度量；二是生态瞬间评价方法，通过让人们重构一天的场景，回忆当时的情绪。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项目中，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积极的快乐感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是从睡醒后开始增加的，到晚上七点左右然后逐步下降；并且积极的快乐感强的人群在特定年龄段死亡率低。
如何解释幸福感与健康的关系？大概有两类原因，一是行为，如抽烟、食物选择、锻炼和医疗保健选择等；二是生物机理，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变化、激动和免疫等。Steptoe教授进一步举例说明了使用生物方法研究情绪对身体的刺激，即情绪如何影响健康。
（谢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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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08-02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7月20-22日，第三届CHARLS用户培训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大教室召开。我们分3期简报报告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曼彻斯特大学和 IFS的James Banks教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Andrew Steptoe教授的演讲内容。赵耀辉：CHARLS数据简介及如何使用
老龄化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纷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收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项目致力于研究中国45岁以上人口各方面情况，以帮助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赵耀辉教授介绍了CHARLS项目重要性以及有关数据情况。
老龄化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相比许多发达国家如欧洲、日本等，中国现在虽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却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未富先老”一说提示中国老龄化是在一个比较低收入阶段出现的。应以何种政策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挑战，如何科学评估当前各种相关政策（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实施效果，都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持。
CHARLS数据对研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政策评估和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工作需要数据支持，数据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没有数据研究就不能知道现状；若没有系统性的数据，仅靠案例、典型调查等，就难以全面了解现象、认识问题，更不可能做深入地分析。国内有很多老龄化调查，有不少仅是局部调查，全国范围调查抽样过程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关于老龄化已有很多分析，但都比较表面和宏观，无法提供具体政策建议。CHARLS数据是全国范围家户调查数据，可为老龄化问题深入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在2008年进行了第一次数据收集后，CHARLS数据于2009年对研究者公开，使用者越来越多。
CHARLS项目是全球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它国家均有类似的项目。由于医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不仅发达国家面临此问题，众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将会是个常态。美国是关注老龄化问题较早的国家，于1992年引入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它与CHARLS类似，是在美国进行的家户调查，每两年跟踪一次。使用HRS数据研究美国老龄化问题已卓有成效。其它类似数据还有，英国的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欧洲的SHARE（Mexican Health and Ageing Study），印度的LASI（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等。这些数据设计和结构类似，具有可比性。
赵教授简要介绍了2008年和2011年两次调查情况。2008年选择了甘肃和浙江两省进行调查，最终住户样本数为1569户，合计2685人，调查应答率高达85%。使用数据注册用户多达1900个，其中国外用户约占三分之一。2011年调查是全国范围内的基线调查。调查时间从2011年5月持续到2012年3月，共抽取了450个行政村级单位，样本大小达10,281家户，合计17,705人，调查的应答率同样高达85%。
CHARLS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第一，从全国2862个行政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了150个，县级单位抽样时根据地区进行分层，每个县级单位抽到的概率是根据人口规模比例进行计算的。第二，从第一步抽取的每个县级单位抽取三个村级单位。第三，家户抽样是CHARLS调查抽样的特色。先排除了集体住所（理想上最好不这样排除，CHARLS项目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在农村家庭调查时会将在外学习、工作的人口包括在内），其次家户抽样是直接根据建筑进行物理抽样，因为许多花名册上信息更新过慢。具体方法是，通过电子作图，标注出村级单位的边界，画出所有建筑及卧室，去除集体住所，初步随机抽取80户，再调查其中有多少45岁以上的人，计算出适龄率等指标，最后决定从这个村级单位抽取多少家户。整个抽样过程非常严格。CHARLS问卷设计非常详细，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问题。问卷包括：过滤问卷、家户花名册、人口统计、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医疗卫生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和消费等。
James Banks: 国际比较在健康与养老研究中意义
研究健康与老龄化问题常采用省级比较方式，而该问题国际比较在学术研究中地位越来越重要。James Banks教授阐述了国际比较在研究健康与老龄化问题中的意义，并指出在国际比较中如何度量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关键所在。
健康与老龄化问题的国际比较为何重要？若能够进行准确度量，那么国家间政策制度差异将比国内各省市之间差异大，有了差异才能看出不同政策效果。例如美国与英国之间差异会比美国各州之间差异大。其次，研究老龄化问题时进行国际比较尤其重要，因为应对老龄化政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知道效果，单纯研究国内经验难以评估政策。再次，研究其他问题可能借助结构模型，但老龄化问题太过复杂，至今还未构建出可行的结构模型。
James Banks对省际比较与国际比较的优缺点进行了阐述。第一，进行省际比较时，人们可能会自动分群，他们选择哪个省居住本身就是政策环境的结果，这样就会造成偏误，无法准确度量政策的效果，这是省际比较存在的大问题；但对于国际比较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移民要困难得多。第二，进行省际比较时，经济学家担心不是按一般均衡处理，一个省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它没有实施这项政策的省份的结果。同样，这个问题对于国际比较来说不会那么严重。第三，其它制度不变的条件。当研究医疗卫生政策或制度时，其它制度如税收制度等最好一样。进行省际比较时，这个要求容易满足，因为省与省的许多制度都类似，这是省际比较的一个优势。但对于国际比较，一切都是不同的，不仅医疗卫生系统，税收系统与社会保障系统等等都不一样，差异越大，可能比较误差就越大。能否准确度量所有差异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Banks教授介绍了他对美国与英格兰健康比较研究。通过调查几种常见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与癌症等在两国55-64岁之间的老人的患病率，发现所有这些疾病美国人患病率都更高。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超重、过去和现在的吸烟情况等后，美国人患病率减少一些但依然更高。美国比英国富有，且美国GDP的15.2%用于医疗保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达到7,164美元；在英国8.7%用于医疗保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3,222美元。他继续使用社会经济地位（SES）梯度进行两国患病率进一步研究。当使用教育和收入作为梯度时，分为高、中、低三个组，同样发现在各个组中美国人的患病率更高。另外发现最富有的美国人患病率比最贫穷的英格兰人患病率还要高，但是最富有美国人不可能比最贫穷的英国人接受医疗保健少。
在前面的例子中使用教育和收入作为梯度时，是不是度量出现了问题呢？这就提出如何准确度量社会经济梯度的问题。James Banks教授总结了三条标准：（1）可用的可比口径；（2）已被其它研究中使用和验证；（3）与感兴趣的问题概念上相符。能符合三条标准的变量是最好的，符合第一和第三条标准的次之，符合第一和第二条标准的不是很理想但使用广泛，符合第二和第三条标准的有一定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然后，他具体说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他把关于家庭的经济变量分为三组：收入、消费和财富。收入包括工资、公共转移和私人转移等；消费包括食物、住房和耐用品等；财富包括养老金、住房、金融资产和债权债务等。接着，他阐述了度量三组变量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老龄化跨国比较的研究，涉及到的重要概念有生活标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等。
最后，James Banks教授总结他的观点：国际比较能避免省级比较缺点，但会存在“各种制度差异大”的问题；老年人口之间的国际比较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研究中经常要使用社会经济地位的有关变量作为梯度，如何选择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梯度必须回到理论模型。
Andrew Steptoe：老年群体的精神幸福感与健康
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是研究人的情绪。人的情绪与人的收入、健康和寿命等有很密切的关系，心理学提供了一个研究老年人的重要视角。Andrew Steptoe教授阐述了他在研究中发现的精神幸福感与收入和健康等之间的关系，认为幸福感与健康是相互影响的，以及两者相互影响可能有两个渠道。
幸福感（wellbeing）分为几类，经济条件、社交、精神和身体上的幸福等，Steptoe教授研究精神幸福感。积极层面的幸福感与收入存在正向关系，但超过一定的收入后，这种关系就十分不显著。要研究老年群体的幸福与健康，必须研究积极的幸福感、消极的焦虑和压抑等情绪与年龄的关系。研究表明，幸福感会随着年龄有小幅波动，在40-50岁幸福感最低。焦虑感和压抑及年龄关系则呈现明显的倒V型，大概45岁之前，随着年龄增长，焦虑感不断增加；45岁后，逐渐下降。通过对讲英语的国家的研究发现，如果将情绪进一步分解成担心、压力、愤怒、痛苦和不悦等，各种情绪与年龄的关系却是不一样的，如担心与年龄的关系是倒V型，痛苦感则随着年龄增加而小幅增加。进一步通过对前苏联和非洲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各种情绪与年龄的关系也可能不一样。
精神幸福感与身体上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会进一步与人们的寿命关联。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还应考虑到年龄、性别、社会经济情况和教育等的影响。通过对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控制其它因素后，特定年龄段幸福感低的人比幸福感高的人死亡率高很多。
如何度量人的幸福感？一是通过标准调查问卷度量；二是生态瞬间评价方法，通过让人们重构一天的场景，回忆当时的情绪。ELSA（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项目中，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积极的快乐感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是从睡醒后开始增加的，到晚上七点左右然后逐步下降；并且积极的快乐感强的人群在特定年龄段死亡率低。
如何解释幸福感与健康的关系？大概有两类原因，一是行为，如抽烟、食物选择、锻炼和医疗保健选择等；二是生物机理，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变化、激动和免疫等。Steptoe教授进一步举例说明了使用生物方法研究情绪对身体的刺激，即情绪如何影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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