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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CCER-NBER年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7-07-20 03: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NBER 的Kathryn Dominguez、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Yong Wa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Ann Harrison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Kathryn Dominguez: 有效的货币操纵离不开资本管制
回顾货币操纵的历史，货币操纵行为可以追溯至金本位时期。当时，即使是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也存在偏离金本位规则的动机。例如，当一国的黄金储备量不断增长时，该国更倾向于多发行货币，而非遵循其黄金储备。一战期间，金本位制因战争而被废止，而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家决定不再实行金本位制，而是采取竞相贬值的方式来获得本国贸易的盈余。这种以邻为壑的态势二战后得以改变，各国逐渐达成必须在货币政策和贸易协议方面进行合作的共识，新的固定汇率制度--布林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然而，货币操纵行为并未从此终止。
IMF对于货币操纵的定义是，如果一国以规避有效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取不公正的比较优势为目的，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那么该国就存在货币操纵行为。在这一定义下，界定一国是否存在货币操纵，需要对该国是否实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其汇率制度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监督。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种新的对货币操纵的界定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针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对各国是否存在对美元汇率操纵行为进行评估公布。新标准将满足以下三条的国家称为存在货币操纵的国家：一是该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该国经常账户盈余超过总GDP的3%，三是持续单边购入外国货币达该国GDP的2%，且维持12个月。同时，新标准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任一条的国家列入监控列表中：一，一个经济体满足上述三个货币操纵国条件中的两个；二，一国一旦被列入列表中，在之后两个报告期内都将在其中；三，对美国贸易赤字有较大贡献的其他国家。根据这一标准，1988-2017年间，曾被列为货币操纵国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韩国，中国台湾。除上述三个国家或地区之外，曾被列入监控列表的国家或地区还包括日本、德国和瑞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操纵，首先考虑均衡实际汇率的决定，主要的观点有货币市场无套利条件决定的购买力平价原则，资本市场无套利条件决定的利率平价原则，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动态一般均衡决定规则。但现实中均存在与上述规则的背离，这也是货币操纵存在的证据之一。
汇率管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必要的。第一，如果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受到负向的经济冲击，浮动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剂的作用降低，各国均有贬值需求，从而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可能会发生。第二，当一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相脱离时，该国会有干预货币市场的需求。
那么一国是否能够长期进行货币操纵呢？如果资本流动是自由的，那么货币操纵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若存在资本管制，一国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来决定均衡的实际汇率，实现对货币和汇率的操纵。因此，为实现有效的货币操纵，资本管制是必不可缺的。
Yong Wang: 重视生产性服务在产业升级中的动态作用
在1960-2008年期间，只有1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跨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从1990-2010年间收入转移矩阵也可以看出，1990年的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21.4%在2010年达到高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这一现象即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促使我们去探究决定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同时，困于贫困陷阱的国家与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实现跨越陷阱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这种差异也是本文关注且试图解释的现象之一。
本文结合以下四个因素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结构转型，由于本文旨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而非贫困陷阱，因此关注生产要素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第二，产业升级，是指制造业内部由基本制造业转向高质量的制造业；第三，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本文区分生产型服务业与消费型服务业；第四，投入产出联系，是指生产型服务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制造业产品及消费型服务品。本文强调生产型服务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特别的，我们突出欠发达的生产型服务部门对一国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力。
我们发现，相比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本国GDP比例更低。而相比于成功跨越贫困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比更高。同时，一国人均GDP水平与其生产型服务占总服务业比例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观察，本研究的结论如下：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投入产出联系及外部性，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表现为过早或滞后的产业升级及结构转型。因此，我们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干预。第二，生产型服务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步阶段，过高的生产型服务业比例不利于一国跨越低等收入陷阱；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欠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是其达到高收入水平的阻碍。第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生产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是其进行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阻碍。
Ann Harrison: 产业政策要致力于促进行业内竞争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经济转型，而产业政策在济转型过程中作用值得研究。这里所谓的产业政策包含任何引起与中性政策相偏离的干预手段，例如直接施加关税、提供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或者间接的贸易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或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等。
测度产业政策的影响面临很多困难。例如，构建随机试验的成本很高，跨国实证研究的遗漏变量问题等。因此，我们采取的测度方式是在一国内部，利用拟自然试验的外生冲击，分析跨省（地区）或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下面介绍采用这一方法的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探究产业政策与行业内部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衡量行业内部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的离散程度的新赫芬达尔指数，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创新的测度指标，本文发现，当产业政策是在竞争性部门中执行的，或者是可以促进竞争的，那么该产业政策会促进更多的企业创新及增长。不同的产业政策效果不同。当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政策与高竞争程度相结合时，会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但是关税保护政策，即使有更强的竞争，也只能抑制创新。同时，选择不同的目标企业，也会导致产业政策产生不同效果。特别的，相比于大企业，针对小企业实行产业政策，产生的促进创新的效果更大。
第二篇文章探究印度在1998年废除对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对就业率的影响。利用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本文估计一个在位企业在废除管制前后就业人数，产出，资本，生产率及工资的差异，即政策变动引起的深度边际影响，同时也分析政策变动对新进入企业的广度边际的影响。本文发现，这一政策变动对于在位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不明显，但是对于新进入企业有显著的促进发展作用，后者是政策促使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此外，本文还使用地区层面的数据得出，一个地区受到管制放松政策影响的企业比例越大，该地区的就业和产出增加幅度更大。同时，与中国的研究结果相似，年轻的、规模小的企业受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篇文章基于印度的污染和煤价数据，分析政府主导的煤矿管制政策与依靠市场的燃料税政策哪一种降低污染的效果更佳。本文发现，当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欠佳时，通过征收燃料税提高使用价格能够达到更好的防污减排效果。
综上所述，竞争程度是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是否要使用产业政策，取决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权衡。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选择了错误的行业或部门；或者在执行产业政策时，采取了低效率的手段。所谓市场失灵，包括缺乏竞争，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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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CCER-NBER年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7-07-20 03: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NBER 的Kathryn Dominguez、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Yong Wa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Ann Harrison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Kathryn Dominguez: 有效的货币操纵离不开资本管制
回顾货币操纵的历史，货币操纵行为可以追溯至金本位时期。当时，即使是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也存在偏离金本位规则的动机。例如，当一国的黄金储备量不断增长时，该国更倾向于多发行货币，而非遵循其黄金储备。一战期间，金本位制因战争而被废止，而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家决定不再实行金本位制，而是采取竞相贬值的方式来获得本国贸易的盈余。这种以邻为壑的态势二战后得以改变，各国逐渐达成必须在货币政策和贸易协议方面进行合作的共识，新的固定汇率制度--布林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然而，货币操纵行为并未从此终止。
IMF对于货币操纵的定义是，如果一国以规避有效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取不公正的比较优势为目的，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那么该国就存在货币操纵行为。在这一定义下，界定一国是否存在货币操纵，需要对该国是否实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其汇率制度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监督。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种新的对货币操纵的界定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针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对各国是否存在对美元汇率操纵行为进行评估公布。新标准将满足以下三条的国家称为存在货币操纵的国家：一是该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该国经常账户盈余超过总GDP的3%，三是持续单边购入外国货币达该国GDP的2%，且维持12个月。同时，新标准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任一条的国家列入监控列表中：一，一个经济体满足上述三个货币操纵国条件中的两个；二，一国一旦被列入列表中，在之后两个报告期内都将在其中；三，对美国贸易赤字有较大贡献的其他国家。根据这一标准，1988-2017年间，曾被列为货币操纵国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韩国，中国台湾。除上述三个国家或地区之外，曾被列入监控列表的国家或地区还包括日本、德国和瑞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操纵，首先考虑均衡实际汇率的决定，主要的观点有货币市场无套利条件决定的购买力平价原则，资本市场无套利条件决定的利率平价原则，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动态一般均衡决定规则。但现实中均存在与上述规则的背离，这也是货币操纵存在的证据之一。
汇率管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必要的。第一，如果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受到负向的经济冲击，浮动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剂的作用降低，各国均有贬值需求，从而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可能会发生。第二，当一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相脱离时，该国会有干预货币市场的需求。
那么一国是否能够长期进行货币操纵呢？如果资本流动是自由的，那么货币操纵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若存在资本管制，一国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来决定均衡的实际汇率，实现对货币和汇率的操纵。因此，为实现有效的货币操纵，资本管制是必不可缺的。
Yong Wang: 重视生产性服务在产业升级中的动态作用
在1960-2008年期间，只有1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跨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从1990-2010年间收入转移矩阵也可以看出，1990年的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21.4%在2010年达到高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这一现象即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促使我们去探究决定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同时，困于贫困陷阱的国家与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实现跨越陷阱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这种差异也是本文关注且试图解释的现象之一。
本文结合以下四个因素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结构转型，由于本文旨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而非贫困陷阱，因此关注生产要素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第二，产业升级，是指制造业内部由基本制造业转向高质量的制造业；第三，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本文区分生产型服务业与消费型服务业；第四，投入产出联系，是指生产型服务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制造业产品及消费型服务品。本文强调生产型服务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特别的，我们突出欠发达的生产型服务部门对一国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力。
我们发现，相比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本国GDP比例更低。而相比于成功跨越贫困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比更高。同时，一国人均GDP水平与其生产型服务占总服务业比例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观察，本研究的结论如下：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投入产出联系及外部性，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表现为过早或滞后的产业升级及结构转型。因此，我们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干预。第二，生产型服务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步阶段，过高的生产型服务业比例不利于一国跨越低等收入陷阱；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欠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是其达到高收入水平的阻碍。第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生产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是其进行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阻碍。
Ann Harrison: 产业政策要致力于促进行业内竞争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经济转型，而产业政策在济转型过程中作用值得研究。这里所谓的产业政策包含任何引起与中性政策相偏离的干预手段，例如直接施加关税、提供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或者间接的贸易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或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等。
测度产业政策的影响面临很多困难。例如，构建随机试验的成本很高，跨国实证研究的遗漏变量问题等。因此，我们采取的测度方式是在一国内部，利用拟自然试验的外生冲击，分析跨省（地区）或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下面介绍采用这一方法的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探究产业政策与行业内部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衡量行业内部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的离散程度的新赫芬达尔指数，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创新的测度指标，本文发现，当产业政策是在竞争性部门中执行的，或者是可以促进竞争的，那么该产业政策会促进更多的企业创新及增长。不同的产业政策效果不同。当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政策与高竞争程度相结合时，会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但是关税保护政策，即使有更强的竞争，也只能抑制创新。同时，选择不同的目标企业，也会导致产业政策产生不同效果。特别的，相比于大企业，针对小企业实行产业政策，产生的促进创新的效果更大。
第二篇文章探究印度在1998年废除对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对就业率的影响。利用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本文估计一个在位企业在废除管制前后就业人数，产出，资本，生产率及工资的差异，即政策变动引起的深度边际影响，同时也分析政策变动对新进入企业的广度边际的影响。本文发现，这一政策变动对于在位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不明显，但是对于新进入企业有显著的促进发展作用，后者是政策促使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此外，本文还使用地区层面的数据得出，一个地区受到管制放松政策影响的企业比例越大，该地区的就业和产出增加幅度更大。同时，与中国的研究结果相似，年轻的、规模小的企业受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篇文章基于印度的污染和煤价数据，分析政府主导的煤矿管制政策与依靠市场的燃料税政策哪一种降低污染的效果更佳。本文发现，当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欠佳时，通过征收燃料税提高使用价格能够达到更好的防污减排效果。
综上所述，竞争程度是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是否要使用产业政策，取决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权衡。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选择了错误的行业或部门；或者在执行产业政策时，采取了低效率的手段。所谓市场失灵，包括缺乏竞争，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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