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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沈艳：教育不平等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发布日期：2016-03-17 11: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02期（总第1245期）
背景介绍：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沈艳教授负责的 “教育公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课题组研究报告摘要。
内容摘要：教育机会均等可以看作由起点、过程中的机会以及最终目标的均等组成。其中，起点均等是前提，重点在于过程中的均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实际实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些人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教育公平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花大力气改善现有状况。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就了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焦虑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等。这些都反映出，当前社会建设出现重大问题。
教育公平一向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学界、媒体和社会公众都对教育公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心。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56.5％的人认为当下教育状况是“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
尽管社会各界对教育公平问题表现出严重的关切，但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程度却没有统一认识。本文对教育公平及其延伸出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定义进行阐述，进而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教育不公平、不平等的表现和原因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作一全面的研究。
我们对于“教育机会均等”有以下几点认识，教育机会均等可以看作由起点、过程中的机会以及最终目标的均等组成。其中，起点均等是前提，需要法律保证；重点在于过程中的均等，包括消除性别、城乡、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对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弥补，使其机会均等；至于结果均等，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教育机会均等起点方面的度量指标有分城乡、民族的小学、初中的入学率；教育过程中的衡量包括生均教育投入、生师比以及教师文化程度等；教育结果的度量指标有：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的基尼系数（Gini index）与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 indices）。
教育的结果由教育市场的供需两方面决定，需求面主要是家庭因素，包括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供给面包括学校和社区因素。供需两方面从根本上受到宏观结构性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各种政策以及全球性力量。教育结果会影响经济结果，如就业、收入、社会地位的流动等，而这些经济结果反过来又会对影响教育结果的供需两个层面产生影响。
运用宏观的长期数据，我们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我国对于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增加趋势，其中政府的作用在建国后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近几年政府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且省级之间的差异也有缩小趋势。中东西三部分地区的教育程度的差异一直存在，城乡之间教育资金投入差异在近年也有所改善。个人升入各级学校与完成该级学校的概率均随着年份有显著增加，升入、完成小学，进入初中的概率均超过了95%，且前者的概率接近100%，与之相比，完成初中的概率相对较低，但较高的概率依旧可以说明我国初、中级教育机会相对较为均等。进入职高与普通高中的概率以及进入普通高校的概率虽有提高，但仍不足10%，从指标数值的大小来看，我们的教育事业任重而道远。
得益于CFPS和CHNS的最新调查，我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微观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我们发现，从各层次教育完成比例的角度看，教育不平等在城乡间主要表现为有缩小趋势但仍显著的初中完成率差距，以及不断拉大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完成率差距；在男女间差距逐渐消失；在民族间主要表现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较低层次教育完成率的差距。从受教育年限看，城乡之间差距一直很明显，男女之间差距逐渐消失，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有增大的趋势。
运用CFPS里面详尽的个人和家庭信息，我们对教育不平等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影响教育不均等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回归结果展现，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城市、男性、汉族人群在受教育年限和所有教育阶段完成率上都具有显著优势，且该优势在较低层次教育比高层次教育更大。从不平等差距变化看，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城乡、男女义务教育完成比例差距显著缩小，但民族间差距却显著拉大；从不平等水平看，义务教育法实施后，男女义务教育完成比例差距很小，而城乡和民族差距仍然显著。
我们还运用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由个人不能控制的事先决定因素所解释的那部分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进行了直接的度量，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呈震荡增大的趋势。1960-64年出生人群在文革时（1966-76）正值小学初中，受文革时期教育去家庭背景化的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教育结果越来越受到个人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一路攀高。
由于CFPS问卷涉及个人教育期望，使得我们还可以从教育期望的达成角度对教育不平等进行考察。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城市人群达到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农村人群，但性别和民族之间的差距变得不明显。另外，兄弟姐妹数量会显著降低个人达到教育期望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考察了教育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的关系，我们发现，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省总体教育不平的程度呈正相关，但和省内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
上述结论中，以下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改革开放之后，因人们出生地不同、城乡户口状态不同等因素解释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民众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厌恶，往往也是和没有足够平等的教育机会、没有足够公平的改善命运的机会相连。第二， 实际实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明显。对于最终只有小学教育或者还没有到达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只有10%左右的人，认为小学教育对他们是足够的。也就是说，超过90%的低教育水平的人，对于自己的接受教育状况是不满意的。这些人又大多分布在农村，经济状况比城市居民低。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教育公平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花大力气改善现有状况。
（唐杰编辑，作者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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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沈艳：教育不平等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发布日期：2016-03-17 11: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02期（总第1245期）
背景介绍：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沈艳教授负责的 “教育公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课题组研究报告摘要。
内容摘要：教育机会均等可以看作由起点、过程中的机会以及最终目标的均等组成。其中，起点均等是前提，重点在于过程中的均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实际实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些人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教育公平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花大力气改善现有状况。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就了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焦虑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等。这些都反映出，当前社会建设出现重大问题。
教育公平一向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学界、媒体和社会公众都对教育公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心。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56.5％的人认为当下教育状况是“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
尽管社会各界对教育公平问题表现出严重的关切，但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程度却没有统一认识。本文对教育公平及其延伸出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定义进行阐述，进而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教育不公平、不平等的表现和原因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作一全面的研究。
我们对于“教育机会均等”有以下几点认识，教育机会均等可以看作由起点、过程中的机会以及最终目标的均等组成。其中，起点均等是前提，需要法律保证；重点在于过程中的均等，包括消除性别、城乡、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对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弥补，使其机会均等；至于结果均等，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教育机会均等起点方面的度量指标有分城乡、民族的小学、初中的入学率；教育过程中的衡量包括生均教育投入、生师比以及教师文化程度等；教育结果的度量指标有：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的基尼系数（Gini index）与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 indices）。
教育的结果由教育市场的供需两方面决定，需求面主要是家庭因素，包括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供给面包括学校和社区因素。供需两方面从根本上受到宏观结构性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各种政策以及全球性力量。教育结果会影响经济结果，如就业、收入、社会地位的流动等，而这些经济结果反过来又会对影响教育结果的供需两个层面产生影响。
运用宏观的长期数据，我们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我国对于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增加趋势，其中政府的作用在建国后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近几年政府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且省级之间的差异也有缩小趋势。中东西三部分地区的教育程度的差异一直存在，城乡之间教育资金投入差异在近年也有所改善。个人升入各级学校与完成该级学校的概率均随着年份有显著增加，升入、完成小学，进入初中的概率均超过了95%，且前者的概率接近100%，与之相比，完成初中的概率相对较低，但较高的概率依旧可以说明我国初、中级教育机会相对较为均等。进入职高与普通高中的概率以及进入普通高校的概率虽有提高，但仍不足10%，从指标数值的大小来看，我们的教育事业任重而道远。
得益于CFPS和CHNS的最新调查，我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微观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我们发现，从各层次教育完成比例的角度看，教育不平等在城乡间主要表现为有缩小趋势但仍显著的初中完成率差距，以及不断拉大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完成率差距；在男女间差距逐渐消失；在民族间主要表现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较低层次教育完成率的差距。从受教育年限看，城乡之间差距一直很明显，男女之间差距逐渐消失，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有增大的趋势。
运用CFPS里面详尽的个人和家庭信息，我们对教育不平等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影响教育不均等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回归结果展现，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城市、男性、汉族人群在受教育年限和所有教育阶段完成率上都具有显著优势，且该优势在较低层次教育比高层次教育更大。从不平等差距变化看，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城乡、男女义务教育完成比例差距显著缩小，但民族间差距却显著拉大；从不平等水平看，义务教育法实施后，男女义务教育完成比例差距很小，而城乡和民族差距仍然显著。
我们还运用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由个人不能控制的事先决定因素所解释的那部分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进行了直接的度量，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呈震荡增大的趋势。1960-64年出生人群在文革时（1966-76）正值小学初中，受文革时期教育去家庭背景化的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教育结果越来越受到个人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一路攀高。
由于CFPS问卷涉及个人教育期望，使得我们还可以从教育期望的达成角度对教育不平等进行考察。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城市人群达到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农村人群，但性别和民族之间的差距变得不明显。另外，兄弟姐妹数量会显著降低个人达到教育期望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考察了教育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的关系，我们发现，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省总体教育不平的程度呈正相关，但和省内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
上述结论中，以下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改革开放之后，因人们出生地不同、城乡户口状态不同等因素解释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民众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厌恶，往往也是和没有足够平等的教育机会、没有足够公平的改善命运的机会相连。第二， 实际实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明显。对于最终只有小学教育或者还没有到达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只有10%左右的人，认为小学教育对他们是足够的。也就是说，超过90%的低教育水平的人，对于自己的接受教育状况是不满意的。这些人又大多分布在农村，经济状况比城市居民低。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教育公平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花大力气改善现有状况。
（唐杰编辑，作者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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