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NBER-CCER年会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6-06-30 10:0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33期(总第1276期)

背景介绍:2016年6月22-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18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国际数据中心主任Robert C. Feenstra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特聘青年长江学者余淼杰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经济系Joshua Graff Zivin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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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stra:贸易领域中国冲击的原因和结果

总体上来看,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总出口以年均20%的速度高速增长,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非石油产品进口中来自中国的部分也迅速提升。究其原因,一方面,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低了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厂商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不少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品对美国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并引发了大萧条以来罕见的、缓慢的就业增长。面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非常缓慢,工资和劳动参与率在下降,而失业率在提高。除了影响就业,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可能还存在更加广泛的影响。受来自中国的进口品竞争影响更大的县更可能由民主党主政。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品短期可能导致就业损失,但长期却能带来福利的提升。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低关税也可能导致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我们发现2000-2006年中国加入WTO使得美国价格指数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中国加入WTO对美国价格指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部分,1)中国对中间品进口关税的降低解释了美国价格指数降低的2/3,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解释力较小;2)来自中国的新产品数目大幅度增加;3)大多数的影响来自于中国的低价产品对竞争者产品价格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价格加成的降低。

 

余淼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要素扭曲

根据201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15),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迅速增加。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共在国外投资约4,680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提高了23%。全球20大投资经济体中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截止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约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而这一指标在2007年仅为13%。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7.8倍,而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加了不到4倍。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且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了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对外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中的要素扭曲问题、以及对私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在中国,私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在出口市场上面临更多限制以及拿地成本更高。从国内要素扭曲的角度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决策,并进而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为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及特点提供了良好样本。我们通过使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跨国企业投资交易数据、浙江省2006到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Orbis数据库中2005-2008年中国跨国企业数据,将企业特征和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相匹配,进而分析要素扭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我们发现,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存在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尽管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比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更高,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却低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这与传统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民营企业的基本结论相冲突。另一方面,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更低。这也与关于国有企业的一般认识不符。通常来说,国有企业的规模更大,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因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我们认为上述认识误解可能是由于忽略了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所面临的制度取舍。在国内,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政府支持,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要素投入扭曲,而国外市场不存在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性对待,因而民营企业去国外投资和生产存在额外的收益。故在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小于国有企业。

 

Zivin: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工业生产的逐步扩大,环境污染问题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愈发严重。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环境污染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关注了较高程度的环境污染对死亡率、住院治疗率以及医药处方量的影响,较少部分研究关注了较轻程度的环境污染对呼吸困难、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等方面的影响。

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劳动者数目众多,因而环境污染能够通过人口产生广泛影响,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比如,环境污染可能影响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生产率的影响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恰当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数据不足。其次,环境污染暴露度是个内生问题。们对周围污染水平的反应是随时间变化的,并表现出一定的规避行为。最为重要的是,污染物排放本身即是生产的附属产物,因而存在严重的反向因果关系。同时,交通等其他因素,一方面影响污染,另一方面也影响生产。

尽管研究中存在诸多挑战,但我们采用微观数据,从臭氧污染和农业劳动者生产能力、PM2.5污染和低技术室内劳动者生产能力、PM10污染和高技术室内劳动者生产能力三个方面揭示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影响。利用美国加州中部农场数据,我们发现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大,臭氧污染对农业劳动者生产率的影响逐渐增大。具体来说,臭氧浓度提高10 ppb,农业劳动者生产率下降约5.5%,约造成每年7亿美元的损失。利用2001-2003年美国加州梨包装工人以及日PM2.5监测数据,我们发现随着PM2.5污染的提高,轻工业低技术室内劳动者生产能力也显著下降。具体来说,PM2.5浓度提高10 ug/m2,低技术室内劳动者生产率下降约6%,约造成每年180亿美元的损失。利用2010-2012年中国上海和南通客户服务中心(Call Center)工人以及日PM10监测数据,我们发现随着PM10污染的提高,高技术办公室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具体来说,空气污染指数(API)提高10单位,高技术办公室人员劳动生产率约下降0.35%,约造成每年22亿美元的损失。

 

张晓波:空气污染暴露度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随着我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根据世界环境污染实时空气质量指标,和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空气污染会影响健康水平、患病和住院比率、寿命长度以及个体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表现。与此同时,空气质量水平还会影响个人的认知能力,尽管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

关于空气污染对个体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空气污染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在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以及不同兄弟姐妹数目的家庭,甚至不同个体间存在不同影响,即来自于这些不同群体中的个体可能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这使得在关于空气污染和个体认知能力的研究需要使用个体层面的数据,进而控制学校、年级、兄弟姐妹数目乃至个体固定效应。其次,如何区分空气污染的当期影响和累积性影响。再次,如何将针对特定群体,如新兵和学生的研究,拓展到具有代表性的全国范围样本(包含年龄大于10的个体)。又次,如何将不同地方、不同时刻的空气质量数据和个体调查数据相匹配,以避免采用一段时期平均空气质量所导致的偏差。最后,如何区分空气质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影响。以上几方面因素使得关于空气质量和个体认知能力的研究困难重重,但同时也显现出准确识别空气质量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国环保部空气质量监控数据、美国国家气象数据中心的气象数据为研究空气质量对个体认知能力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样本。通过一定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我们发现:1)当期的空气污染暴露度显著降低样本中个体的单词测试成绩,且在长期空气污染对个体数学和文字测试成绩的影响也依然存在。2)在面临同样的空气污染暴露度时,男性的认知能力表现差于女性。3)文字测试成绩的性别差异在老年人组中表现更为显著,而数学测试成绩的性别差异则在年轻人组中更为显著。

在影响机制方面,我们认为空气污染可以通过生理和心理(精神因素)两个方面对个体的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在生理方面,引发空气污染的化学物质,如臭氧和PM2.5等可能直接影响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促发中枢神经系统炎症等。而在心理方面,引发空气污染的化学物质,如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均可能引起个体头疼、紧张以及心理沮丧、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疲劳等。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