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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曾毅：有效应对家庭户小型化对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6-03-09 11: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曾毅：有效应对家庭户小型化对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1]
简报2016年第001期（总第1244期）
背景介绍：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医学部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杰出研究学者、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曾毅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我国过去30多年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家庭户小型化趋势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如果我们忽略因家庭规模缩小导致的家庭户数量不断增加，而按传统方法依据人口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势必严重低估未来的能源需求，负面影响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一、家庭户小型化成为趋势
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胡焕庸教授于1935年提出的从黑龙江爱辉至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即胡焕庸线），直观形象地展示当年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状况，至今仍然客观存在。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以县、市行政区域为单位估算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家庭户密度分布图非常清楚地表明，从黑龙江爱辉至云南腾冲的胡焕庸人口密度分界线完全可以扩展为“胡焕庸家庭户密度线”：其东南侧43.7%的国土上居住着大约95%的家庭户，而该线西北侧占国土面积56.3%的地区居住着大约5%的家庭户。
我国过去30多年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生育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三代同堂大家庭模式显著弱化和核心小家庭数增长，人口迁移和离婚率升高也导致家庭数量的增加。
家庭户小型化趋势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中国的家庭平均规模从1982年的4.7人下降到2010年的3.2人，日本从1950年的5.1人下降到2010年的2.5人，英国从1950年的3.8人下降到2010年的2.3人。Bradbury et al. (2014) 指出，假若2010年全球平均家庭规模类似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的2.5人，那么全球家庭户数将达到27亿，比2010年实际家庭户数增加41%。
在许多人口增长大大减缓的国家甚至一些人口下降的国家中，家庭数量反而持续较快增长。巴西、法国和日本在2000-2010年间家庭户年均增长率分布等于人口年均增长率的2.1倍、3.4倍和11.6倍，而英国在1950-2010这60年间家庭户年均增长率等于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倍数在2.0-6.6 之间。
据预测，中国1990-2010、2010-2030和2030-2050年的三个20年期间，人口增长幅度分别为 +17.9，+7.9%和 -4.4%，但是，这三个时期家庭户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48.1%， +27.7%和 +7.7%。
二、家庭户数量和结构对正确估测能源消费需求十分重要
能源以及许多商品和服务（如水电、做饭取暖燃料、家用车、理财、老年照料和许多其他社会服务等）通常以家庭户（而非个人）为单位进行购买和消费。据估计，家庭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5%。在美国，家庭车辆能源消费占全部道路交通能源消费的68%。在韩国，1980-2000年间家庭能源消费占全国总能源消费的52%。家庭户消费在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例如温室气体和臭氧消耗物质的排放）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约五分之一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由家庭消费造成。许多研究表明，家庭规模、结构和住户类型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能源消费的类型和数量的不同。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能源消费、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家庭户数量结构相比人口数量结构而言，是更合适的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对家庭户数量和结构的估算预测对于正确理解能源消费需求及其对资源环境影响非常重要。然而，目前能源消费研究所采用的多数模型都忽略或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户的增长，因而降低了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因为当家庭户数较快速增长时，节约能源的技术创新的效果会被部分抵消。
《自然》杂志200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表明，小规模家庭数目的快速增加导致人均能源消费增多，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欧盟国家，虽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长大幅降低，但是家庭户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也就是说，更多的家庭户意味着能源消费增加，即使人口增速大大放缓甚至转化为人口减少，以家庭户为单位的能源需求也可能继续上升。此外，更大的家庭住房面积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会消耗更多的能源。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在1978年到2010年间增加了四倍，农村地区从8.1平方米增加到36.7平方米，城市从6.7平方米增加至32.3平方米。
如果我们忽略因家庭规模缩小导致的家庭户数量不断增加，而按传统方法依据人口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势必严重低估未来的能源需求，负面影响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政策建议
我们呼吁在研究人类活动对能源消费、资源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策略规划时，将家庭户及其能源消费预测作为一个核心的考虑因素。
我国学术界目前仍然缺乏合适的数据来研究家庭户规模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预测住房、家用车、耐用消费品、失能老人照料以及能源消费等需求的类型、数量、及其变动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已收集的家庭户和能源消费等相关数据因非科学理性原因而被束之高阁，学术界无法获得。针对这一局面，我们建议尽快把早已收集的城乡家庭户能源消费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在删除个人隐私保密信息后，尽快向学术界和社会公布，使其发挥在应对资源环境挑战和可持续发展规划方面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方所谓“个人独立至上”思潮冲击中华尊老爱幼三代同堂传统，致使小家庭甚至独居者数目快速增加，导致人均能源消费显著增多，既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又有碍于应对快速和大规模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建议，借鉴新加坡政府成功经验，对于三代同堂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减免个人所得税，并在购房、老人医疗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从而在大力发展社会养老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家庭养老优良传统，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居或紧邻居住的模式。科学设计的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公寓房比各自分开居住显著降低人均能源消耗，又使老人与子女可以互相帮助，满足老人与晚辈在饮食起居、电视娱乐等方面的不同偏好，促成老人晚年生活幸福愉快和儿孙晚辈受益的“双赢”，何乐不为？
为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我们建议在继续大力推进已实施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尽快落实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考虑出台优惠政策，积极鼓励西部迁移到东中部的中青年回流西部故乡，与留守老人孩子合并团聚为一个家庭，既减少东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实现西部老人儿孙“双赢”，又使这些中青年“回流”者们将他们在东中部学习积累的技术和商务经验带回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逐步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避免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与资源大跨度调运而极大增加的经济社会运行发展成本，最终使胡焕庸线获得适当的突破。
（唐杰编辑，已经本人审阅）
[1]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1110107025, 71233001, 71490732）。本文国际数据和文献取自顾大男, 冯秋石, 王正联和本人合作撰写并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网页登载的题为“Recommendation to consider the crucial impacts of trends in smaller household siz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科学简报（GSDR2015）。感谢熊婉茹、王正联的研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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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03-09 11: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曾毅：有效应对家庭户小型化对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1]
简报2016年第001期（总第1244期）
背景介绍：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医学部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杰出研究学者、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曾毅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我国过去30多年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家庭户小型化趋势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如果我们忽略因家庭规模缩小导致的家庭户数量不断增加，而按传统方法依据人口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势必严重低估未来的能源需求，负面影响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一、家庭户小型化成为趋势
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胡焕庸教授于1935年提出的从黑龙江爱辉至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即胡焕庸线），直观形象地展示当年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状况，至今仍然客观存在。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以县、市行政区域为单位估算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家庭户密度分布图非常清楚地表明，从黑龙江爱辉至云南腾冲的胡焕庸人口密度分界线完全可以扩展为“胡焕庸家庭户密度线”：其东南侧43.7%的国土上居住着大约95%的家庭户，而该线西北侧占国土面积56.3%的地区居住着大约5%的家庭户。
我国过去30多年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生育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三代同堂大家庭模式显著弱化和核心小家庭数增长，人口迁移和离婚率升高也导致家庭数量的增加。
家庭户小型化趋势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中国的家庭平均规模从1982年的4.7人下降到2010年的3.2人，日本从1950年的5.1人下降到2010年的2.5人，英国从1950年的3.8人下降到2010年的2.3人。Bradbury et al. (2014) 指出，假若2010年全球平均家庭规模类似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的2.5人，那么全球家庭户数将达到27亿，比2010年实际家庭户数增加41%。
在许多人口增长大大减缓的国家甚至一些人口下降的国家中，家庭数量反而持续较快增长。巴西、法国和日本在2000-2010年间家庭户年均增长率分布等于人口年均增长率的2.1倍、3.4倍和11.6倍，而英国在1950-2010这60年间家庭户年均增长率等于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倍数在2.0-6.6 之间。
据预测，中国1990-2010、2010-2030和2030-2050年的三个20年期间，人口增长幅度分别为 +17.9，+7.9%和 -4.4%，但是，这三个时期家庭户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48.1%， +27.7%和 +7.7%。
二、家庭户数量和结构对正确估测能源消费需求十分重要
能源以及许多商品和服务（如水电、做饭取暖燃料、家用车、理财、老年照料和许多其他社会服务等）通常以家庭户（而非个人）为单位进行购买和消费。据估计，家庭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5%。在美国，家庭车辆能源消费占全部道路交通能源消费的68%。在韩国，1980-2000年间家庭能源消费占全国总能源消费的52%。家庭户消费在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例如温室气体和臭氧消耗物质的排放）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约五分之一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由家庭消费造成。许多研究表明，家庭规模、结构和住户类型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能源消费的类型和数量的不同。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能源消费、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家庭户数量结构相比人口数量结构而言，是更合适的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对家庭户数量和结构的估算预测对于正确理解能源消费需求及其对资源环境影响非常重要。然而，目前能源消费研究所采用的多数模型都忽略或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户的增长，因而降低了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因为当家庭户数较快速增长时，节约能源的技术创新的效果会被部分抵消。
《自然》杂志200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表明，小规模家庭数目的快速增加导致人均能源消费增多，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欧盟国家，虽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长大幅降低，但是家庭户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也就是说，更多的家庭户意味着能源消费增加，即使人口增速大大放缓甚至转化为人口减少，以家庭户为单位的能源需求也可能继续上升。此外，更大的家庭住房面积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会消耗更多的能源。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在1978年到2010年间增加了四倍，农村地区从8.1平方米增加到36.7平方米，城市从6.7平方米增加至32.3平方米。
如果我们忽略因家庭规模缩小导致的家庭户数量不断增加，而按传统方法依据人口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势必严重低估未来的能源需求，负面影响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政策建议
我们呼吁在研究人类活动对能源消费、资源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策略规划时，将家庭户及其能源消费预测作为一个核心的考虑因素。
我国学术界目前仍然缺乏合适的数据来研究家庭户规模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预测住房、家用车、耐用消费品、失能老人照料以及能源消费等需求的类型、数量、及其变动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已收集的家庭户和能源消费等相关数据因非科学理性原因而被束之高阁，学术界无法获得。针对这一局面，我们建议尽快把早已收集的城乡家庭户能源消费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在删除个人隐私保密信息后，尽快向学术界和社会公布，使其发挥在应对资源环境挑战和可持续发展规划方面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方所谓“个人独立至上”思潮冲击中华尊老爱幼三代同堂传统，致使小家庭甚至独居者数目快速增加，导致人均能源消费显著增多，既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又有碍于应对快速和大规模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建议，借鉴新加坡政府成功经验，对于三代同堂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减免个人所得税，并在购房、老人医疗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从而在大力发展社会养老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家庭养老优良传统，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居或紧邻居住的模式。科学设计的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公寓房比各自分开居住显著降低人均能源消耗，又使老人与子女可以互相帮助，满足老人与晚辈在饮食起居、电视娱乐等方面的不同偏好，促成老人晚年生活幸福愉快和儿孙晚辈受益的“双赢”，何乐不为？
为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我们建议在继续大力推进已实施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尽快落实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考虑出台优惠政策，积极鼓励西部迁移到东中部的中青年回流西部故乡，与留守老人孩子合并团聚为一个家庭，既减少东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实现西部老人儿孙“双赢”，又使这些中青年“回流”者们将他们在东中部学习积累的技术和商务经验带回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逐步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避免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与资源大跨度调运而极大增加的经济社会运行发展成本，最终使胡焕庸线获得适当的突破。
（唐杰编辑，已经本人审阅）
[1]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1110107025, 71233001, 71490732）。本文国际数据和文献取自顾大男, 冯秋石, 王正联和本人合作撰写并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网页登载的题为“Recommendation to consider the crucial impacts of trends in smaller household siz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科学简报（GSDR2015）。感谢熊婉茹、王正联的研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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