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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05-13 02: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
——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发布会系列简报之一
简报2016年第011期（总第1254期）
背景介绍：2016年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个建议》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致福轩大教室正式发布。本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法经奖学金班综合课题组完成。报告主笔人虞立琪，副主笔杨万国；课题组成员包括（按姓名拼音顺序）：高明勇、郭亮、黄秋丽、林彬彬、林卿颖、谭翊飞、王秀琼、衣鹏和张凯华；课题组顾问：周其仁、薛兆丰；课题组协调人：陆静斐、尹建红。我们将分两期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次简报介绍报告摘要。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多次阐述新型政商关系。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的讲话提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这既凸显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又揭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方向与内容，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新型政商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法经奖学金班于2014年6月成立课题组。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于近期发布报告，旨在向民营企业家提出建议，引导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下面简要介绍报告内容。
一、新常态下政商关系策略比较
十八大后，反腐不断突破“禁区”与“惯例”，打击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对涉及贪腐的官员与涉案企业经营者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打击。四年以来，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战略相互叠加，预示着重拳反腐还将继续。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以知识创新为驱动的产业份额日趋显著，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逐步完成新老交替，职业经理人文化也日趋普及。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市场、产业和经营环境下，中国已朝现代商业文明迈进，中国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不管未来反腐的力度如何变化，中国也不会再回到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之中。因此，企业须要及时洞悉与适应这一变化，对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转型升级”。
作为企业，需要既要意识到政商关系的新变化，积极主动地顺应这种变化，而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变化不会一步到位，企业未来经营之路上可能还会出现不当政商关系的陷阱，要做好措施，防范高风险的不当政商关系出现。
以下是几组政商关系策略的比较。首先是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
近年来因官员被捕而牵扯入刑的企业家不胜枚举，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熙来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这些人与官员的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中有的甚至参与了更深层的政治交易。当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到了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商人通常就变成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结盟，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相对比的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等。
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其次是跟着官员走，还是自己走？
有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是否走出去，开始权衡异地求发展的轻重利弊。最终，在1994年，联想选择了香港上市，这不仅为联想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使联想成为管理规范、监督透明的公众公司，而这一步被柳传志称为联想的新台阶。
最后是分散资产，还是集中资产？资产配置集中，一旦涉案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资产配置良好，涉案之后资产或可保全。黄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股份，市值约140亿元；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权益，估算价值约100亿元；历年套现135亿元，部分投资到房地产领域等等。这因为他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二、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
面对时局变迁，商业环境变化，政商关系面临不可逆转的新局面。为此，我们对企业家提出七点建议。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在薄熙来执政大连期间，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又能“照顾”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那么我就认了，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策略二：复利最优。所谓“复利最优”，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即使企业没有通过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但因为稳妥，每年利滚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惊人的。企业家对未来看得有多远，是做百年老店，基业常青，还有赚钱第一，捞一笔走人，决定了企业复利积累的收益上限。
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只有核心竞争力强，能创造好业绩，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王健林说：“我为什么一直要搞创新，就是要政府来主动找我。你要是去找它，它牛哄哄的，要是吃拿卡要怎么办？你是给还是不给？它要是来找你就容易得多。”。做到别人来请你的时候，就不用行贿了。
策略四：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GDP指标，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实际上，本课题组调研过程中，无论中小企业，还是万达、格兰仕这样的大企业，或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都推崇这一政商沟通、合作思路。综合调研结果，我们认为，这是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投入产出比较高，可持续性强，且风险性最小的一项合作方式。
在GDP淡出的长远趋势下，还要看到其他政绩需求。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曰官商关系。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或曰政企关系。我们认为，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我们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尽管“人情”在东亚社会，尤其华人社会有强大文化土壤，但若将视野投向大中华区经济更为发达地区，却能发现，“人情”的政商维护价值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逐渐淡化。在香港，商人不必、也不乐意请政府官员吃饭。首先，“请吃饭”这件事，对商人没好处——“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对政府官员也有风险：担心与商人过从甚密会给自己招致不廉洁的污名，乃至法律风险。
策略六：从企业个体走向行业行动。重视商会作用是许多外资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借助商会这种制度化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可以减少单个企业与政府对话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企业的话语权。由于商会的代表性，商会的负责人可以会晤到政府相关机构高级别的负责人。之后商会执行机构再和政府下属官员推进具体执行细节。此时，因为有“领导间”的沟通，执行官员就会比较重视和乐意提供帮助，因为上级沟通过了，下属不办就会有一定压力。
商会发挥价值，还不仅是在企业具体经营中帮助提升政府沟通，商会还是重要的行业游说力量，关键时刻，可以从更高层面给企业或企业家提供庇护。美国政商关系研究专家默里·L.韦登鲍姆把企业对政府政策调整的反应分为三类，即消极反应、积极预期和公共政策塑造。所谓消极反应是指对于政府政策的调整，企业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要求；所谓积极预期是指企业经理们运用其计划能力去预测新的政策动向并事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业通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来影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在国内，尽管企业组织游说影响力还不够大，但很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在不断呼吁和推动。
策略七：走出去。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曾经盛极一时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冯仑到了美国开办企业之后的感叹是：“到了美国，游戏规则就会不同”。
浙江开山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克坚说：“一个人在当地成长起来，和大家的起步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当地就像小孩一样，人家看到你犯的所有错：饭吃到地上、尿拉到床上。当你成为企业家，人们也会带着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你，你略微高调，那多少人嫉恨你，他怎么会对你相敬如宾？而到了外地则不同，当地只知道你是一位财富拥有者，带着资本来做事情”。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
三、结语
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地改，而且趋势无疑是越来越从短视、粗放、任性和隐秘，走向远视、规范、文明和透明。企业家如果不看清这个趋势，不提前适应这个趋势，而还只是停留在对反腐行动的侥幸揣测，或对现行政策法规种种漏洞或弊端的自怨自艾，显然无助于企业家个体在史无前例的反腐浪潮中安全通过，更无助于企业家搭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趟时代快车并分享未来收益，更毋宁说帮助企业拥有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成为一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企业家。
政商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而构建主动的、合法的、阳光的政商关系，应成为企业的长远竞争策略。在政商关系的转型期，企业家一时的选择，将会深远地影响企业的未来。
（唐杰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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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6年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个建议》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致福轩大教室正式发布。本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法经奖学金班综合课题组完成。报告主笔人虞立琪，副主笔杨万国；课题组成员包括（按姓名拼音顺序）：高明勇、郭亮、黄秋丽、林彬彬、林卿颖、谭翊飞、王秀琼、衣鹏和张凯华；课题组顾问：周其仁、薛兆丰；课题组协调人：陆静斐、尹建红。我们将分两期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次简报介绍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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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多次阐述新型政商关系。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的讲话提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这既凸显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又揭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方向与内容，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新型政商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法经奖学金班于2014年6月成立课题组。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于近期发布报告，旨在向民营企业家提出建议，引导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下面简要介绍报告内容。
一、新常态下政商关系策略比较
十八大后，反腐不断突破“禁区”与“惯例”，打击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对涉及贪腐的官员与涉案企业经营者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打击。四年以来，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战略相互叠加，预示着重拳反腐还将继续。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以知识创新为驱动的产业份额日趋显著，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逐步完成新老交替，职业经理人文化也日趋普及。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市场、产业和经营环境下，中国已朝现代商业文明迈进，中国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不管未来反腐的力度如何变化，中国也不会再回到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之中。因此，企业须要及时洞悉与适应这一变化，对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转型升级”。
作为企业，需要既要意识到政商关系的新变化，积极主动地顺应这种变化，而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变化不会一步到位，企业未来经营之路上可能还会出现不当政商关系的陷阱，要做好措施，防范高风险的不当政商关系出现。
以下是几组政商关系策略的比较。首先是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
近年来因官员被捕而牵扯入刑的企业家不胜枚举，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熙来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这些人与官员的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中有的甚至参与了更深层的政治交易。当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到了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商人通常就变成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结盟，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相对比的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等。
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其次是跟着官员走，还是自己走？
有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是否走出去，开始权衡异地求发展的轻重利弊。最终，在1994年，联想选择了香港上市，这不仅为联想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使联想成为管理规范、监督透明的公众公司，而这一步被柳传志称为联想的新台阶。
最后是分散资产，还是集中资产？资产配置集中，一旦涉案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资产配置良好，涉案之后资产或可保全。黄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股份，市值约140亿元；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权益，估算价值约100亿元；历年套现135亿元，部分投资到房地产领域等等。这因为他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二、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
面对时局变迁，商业环境变化，政商关系面临不可逆转的新局面。为此，我们对企业家提出七点建议。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在薄熙来执政大连期间，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又能“照顾”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那么我就认了，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策略二：复利最优。所谓“复利最优”，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即使企业没有通过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但因为稳妥，每年利滚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惊人的。企业家对未来看得有多远，是做百年老店，基业常青，还有赚钱第一，捞一笔走人，决定了企业复利积累的收益上限。
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只有核心竞争力强，能创造好业绩，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王健林说：“我为什么一直要搞创新，就是要政府来主动找我。你要是去找它，它牛哄哄的，要是吃拿卡要怎么办？你是给还是不给？它要是来找你就容易得多。”。做到别人来请你的时候，就不用行贿了。
策略四：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GDP指标，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实际上，本课题组调研过程中，无论中小企业，还是万达、格兰仕这样的大企业，或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都推崇这一政商沟通、合作思路。综合调研结果，我们认为，这是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投入产出比较高，可持续性强，且风险性最小的一项合作方式。
在GDP淡出的长远趋势下，还要看到其他政绩需求。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曰官商关系。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或曰政企关系。我们认为，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我们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尽管“人情”在东亚社会，尤其华人社会有强大文化土壤，但若将视野投向大中华区经济更为发达地区，却能发现，“人情”的政商维护价值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逐渐淡化。在香港，商人不必、也不乐意请政府官员吃饭。首先，“请吃饭”这件事，对商人没好处——“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对政府官员也有风险：担心与商人过从甚密会给自己招致不廉洁的污名，乃至法律风险。
策略六：从企业个体走向行业行动。重视商会作用是许多外资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借助商会这种制度化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可以减少单个企业与政府对话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企业的话语权。由于商会的代表性，商会的负责人可以会晤到政府相关机构高级别的负责人。之后商会执行机构再和政府下属官员推进具体执行细节。此时，因为有“领导间”的沟通，执行官员就会比较重视和乐意提供帮助，因为上级沟通过了，下属不办就会有一定压力。
商会发挥价值，还不仅是在企业具体经营中帮助提升政府沟通，商会还是重要的行业游说力量，关键时刻，可以从更高层面给企业或企业家提供庇护。美国政商关系研究专家默里·L.韦登鲍姆把企业对政府政策调整的反应分为三类，即消极反应、积极预期和公共政策塑造。所谓消极反应是指对于政府政策的调整，企业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要求；所谓积极预期是指企业经理们运用其计划能力去预测新的政策动向并事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业通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来影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在国内，尽管企业组织游说影响力还不够大，但很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在不断呼吁和推动。
策略七：走出去。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曾经盛极一时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冯仑到了美国开办企业之后的感叹是：“到了美国，游戏规则就会不同”。
浙江开山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克坚说：“一个人在当地成长起来，和大家的起步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当地就像小孩一样，人家看到你犯的所有错：饭吃到地上、尿拉到床上。当你成为企业家，人们也会带着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你，你略微高调，那多少人嫉恨你，他怎么会对你相敬如宾？而到了外地则不同，当地只知道你是一位财富拥有者，带着资本来做事情”。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
三、结语
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地改，而且趋势无疑是越来越从短视、粗放、任性和隐秘，走向远视、规范、文明和透明。企业家如果不看清这个趋势，不提前适应这个趋势，而还只是停留在对反腐行动的侥幸揣测，或对现行政策法规种种漏洞或弊端的自怨自艾，显然无助于企业家个体在史无前例的反腐浪潮中安全通过，更无助于企业家搭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趟时代快车并分享未来收益，更毋宁说帮助企业拥有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成为一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企业家。
政商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而构建主动的、合法的、阳光的政商关系，应成为企业的长远竞争策略。在政商关系的转型期，企业家一时的选择，将会深远地影响企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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