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新书发布会简报
发布日期：2016-07-11 06: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43期（总第1286期）
背景介绍：2016年6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合办的第65次【朗润•格政】论坛 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新书发布会在朗润园举行。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蔡昉：如何实现L型长期中高速增长？
一、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减速，其他问题都是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
国际上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周期性的减速，但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角度来分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回到均衡。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落后国家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后的增长速度不会超过3%。中国过去大大超过这个速度了，最后也要回到这个速度上来。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上述两个研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讲中国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把所有能够找到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中国目前收入水平上，任何国家都要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他们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很细腻，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都不太适用。
国内也有很多研究，北大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
2010年，中国从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跟我们都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优良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生产要素供给更好，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的因素都会变化。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才能导致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认为增长率缺口是源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期待政策刺激和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二、刺激不起的潜在增长率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包括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是每年能够真正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这部分人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从2014年到2020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个问题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
第四个问题是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传统模式的城镇化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就是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从去年开始减少。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度的减慢，甚至近于零。这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的减慢。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很多人对于供给侧改革进度不满意，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实行需求侧的刺激，可以计算财政开支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提高多少百分点。但是供给侧改革做不到这么确定。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由谁来承担，但改革红利不是由某一个城市排他性获得的，而是造福经济整体。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融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企业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劳动参与率主要指的不是延长退休年龄，而是让农民工继续转移，在城市待下去。提高生育率、推动教育和培训有利于未来的增长。更重要、更长期的增长潜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推进改革的节奏不一样，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不能因此不改革。通过改革，经济增速就可以更高，到2050年还在世界平均值以上。
宋立刚：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背景和改革方向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包含两块内容，一是全球经济背景，二是中国经济转型。这两个主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原因有二：一是结构性因素，旧的增长模式中的结构性问题凸显，所以导致了经济下滑；二是外部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主要国家实施了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效果不是很明显。随着刺激政策带来的问题的出现，又进入了一个调整期。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概是4.1%，2015年只有2.4%。
一、全球经济背景
第一，贸易的拉动力量显著弱化，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经济，全球经济都受到影响。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对某些新兴工业国家特别是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从2003年到2013年，全球经历了所谓的资源蓬勃期，资源出口型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比如俄罗斯、南非、巴西、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中国经济的减缓对这类国家的资源出口影响非常大，它们面临非常痛苦的调整。
第三，资本回报率下降，银行风险上升。由于经济差，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大于投资，长期利率有的是零，甚至为负。
第四，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不确定。美联储会不会提高利率？这给亚洲和新兴国家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五，在贸易弱化的背景下，直接投资甚至并购方面的增长还没有太多减缓，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投资。
第六，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很低，新兴国家生产力曾经在相当长的转型期迅速增长，但是近几年生产力的增速下降很快。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七，全球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美国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关于要不要救市，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的一个观点认为救市可能会导致美国收入差距加大。对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收入分配也是个老问题。在国民收入里面，资本的份额是上升的，劳动的份额是下降的。
第八，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未来全球化的走向不清楚。各主要国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美国也有可能放弃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领导权。中国刚刚加入世贸不久，在此过程中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还不确定。未来贸易走向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
第九，全球气候谈判达成了很多共识。这对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接受现实做出政策上的调整，牺牲掉一些传统的产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转型成功以后，经济增长还可以再启动起来。
二、中国经济转型
转型是指从旧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旧增长模式基本是由投资驱动，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弱，对进出口的依赖比较大，对于环境的破坏比较多。新增长模式就是接受较低的经济速度，追求更加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环境改善，依赖技术驱动和创新。现在旧模式的驱动力弱化了，新模式的驱动力尚未出来，制度层面、政策层面还不健全。一旦把转型工作做完了，经济就会有比较稳定长期的增长。
转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路易斯时代向索洛时代的转变。根据路易斯的理论，由于有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竞争力比较强，而且经济结构在改善，生产力会提高，总体经济增速较高。索洛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认为随着投资的增多，资本变得相对富余，回报率就会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中国改革初期资本相对稀缺，后来随着储蓄率提高，不仅能满足中国的投资需求还有剩余的储蓄可以出口。所以索洛主张的资本回报递减规律发生了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后要依靠改革的红利。转型成功后，中国就会突破限制，步入高收入和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闯过不这道关，就会调入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非常重要。国内现在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很多，核上还是提高生产率。既然劳动力的绝对数额下降了，只能提高劳动的参与比以及生产率。未来只有这么一条路。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要素的最优配置。要素的配置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由政府主导。其次是依靠技术进步，把创新的作用释放出来。创新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微观，另一个是宏观。微观层面是企业搞创新，宏观层面是国家推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企业层面创新对生产率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宏观层面。所以国家应该把创新工作的重点放在企业和企业家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很重要的，国家做多了反而不行。最后是调结构，调整结构的过程会释放生产力的能量，这是所谓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制度层面需要推进户籍改革、金融改革和土地管理改革。农民工转向城市的速度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将资金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领域，需要有比较自由的市场体制。土地管理改革的目标是让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用途。另外，还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政府的规制和监管等。
政策层面主要是做到去杠杆、去产能、鼓励民营、鼓励创新、加大对外投资等。
（唐杰 编辑）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新书发布会简报
发布日期：2016-07-11 06: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43期（总第1286期）
背景介绍：2016年6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合办的第65次【朗润•格政】论坛 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新书发布会在朗润园举行。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蔡昉：如何实现L型长期中高速增长？
一、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减速，其他问题都是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
国际上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周期性的减速，但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角度来分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回到均衡。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落后国家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后的增长速度不会超过3%。中国过去大大超过这个速度了，最后也要回到这个速度上来。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上述两个研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讲中国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把所有能够找到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中国目前收入水平上，任何国家都要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他们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很细腻，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都不太适用。
国内也有很多研究，北大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
2010年，中国从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跟我们都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优良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生产要素供给更好，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的因素都会变化。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才能导致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认为增长率缺口是源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期待政策刺激和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二、刺激不起的潜在增长率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包括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是每年能够真正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这部分人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从2014年到2020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个问题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
第四个问题是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传统模式的城镇化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就是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从去年开始减少。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度的减慢，甚至近于零。这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的减慢。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很多人对于供给侧改革进度不满意，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实行需求侧的刺激，可以计算财政开支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提高多少百分点。但是供给侧改革做不到这么确定。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由谁来承担，但改革红利不是由某一个城市排他性获得的，而是造福经济整体。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融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企业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劳动参与率主要指的不是延长退休年龄，而是让农民工继续转移，在城市待下去。提高生育率、推动教育和培训有利于未来的增长。更重要、更长期的增长潜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推进改革的节奏不一样，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不能因此不改革。通过改革，经济增速就可以更高，到2050年还在世界平均值以上。
宋立刚：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背景和改革方向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包含两块内容，一是全球经济背景，二是中国经济转型。这两个主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原因有二：一是结构性因素，旧的增长模式中的结构性问题凸显，所以导致了经济下滑；二是外部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主要国家实施了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效果不是很明显。随着刺激政策带来的问题的出现，又进入了一个调整期。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概是4.1%，2015年只有2.4%。
一、全球经济背景
第一，贸易的拉动力量显著弱化，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经济，全球经济都受到影响。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对某些新兴工业国家特别是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从2003年到2013年，全球经历了所谓的资源蓬勃期，资源出口型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比如俄罗斯、南非、巴西、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中国经济的减缓对这类国家的资源出口影响非常大，它们面临非常痛苦的调整。
第三，资本回报率下降，银行风险上升。由于经济差，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大于投资，长期利率有的是零，甚至为负。
第四，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不确定。美联储会不会提高利率？这给亚洲和新兴国家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五，在贸易弱化的背景下，直接投资甚至并购方面的增长还没有太多减缓，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投资。
第六，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很低，新兴国家生产力曾经在相当长的转型期迅速增长，但是近几年生产力的增速下降很快。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七，全球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美国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关于要不要救市，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的一个观点认为救市可能会导致美国收入差距加大。对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收入分配也是个老问题。在国民收入里面，资本的份额是上升的，劳动的份额是下降的。
第八，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未来全球化的走向不清楚。各主要国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美国也有可能放弃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领导权。中国刚刚加入世贸不久，在此过程中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还不确定。未来贸易走向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
第九，全球气候谈判达成了很多共识。这对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接受现实做出政策上的调整，牺牲掉一些传统的产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转型成功以后，经济增长还可以再启动起来。
二、中国经济转型
转型是指从旧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旧增长模式基本是由投资驱动，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弱，对进出口的依赖比较大，对于环境的破坏比较多。新增长模式就是接受较低的经济速度，追求更加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环境改善，依赖技术驱动和创新。现在旧模式的驱动力弱化了，新模式的驱动力尚未出来，制度层面、政策层面还不健全。一旦把转型工作做完了，经济就会有比较稳定长期的增长。
转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路易斯时代向索洛时代的转变。根据路易斯的理论，由于有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竞争力比较强，而且经济结构在改善，生产力会提高，总体经济增速较高。索洛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认为随着投资的增多，资本变得相对富余，回报率就会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中国改革初期资本相对稀缺，后来随着储蓄率提高，不仅能满足中国的投资需求还有剩余的储蓄可以出口。所以索洛主张的资本回报递减规律发生了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后要依靠改革的红利。转型成功后，中国就会突破限制，步入高收入和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闯过不这道关，就会调入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非常重要。国内现在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很多，核上还是提高生产率。既然劳动力的绝对数额下降了，只能提高劳动的参与比以及生产率。未来只有这么一条路。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要素的最优配置。要素的配置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由政府主导。其次是依靠技术进步，把创新的作用释放出来。创新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微观，另一个是宏观。微观层面是企业搞创新，宏观层面是国家推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企业层面创新对生产率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宏观层面。所以国家应该把创新工作的重点放在企业和企业家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很重要的，国家做多了反而不行。最后是调结构，调整结构的过程会释放生产力的能量，这是所谓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制度层面需要推进户籍改革、金融改革和土地管理改革。农民工转向城市的速度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将资金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领域，需要有比较自由的市场体制。土地管理改革的目标是让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用途。另外，还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政府的规制和监管等。
政策层面主要是做到去杠杆、去产能、鼓励民营、鼓励创新、加大对外投资等。
（唐杰 编辑）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