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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第三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6-07-13 03: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46期（总第1289期）
背景介绍：2016年7月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在国发院朗润园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辜胜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辜胜阻：城镇化应实现六大转型
在“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应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从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是土地，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快于人的城镇化。在土地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人的服务与保障。我国却面临着半市民化、半城镇化的问题。许多人的就业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迁移。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我国只有20%的流动人口是家庭式迁移，剩下80%的流动人口是劳动力的迁移，这直接造成6000多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老人，5000多万留守妇女，在家庭与社会层面付出巨大代价。
以后要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人为核心。对于非常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我主张采取两种路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改变户籍实现市民化，另一部分人通过居住证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这三个目标中，我觉得第三个目标非常好，是农民最欢迎的。但让一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十分艰巨，因为许多农民不愿意放弃户籍。如何使这一亿人有意愿改变户籍，如何把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落地，这些都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曾经到北京做过很多调研，发现北京的农民工很纠结，即使北京放开户籍之后他们也不能融入到北京。有很多农民工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回到老家，拿出20万元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然而这笔钱在北京连厕所都买不到。我们不能靠户籍改革来把这些农民工固化在一个地方。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只需要所在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就业，并不希望改变户籍。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盲目进行户改和土改，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要让农民自主地选择，根据农民的意愿推进城镇化的制度改革。
第二，城镇化的要素使用从低效转向高效。城镇化使用了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其中，人、地、钱这几种要素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中国过去辉煌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但这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还有很多后遗症。面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城镇化的要素使用必须向更高效的目标转变。
第三，从粗放式污染型的城镇化转向绿色城镇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于城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国应以绿色加特色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四，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驱动型的城镇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大量的农民进城之后没房住，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最后政府只能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后来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的城镇化速度太快，没有办法维持。现在仍有很多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城镇化。我认为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应该是应该以市场为主体。政府当然应该有所作为，起到引导作用，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要做好规划，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
第五，城市集群应从分散外延型转向集中集约型。我认为应该坚持两跳腿走路的模式：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另一方面要在城市群中间发展中小城市。我国城市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城市太少，导致了严重的大城市病。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只有4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只有47个。本来城市分布应该是正金字塔，但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的。背后的原因是，1997年以后我国停止了县改市。这导致从2000年到2010年，小城市从350个减少到250个，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在绝对的减少。最近，发改委在温州龙岗展开特大镇改市的会议，会上我提出应该把特大镇有序地改为小城市，配备城市的管理者，并对其进行正名，使得小城市重新发展起来。
最后，从滞后型的城镇化转向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智慧城市，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市来治愈大城市病。
姚洋：城市化还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点
本文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城市化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现在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很多。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这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党和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提倡创新创业。这些都是对的。但我认为，要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光靠创新创业是不够的。
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现在和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二者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收入水平和中国现在的收入水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基本上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日本在1973年以前和中国在2012年以前实行的增长模式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1973年石油危机过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行。在这之后的20年，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虽然当时日本还处于技术赶超的时代，多数的发明都是来自日本，日本的电器、汽车主导了全世界。探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速度不可能非常快。同样，我国现在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把宝全部押在技术进步上，可能会出现问题。
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是在城市化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沿海地区，例如上海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4倍，但上海和贵州的差距是7倍，我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正因为这份差距存在，我国才有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理论，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那么低收入的国家就会比高收入的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国内也是一样的，如果内陆地区采用跟沿海地区一样的政策，内陆地区的增速就会超过沿海地区。这就是新的增长潜力所在。
我国面临的经济周期导致了房地产业的过剩现象。解决过剩房地产的一个办法就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把这些房子都买下来，然后以低价卖给老百姓，或者出租给老百姓，让大家的福利都提高。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目标，这为解决城镇化中这三亿人的住房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未来中国城市化之路怎么走？这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这条路，这成为官方的城市化道路。我听他的博士生说，费老临去世的时候说也许他提出来的小城镇化道路是错的，他意识到小城镇不太可能发展起来。小城市的优势是不拥堵，可以让市民居住更舒适，但劣势是不集中。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强的优势，当然也有很多弊端。例如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背后有巨大的城市规划问题。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追求适度的城市规模。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如瑞士、德国、日本等）的经验，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城市群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城市群里面，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里不存在所谓的最优城市规模，而是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人口最终必定会集中到少数区域里面。我们不必要去为一部分地方的衰退担忧。我国的几个中心城市区，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下一步的发展，我非常看好武汉、长沙这一带以及郑州到西安这一带，这里可以建设我国新的城市群。
我认为，中国下一个增长点应该还是城市化，但是要把城市化这篇文章做好，我们一定要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思路，让人口更多的向少数区域集中。
（唐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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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6年7月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在国发院朗润园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辜胜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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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城镇化应实现六大转型
在“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应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从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是土地，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快于人的城镇化。在土地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人的服务与保障。我国却面临着半市民化、半城镇化的问题。许多人的就业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迁移。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我国只有20%的流动人口是家庭式迁移，剩下80%的流动人口是劳动力的迁移，这直接造成6000多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老人，5000多万留守妇女，在家庭与社会层面付出巨大代价。
以后要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人为核心。对于非常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我主张采取两种路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改变户籍实现市民化，另一部分人通过居住证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这三个目标中，我觉得第三个目标非常好，是农民最欢迎的。但让一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十分艰巨，因为许多农民不愿意放弃户籍。如何使这一亿人有意愿改变户籍，如何把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落地，这些都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曾经到北京做过很多调研，发现北京的农民工很纠结，即使北京放开户籍之后他们也不能融入到北京。有很多农民工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回到老家，拿出20万元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然而这笔钱在北京连厕所都买不到。我们不能靠户籍改革来把这些农民工固化在一个地方。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只需要所在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就业，并不希望改变户籍。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盲目进行户改和土改，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要让农民自主地选择，根据农民的意愿推进城镇化的制度改革。
第二，城镇化的要素使用从低效转向高效。城镇化使用了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其中，人、地、钱这几种要素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中国过去辉煌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但这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还有很多后遗症。面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城镇化的要素使用必须向更高效的目标转变。
第三，从粗放式污染型的城镇化转向绿色城镇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于城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国应以绿色加特色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四，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驱动型的城镇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大量的农民进城之后没房住，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最后政府只能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后来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的城镇化速度太快，没有办法维持。现在仍有很多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城镇化。我认为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应该是应该以市场为主体。政府当然应该有所作为，起到引导作用，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要做好规划，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
第五，城市集群应从分散外延型转向集中集约型。我认为应该坚持两跳腿走路的模式：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另一方面要在城市群中间发展中小城市。我国城市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城市太少，导致了严重的大城市病。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只有4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只有47个。本来城市分布应该是正金字塔，但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的。背后的原因是，1997年以后我国停止了县改市。这导致从2000年到2010年，小城市从350个减少到250个，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在绝对的减少。最近，发改委在温州龙岗展开特大镇改市的会议，会上我提出应该把特大镇有序地改为小城市，配备城市的管理者，并对其进行正名，使得小城市重新发展起来。
最后，从滞后型的城镇化转向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智慧城市，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市来治愈大城市病。
姚洋：城市化还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点
本文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城市化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现在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很多。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这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党和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提倡创新创业。这些都是对的。但我认为，要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光靠创新创业是不够的。
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现在和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二者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收入水平和中国现在的收入水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基本上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日本在1973年以前和中国在2012年以前实行的增长模式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1973年石油危机过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行。在这之后的20年，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虽然当时日本还处于技术赶超的时代，多数的发明都是来自日本，日本的电器、汽车主导了全世界。探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速度不可能非常快。同样，我国现在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把宝全部押在技术进步上，可能会出现问题。
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是在城市化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沿海地区，例如上海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4倍，但上海和贵州的差距是7倍，我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正因为这份差距存在，我国才有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理论，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那么低收入的国家就会比高收入的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国内也是一样的，如果内陆地区采用跟沿海地区一样的政策，内陆地区的增速就会超过沿海地区。这就是新的增长潜力所在。
我国面临的经济周期导致了房地产业的过剩现象。解决过剩房地产的一个办法就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把这些房子都买下来，然后以低价卖给老百姓，或者出租给老百姓，让大家的福利都提高。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目标，这为解决城镇化中这三亿人的住房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未来中国城市化之路怎么走？这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这条路，这成为官方的城市化道路。我听他的博士生说，费老临去世的时候说也许他提出来的小城镇化道路是错的，他意识到小城镇不太可能发展起来。小城市的优势是不拥堵，可以让市民居住更舒适，但劣势是不集中。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强的优势，当然也有很多弊端。例如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背后有巨大的城市规划问题。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追求适度的城市规模。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如瑞士、德国、日本等）的经验，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城市群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城市群里面，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里不存在所谓的最优城市规模，而是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人口最终必定会集中到少数区域里面。我们不必要去为一部分地方的衰退担忧。我国的几个中心城市区，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下一步的发展，我非常看好武汉、长沙这一带以及郑州到西安这一带，这里可以建设我国新的城市群。
我认为，中国下一个增长点应该还是城市化，但是要把城市化这篇文章做好，我们一定要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思路，让人口更多的向少数区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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