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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民富国强和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发布日期：2016-06-14 09:1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29期（总第1272期）
背景介绍：2016年5月2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经济学》（季刊）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纪念杜润生学术研讨会：农村、农业与发展”。本期简报报告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内容摘要：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路问题。赶超型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大量资源无效配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危机不断。中国的成功来自于比较务实的、渐进的策略，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中国需要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或者消除原来制度的各种扭曲。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季刊》组织的纪念杜润生学术研讨会，看到许多青年学者通过宣讲论文以及讨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方式来来纪念缅怀杜老，这代表杜老的事业薪火相传，作为杜老的入门弟子深受鼓舞。
杜老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19岁时即参加了抗日反帝同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在1952年到1956年，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复出工作后，负责主持制定和推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相关政策和工作。纵观杜老的一生是为国强民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不懈探索奋斗的光荣一生。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对杜老所追求的国强民富之道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些分析，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各位。
一、国强民富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希望国强民富，就是希望经济不断发展，希望我们能够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不仅人民收入水平而且国防实力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首先需要技术不断创新，其次是要产业不断升级，让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必要机制。
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依靠传统的技术，剩余非常少，所以当时的产品交换多发生在临近农业地区的地方。进入到现代化生产阶段之后，规模经济凸显，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要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
早期的交易是熟人之间的交易，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交易双方越来越不熟悉，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必须要签订合同，也必须要有执法系统来确保合同的执行。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资本投入越来越大，就不能只靠自己的资金，必须动员社会资本，所以传统的私人借贷慢慢的发展到现代化的银行、股票市场等金融体系。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层建筑必须与其相适应，不断发展变化。其中有两个制度最重要：一个是市场，把资源配置到市场有需求的产业部门中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另外一个是政府，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这不是单个企业家能够完成的，必须要由政府来来协调企业家或由政府来提供。因此，经济发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
贫困国家80%的以上的生产活动和80%以上的人口是在农业领域。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进入高收入阶段，留在农业里面的人口一般在10%以下甚至不到5%。这个过程当中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一方面是依靠技术不断的创新，使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当大量的人口转移出农村，进入到非农产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留在农村的农民藉此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在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以及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二、思路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自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代表其产业和技术一直都在世界最前沿，他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明，投入大，风险高。自19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在技术、产业方面跟发达国家有差距。所谓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指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的产业的附加值比现在的产业高即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采用引进、模仿等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懂得利用这个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持续在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7-10%的年均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两个低收入经济体利用了后发优势，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的台湾，中国大陆到2020年有可能会成为第三个。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迄今为止仍陷在低陷入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也没有解决三农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是思路问题。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后，第一代领导人希望快一点赶上发达国家，人民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防实力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先进的产业；国防实力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强，也同样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先进的产业才能生产飞机大炮。所以，当时的认识是为了民富国强就必须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是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转让这些技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发优势。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劳动力相对多，资本非常短缺。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补贴，根本不会有人投资。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赶超型产业，必然需要政府出面动员资源，直接配置资源，靠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比如把资金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压低，对这些产业进行大量的扶持。这样就可以在条件不具备的状况下，把资本密集型产业建立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效率非常低。现代化的重工业固然建立起来了，并没有实现原来追求的国强民富。而且，能够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对那些赶超产业的补贴则主要来自于农业的剩余，三农问题反而更趋严重。
三、中国转型道路的成就与挑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后，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从1979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使6.8亿人摆脱贫困。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杜老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有些经济学家把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历称为遗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结果却大相径庭？我的看法是同样是思路决定出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根据当时占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来进行，希望把原来的扭曲一次性取消。如果这么做，这些被保护的产业就会出现大量的破产、失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进行，而且，这些产业是国防安全所必须，为此很多国家在取消了原来的保护补贴后，又想办法提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大量的研究证明，那些赶超型工业在私有化之后得到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
中国推行的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渐进的方式。既然这些赶超产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但是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给予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发展轻工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政府还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为了补贴原来的产业，就保留了很多扭曲，比如说在金融抑制方面，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给大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农户、微小中型企业不仅得不到金融支持，而且还要以其低回报的储蓄去补贴大企业的发展。这是让相对穷的人去补贴比较富的人的发展，由此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现象蔓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在上世纪在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低收入国家，对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给予保护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雪中送炭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好的作用，以实现民富国强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
四、结语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也还处在转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完善各种制度，或者消除渐进双轨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如果能这么做，中国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为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制度保证。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们要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败经验出发，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出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这样的理论有利于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所处阶段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同时也能够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好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目标。
（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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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路问题。赶超型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大量资源无效配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危机不断。中国的成功来自于比较务实的、渐进的策略，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中国需要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或者消除原来制度的各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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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季刊》组织的纪念杜润生学术研讨会，看到许多青年学者通过宣讲论文以及讨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方式来来纪念缅怀杜老，这代表杜老的事业薪火相传，作为杜老的入门弟子深受鼓舞。
杜老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19岁时即参加了抗日反帝同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在1952年到1956年，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复出工作后，负责主持制定和推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相关政策和工作。纵观杜老的一生是为国强民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不懈探索奋斗的光荣一生。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对杜老所追求的国强民富之道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些分析，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各位。
一、国强民富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希望国强民富，就是希望经济不断发展，希望我们能够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不仅人民收入水平而且国防实力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首先需要技术不断创新，其次是要产业不断升级，让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必要机制。
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依靠传统的技术，剩余非常少，所以当时的产品交换多发生在临近农业地区的地方。进入到现代化生产阶段之后，规模经济凸显，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要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
早期的交易是熟人之间的交易，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交易双方越来越不熟悉，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必须要签订合同，也必须要有执法系统来确保合同的执行。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资本投入越来越大，就不能只靠自己的资金，必须动员社会资本，所以传统的私人借贷慢慢的发展到现代化的银行、股票市场等金融体系。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层建筑必须与其相适应，不断发展变化。其中有两个制度最重要：一个是市场，把资源配置到市场有需求的产业部门中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另外一个是政府，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这不是单个企业家能够完成的，必须要由政府来来协调企业家或由政府来提供。因此，经济发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
贫困国家80%的以上的生产活动和80%以上的人口是在农业领域。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进入高收入阶段，留在农业里面的人口一般在10%以下甚至不到5%。这个过程当中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一方面是依靠技术不断的创新，使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当大量的人口转移出农村，进入到非农产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留在农村的农民藉此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在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以及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二、思路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自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代表其产业和技术一直都在世界最前沿，他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明，投入大，风险高。自19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在技术、产业方面跟发达国家有差距。所谓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指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的产业的附加值比现在的产业高即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采用引进、模仿等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懂得利用这个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持续在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7-10%的年均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两个低收入经济体利用了后发优势，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的台湾，中国大陆到2020年有可能会成为第三个。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迄今为止仍陷在低陷入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也没有解决三农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是思路问题。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后，第一代领导人希望快一点赶上发达国家，人民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防实力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先进的产业；国防实力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强，也同样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先进的产业才能生产飞机大炮。所以，当时的认识是为了民富国强就必须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是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转让这些技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发优势。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劳动力相对多，资本非常短缺。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补贴，根本不会有人投资。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赶超型产业，必然需要政府出面动员资源，直接配置资源，靠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比如把资金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压低，对这些产业进行大量的扶持。这样就可以在条件不具备的状况下，把资本密集型产业建立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效率非常低。现代化的重工业固然建立起来了，并没有实现原来追求的国强民富。而且，能够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对那些赶超产业的补贴则主要来自于农业的剩余，三农问题反而更趋严重。
三、中国转型道路的成就与挑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后，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从1979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使6.8亿人摆脱贫困。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杜老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有些经济学家把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历称为遗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结果却大相径庭？我的看法是同样是思路决定出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根据当时占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来进行，希望把原来的扭曲一次性取消。如果这么做，这些被保护的产业就会出现大量的破产、失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进行，而且，这些产业是国防安全所必须，为此很多国家在取消了原来的保护补贴后，又想办法提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大量的研究证明，那些赶超型工业在私有化之后得到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
中国推行的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渐进的方式。既然这些赶超产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但是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给予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发展轻工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政府还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为了补贴原来的产业，就保留了很多扭曲，比如说在金融抑制方面，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给大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农户、微小中型企业不仅得不到金融支持，而且还要以其低回报的储蓄去补贴大企业的发展。这是让相对穷的人去补贴比较富的人的发展，由此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现象蔓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在上世纪在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低收入国家，对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给予保护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雪中送炭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好的作用，以实现民富国强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
四、结语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也还处在转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完善各种制度，或者消除渐进双轨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如果能这么做，中国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为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制度保证。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们要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败经验出发，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出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这样的理论有利于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所处阶段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同时也能够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好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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