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
sidenav background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08-15 05: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53期（总第1297期）
背景介绍：2016年8月13日下午，“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大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窦力威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张斌主任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窦立威：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峰值区
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峰值区；第二，中国钢铁达到峰值区对世界影响深远；第三，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第四，对当前四个观点的讨论。
首先，我们要认清中国钢铁行业现在到哪儿了，如果连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那肯定就不知道下一步向何处去，更谈不上大跨步的前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由高速发展时代降到中高速的时候，无不伴随着钢铁的转型，无不伴随着峰值。中国钢铁行业达到峰值已经有十多年的信号了，在“十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增速是 23%，在“十一五”阶段，增速21%，在“十二五”阶段，增速是4.1%，在“十三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达到峰值。达到峰值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经济转型，2012年后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阶段，国内粗钢的消费达到了峰值，粗钢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8.22亿吨，人均产钢613千克，远远超过了15个发达国家到峰值的人均产钢545千克。而2015年钢铁表观消费量下降5.4%，今年上半年下降了5.6%，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进入了峰值区。
其次，中国钢铁工业对世界影响极其深远。从1996年世界钢铁工业的重心转到中国已经20年了，中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进，这个过程不是偶然的。1946到1973年，西欧和日本战后重建、快速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是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二战后，全世界工业技术最雄厚的地区开始恢复，年增长率1.95%。在1975年国际钢铁开会时全世界产能是1.7亿吨，当时乐观预期很快就可以产量翻番，但等到2014年才达到15亿吨。而2000年后这个阶段，对世界钢铁总产能真正起到推动力量的是中国。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钢铁行业快速发展，1978年产能是3800万吨，2014年粗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22亿吨，已占据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中国钢铁的下一轮发展需要比较漫长的等待。现在没有哪个地区或者国家，有二战以后像西欧和日本那样有比较稳定的政治体系、比较丰厚的工业基础和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样，有高效的政府，有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可以齐心地发展钢铁产业。另外，中国目前也不可能把钢铁行业的重心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印度现在钢铁产量是8000万吨，到2020年预计有2亿吨，其他东南亚、北非国家也不行，不管是文明的冲突也好，还是地缘政治的危机也罢，重心转移目前都不是很好的时机，所以未来是很长时间的等待，而恰恰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就是我们上下游产业链的重整，最典型的就是铁矿石。
必须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在今年3月份中央文件出台之前，企业家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过剩有各种各样的，今年的过剩是转型以后的，和1996年的产能过剩有本质的区别。站在1996年看，前面的市场增量了，是可以挺过去的。但现在挺不过去，因为前面的市场是减量的。1976年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了产量的下降。在1973年、1974年峰值最高的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美国下降了11.7%，日本下降了0.9%，西德下降了21.4%，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都下降了。之后的五年接着往下降，美国下降32.4%，日本是12.5%，西德是26.4%，英国最高是42.2%，法国是26.4%。由增量发展到减量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既然规律是普适的，中国也逃不掉。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按照现在的下降速度算，大概2%左右。如果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那么2%的降速就要去2.26亿吨产能。如果产能利用率是75%，那么就要去0.66亿吨产能。现在政府的文件说1.0-1.5亿吨，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中央出这个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各方面的操作性。所以不管1.0亿还是1.5亿也好，一定是分阶段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了。
中国2014年粗钢产量到峰值，表观消费量也到了峰值。有人说现在化解那么多产能，将来需求好转怎么办？可以参考日本钢铁的发展过程。日本学者有三句话很深刻：第一句话，在经济起飞阶段，产能增加的时候，政府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增加的多。第二句话，到峰值以后经济下行区，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减少的多。第三句话，日本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搞清楚，经济增速的减半对钢铁的需求不是也减半，而是减至零甚至以下。前两句话都是中国经历过的，第三句话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日本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出口受阻了，决定开始减产能，到2002年左右又降低了15%到16%，总体上大概降了20%，现在的产能是1.3亿吨。对我们实际上很有启发，那就是什么地方该出手就出手，一步到位，否则日本五大企业到今天也没有经营好的业绩。
最后，对四个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今年钢铁工人上岗了，有些企业把关停的产能要复产，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云南、湖北、陕西都强调省内产能不过剩，并要求再增加产能，认为钢铁需要的春天又来了。但这并不是春天要来了。中央讲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同时着力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为增加一点市场空间，给供给侧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调整。现在肯定进入减速发展期了，短期的钢材涨是让企业喘口气活着。企业现在应该抓紧机会做好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不是春天，而是机遇。
第二，价格出现了过山车，为什么？一个是产能太大，只要市场价格稍微上扬，产能马上全力以赴开出来。产能开出来，价格会下来。钢材价格会逐步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再平衡。
第三，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受阻了，马上带来了泡沫经济，结果是1991年泡沫经济大爆发，导致了失去的20年，中国不能盲目地学日本，只是日本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1978年到1983年提出了安全法，特定产业临时的措施法，这个对化解产能做了很多具体的规定。然后1983年到1988年又有一个法案，政府对产业的主导作用相当强势，一般由产业的主管部长和行业来谈，落实到各个企业，如果企业按照这个东西走了就行，如果不支持，所有其他的手段都会跟上，中国今天也是一样的。
第四，欧洲在化解产能过剩的阶段，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遇到的问题。1977年欧共体的钢铁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个计划，第一个是限制各国产量，落实到各个企业限定产量，第二是限定最低价格，第三个是限定贸易量，第四个完善政府的补贴制度，第一次且最后一次给政府补贴，让这些钢铁企业能转起来，然后有民生的救济等等。直到1985年去产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走出了十年困境。欧洲花了380亿，去了4100万吨的产能，相当于总产能的20%。同时，欧洲钢铁还完成了以国家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垄断。在所有的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钢铁工业都是高度国有化的，英国、美国、日本都是这样的，高度国有化。后来又做了私有化，从1988年开始英国首先把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然后和荷兰再合并。由此可见，第一轮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兼并重组，第二轮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跨国的大规模兼并重组。那么，这对我们国家的兼并重组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应该是减量发展，第二是要有利于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和健康发展，第三是符合国家行业的总体布局和规划，符合国家战略，最后完成区域的兼并重组、区域定价的话语权、品种结构的话语权，从而实现行业的总体的战略任务。
张斌：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采取刺激政策
本文从经济周期与趋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位置，指出了当前发展的核心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分解为四个部分：趋势性部分、周期性部分、季节性部分以及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部分。M2是代表总需求和购买力最好的指标之一。通过观察M2的周期性部分，大概从2000年至今有四个半周期，而现在处于上行周期的顶部。分别观察工业增加值、价格、生产者价格的周期性部分，都能得到类似结论，其中价格的周期性尤为明显。GDP的周期是一个例外，在2014年后周期性消失。类似地，通过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70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可以观察到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将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主要经济指标变量的周期结合，存在一个平均14个季度左右的信贷与房地产驱动的中国经济短周期：当M2增长，社会购买力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增长。一两个季度后会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工业增加值上升，CPI上升。这时央行采取措施，货币政策进入下调的周期。
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上行周期的偏高点位置，底点是2015年的2季度左右。如果14个季度大概是一个完整周期的话，到今天为止经济离高点已经不远，有些变量甚至过了高点。关于经济的趋势，GDP现在还是持续下行的趋势。综合趋势性和周期性，现在的经济状态属于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顶部。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刺激政策，存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从PPI角度来看，PPI已经续五个月负增长，表明市场需求不足。从产出缺口的角度看，总的来看不存在明显的缺口。经济现在处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上，如果这个阶段讲需求不足的话，那周期下行就是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远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管理的问题。当前这个阶段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下行趋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总体经济增长放缓。
要理解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应当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从历史经验看，人均GDP过了8000到10000美元，制造业的增长放慢是正常的。在所有的成功国家经验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有很明显的下降，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烦恼。从支出法的角度看，消费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型期。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强调经济实现转型之后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会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过了转型期之后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还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目前，中国的卫生、租赁、商业服务、金融业、科研等偏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等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长的。比较特殊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长的，但在中国是慢的。总的来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变化，与一个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国家走的过程是一样的。关于去工业化是否早，关键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去工业化，人均收入一万国际元的时候去工业化就是非常标准的。第二个指标是工业部门在GDP里面占比的峰值。发达国家的经验，最低是香港的34%，最高是德国接近50%，平均数是41%。中国峰值大概已经41%了。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为当前经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问题。首先，产业存在瓶颈，很多领域有技术壁垒，企业无法进入，即便进入了也没有企业生长的环境；第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比如社会管理、公共组织，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过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不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面，公共服务有很大的缺位。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高端的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现在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基本问题就是高房价。住宅用地供给在过去几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撑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
现在应该合理采取的对策。一方面是稳定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去采取刺激政策，要留着“子弹”到周期下行底部利用。另外要做财政刺激政策项目的储备工作。另一方面是提升潜在增长速度。第一是都市圈的建设，涉及到一系列的土地工程的变化和改革，有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革。第二是在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里面做改革。一届政府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已经非常了不起。第三是结构改革政策的问题，需要有为政府。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把政策资源主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那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资源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唐杰 编辑）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
sidenav background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08-15 05: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6年第053期（总第1297期）
背景介绍：2016年8月13日下午，“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大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窦力威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张斌主任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窦立威：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峰值区
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峰值区；第二，中国钢铁达到峰值区对世界影响深远；第三，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第四，对当前四个观点的讨论。
首先，我们要认清中国钢铁行业现在到哪儿了，如果连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那肯定就不知道下一步向何处去，更谈不上大跨步的前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由高速发展时代降到中高速的时候，无不伴随着钢铁的转型，无不伴随着峰值。中国钢铁行业达到峰值已经有十多年的信号了，在“十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增速是 23%，在“十一五”阶段，增速21%，在“十二五”阶段，增速是4.1%，在“十三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达到峰值。达到峰值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经济转型，2012年后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阶段，国内粗钢的消费达到了峰值，粗钢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8.22亿吨，人均产钢613千克，远远超过了15个发达国家到峰值的人均产钢545千克。而2015年钢铁表观消费量下降5.4%，今年上半年下降了5.6%，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进入了峰值区。
其次，中国钢铁工业对世界影响极其深远。从1996年世界钢铁工业的重心转到中国已经20年了，中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进，这个过程不是偶然的。1946到1973年，西欧和日本战后重建、快速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是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二战后，全世界工业技术最雄厚的地区开始恢复，年增长率1.95%。在1975年国际钢铁开会时全世界产能是1.7亿吨，当时乐观预期很快就可以产量翻番，但等到2014年才达到15亿吨。而2000年后这个阶段，对世界钢铁总产能真正起到推动力量的是中国。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钢铁行业快速发展，1978年产能是3800万吨，2014年粗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22亿吨，已占据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中国钢铁的下一轮发展需要比较漫长的等待。现在没有哪个地区或者国家，有二战以后像西欧和日本那样有比较稳定的政治体系、比较丰厚的工业基础和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样，有高效的政府，有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可以齐心地发展钢铁产业。另外，中国目前也不可能把钢铁行业的重心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印度现在钢铁产量是8000万吨，到2020年预计有2亿吨，其他东南亚、北非国家也不行，不管是文明的冲突也好，还是地缘政治的危机也罢，重心转移目前都不是很好的时机，所以未来是很长时间的等待，而恰恰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就是我们上下游产业链的重整，最典型的就是铁矿石。
必须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在今年3月份中央文件出台之前，企业家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过剩有各种各样的，今年的过剩是转型以后的，和1996年的产能过剩有本质的区别。站在1996年看，前面的市场增量了，是可以挺过去的。但现在挺不过去，因为前面的市场是减量的。1976年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了产量的下降。在1973年、1974年峰值最高的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美国下降了11.7%，日本下降了0.9%，西德下降了21.4%，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都下降了。之后的五年接着往下降，美国下降32.4%，日本是12.5%，西德是26.4%，英国最高是42.2%，法国是26.4%。由增量发展到减量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既然规律是普适的，中国也逃不掉。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按照现在的下降速度算，大概2%左右。如果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那么2%的降速就要去2.26亿吨产能。如果产能利用率是75%，那么就要去0.66亿吨产能。现在政府的文件说1.0-1.5亿吨，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中央出这个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各方面的操作性。所以不管1.0亿还是1.5亿也好，一定是分阶段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了。
中国2014年粗钢产量到峰值，表观消费量也到了峰值。有人说现在化解那么多产能，将来需求好转怎么办？可以参考日本钢铁的发展过程。日本学者有三句话很深刻：第一句话，在经济起飞阶段，产能增加的时候，政府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增加的多。第二句话，到峰值以后经济下行区，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减少的多。第三句话，日本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搞清楚，经济增速的减半对钢铁的需求不是也减半，而是减至零甚至以下。前两句话都是中国经历过的，第三句话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日本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出口受阻了，决定开始减产能，到2002年左右又降低了15%到16%，总体上大概降了20%，现在的产能是1.3亿吨。对我们实际上很有启发，那就是什么地方该出手就出手，一步到位，否则日本五大企业到今天也没有经营好的业绩。
最后，对四个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今年钢铁工人上岗了，有些企业把关停的产能要复产，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云南、湖北、陕西都强调省内产能不过剩，并要求再增加产能，认为钢铁需要的春天又来了。但这并不是春天要来了。中央讲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同时着力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为增加一点市场空间，给供给侧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调整。现在肯定进入减速发展期了，短期的钢材涨是让企业喘口气活着。企业现在应该抓紧机会做好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不是春天，而是机遇。
第二，价格出现了过山车，为什么？一个是产能太大，只要市场价格稍微上扬，产能马上全力以赴开出来。产能开出来，价格会下来。钢材价格会逐步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再平衡。
第三，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受阻了，马上带来了泡沫经济，结果是1991年泡沫经济大爆发，导致了失去的20年，中国不能盲目地学日本，只是日本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1978年到1983年提出了安全法，特定产业临时的措施法，这个对化解产能做了很多具体的规定。然后1983年到1988年又有一个法案，政府对产业的主导作用相当强势，一般由产业的主管部长和行业来谈，落实到各个企业，如果企业按照这个东西走了就行，如果不支持，所有其他的手段都会跟上，中国今天也是一样的。
第四，欧洲在化解产能过剩的阶段，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遇到的问题。1977年欧共体的钢铁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个计划，第一个是限制各国产量，落实到各个企业限定产量，第二是限定最低价格，第三个是限定贸易量，第四个完善政府的补贴制度，第一次且最后一次给政府补贴，让这些钢铁企业能转起来，然后有民生的救济等等。直到1985年去产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走出了十年困境。欧洲花了380亿，去了4100万吨的产能，相当于总产能的20%。同时，欧洲钢铁还完成了以国家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垄断。在所有的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钢铁工业都是高度国有化的，英国、美国、日本都是这样的，高度国有化。后来又做了私有化，从1988年开始英国首先把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然后和荷兰再合并。由此可见，第一轮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兼并重组，第二轮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跨国的大规模兼并重组。那么，这对我们国家的兼并重组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应该是减量发展，第二是要有利于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和健康发展，第三是符合国家行业的总体布局和规划，符合国家战略，最后完成区域的兼并重组、区域定价的话语权、品种结构的话语权，从而实现行业的总体的战略任务。
张斌：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采取刺激政策
本文从经济周期与趋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位置，指出了当前发展的核心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分解为四个部分：趋势性部分、周期性部分、季节性部分以及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部分。M2是代表总需求和购买力最好的指标之一。通过观察M2的周期性部分，大概从2000年至今有四个半周期，而现在处于上行周期的顶部。分别观察工业增加值、价格、生产者价格的周期性部分，都能得到类似结论，其中价格的周期性尤为明显。GDP的周期是一个例外，在2014年后周期性消失。类似地，通过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70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可以观察到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将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主要经济指标变量的周期结合，存在一个平均14个季度左右的信贷与房地产驱动的中国经济短周期：当M2增长，社会购买力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增长。一两个季度后会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工业增加值上升，CPI上升。这时央行采取措施，货币政策进入下调的周期。
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上行周期的偏高点位置，底点是2015年的2季度左右。如果14个季度大概是一个完整周期的话，到今天为止经济离高点已经不远，有些变量甚至过了高点。关于经济的趋势，GDP现在还是持续下行的趋势。综合趋势性和周期性，现在的经济状态属于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顶部。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刺激政策，存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从PPI角度来看，PPI已经续五个月负增长，表明市场需求不足。从产出缺口的角度看，总的来看不存在明显的缺口。经济现在处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上，如果这个阶段讲需求不足的话，那周期下行就是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远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管理的问题。当前这个阶段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下行趋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总体经济增长放缓。
要理解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应当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从历史经验看，人均GDP过了8000到10000美元，制造业的增长放慢是正常的。在所有的成功国家经验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有很明显的下降，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烦恼。从支出法的角度看，消费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型期。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强调经济实现转型之后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会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过了转型期之后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还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目前，中国的卫生、租赁、商业服务、金融业、科研等偏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等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长的。比较特殊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长的，但在中国是慢的。总的来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变化，与一个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国家走的过程是一样的。关于去工业化是否早，关键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去工业化，人均收入一万国际元的时候去工业化就是非常标准的。第二个指标是工业部门在GDP里面占比的峰值。发达国家的经验，最低是香港的34%，最高是德国接近50%，平均数是41%。中国峰值大概已经41%了。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为当前经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问题。首先，产业存在瓶颈，很多领域有技术壁垒，企业无法进入，即便进入了也没有企业生长的环境；第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比如社会管理、公共组织，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过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不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面，公共服务有很大的缺位。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高端的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现在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基本问题就是高房价。住宅用地供给在过去几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撑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
现在应该合理采取的对策。一方面是稳定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去采取刺激政策，要留着“子弹”到周期下行底部利用。另外要做财政刺激政策项目的储备工作。另一方面是提升潜在增长速度。第一是都市圈的建设，涉及到一系列的土地工程的变化和改革，有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革。第二是在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里面做改革。一届政府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已经非常了不起。第三是结构改革政策的问题，需要有为政府。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把政策资源主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那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资源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唐杰 编辑）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