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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第20届CCER-NBER年会系列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17-07-25 02:1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20届CCER-NBER年会简报之五
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Dartmouth and NBER 的Nina Pavcnik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席天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盛柳刚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Nina Pavcnik: 贸易政策能通过就业流动提高正式部门生产率
过去三十年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极端贫困率下降，而低收入国家也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么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降低贸易成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促进经济的发展：（1）外国企业出现在市场上促进了竞争，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因此被淘汰，而留下来的原本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也会提高其效率，进一步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企业能够从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多更好的进口生产原料；（3）企业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也能够在出口的过程中从要求更高的外国消费者身上学习，这一点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不同质的，原本效率更高的企业能有更加广泛的市场；（4）受其他国家降低贸易成本政策的影响，本国将会移除国家贸易政策自身的扭曲。
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一直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计算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经济学家或者用更详细的价格和企业数据更加精确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转向观察某些企业特征如何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但是这些计算都基于注册公司数据库或者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这些数据库中只包括了正式注册企业，非正式部门并未被包含在内，因此也很少在计算中被考虑进去。然而，在低收入国家里，非正式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约70%--80%的被雇佣者只是在生产率较低的、非正式家庭企业里工作，那么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一部分被雇佣者从非正式部门“推”到正式部门工作提高生产率，在此前还很少有人通过数据对这一现象直接进行观察。
越南家户生活水平调查中包含有家庭企业的信息，通过研究越南的小微企业和正式企业可以观察2001年美国-越南双边贸易协定对于劳动力配置的影响。
2001年美越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后平均进口税率从23.4%下降到2.4%，在2001年后越南出口量尤其是制造业迅速上升，面向美国进行出口的正式企业由于开放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导致正式部门能够提供给工人更高的工资，那么签订协议后上升的正式企业工资导致人们在家庭企业工作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使更多的工人流向了正式部门。
一般而言，贸易政策对于不同地方劳动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外向型的省份、更年轻的人和受教育最少或者最多的人受益更多，长远来看国家整体的生产率也提高了，这证明通过推进贸易政策减少贸易壁垒能消除限制优质企业的需求侧市场扭曲，从而可以促进正规部门雇佣人数的增加。相比之下，与越南截然不同的是巴西，巴西的地区人口流动性不足，企业也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后，正式部门的雇佣下降，企业资产贬值，有的企业依靠炒掉工人渡过冲击；在正式部门衰退时，大量的职位消失，失业的工人被迫进入非正式部门工作，非正式部门的人数增加了，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席天扬：国家领导人丰富的公共部门任职经历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一名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美国总统，他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是否能够成功还有待观察。而学术界近年来已经越发认识到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经验将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其中的机制尚不清楚。在此之前，衡量企业CEO对于企业绩效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也已经有研究地区领导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者借鉴了这种方法。
尽管如此，CEO可以在多家企业任职从而提供了衡量他们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机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没有机会担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民主政治中选民往往也并不完全了解领导人以前的个人经历，那么综合而言，可以用国家领导人过往在各行业就职的经历度量其能力和偏好。一般而言更有能力的领导人能够在更多的行业中就职并获得职业成功，由此构建而来的指标包括了领导人曾经就职过的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数量，而构建的度量私人部门经历数量的指标则计算了就职过的行业的数量。以法国最近一次竞选的领导人马克龙和勒庞为对比，马克龙曾经在三个领域中拥有就业经验，而勒庞则只担任过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然而从时长的角度观察，勒庞比马克龙年长而且在公共部门担任领导人时间更长。
通过对二战后各国领导人经历的简单对比可以发现，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在社会各部门中任职经历更多，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公共领域担任领导人的时间更多，且在战后的七十年里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就任前在公共领域中任职时间一直在上升，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等控制变量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我们可以发现：就职经历越多的领导人在其任期内经济表现越好，其中公共部门就业的丰富经历在领导人经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相对应的，领导人在私营部门的经历则对于其任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影响，这对于特朗普而言也许不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在任期间表现较好的领导人可能更容易连任，也可能本身更有经验的候选人被选举（选拔）成为领导人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内生性，通过考虑领导人上任前后的经济趋势以及打乱国家领导人任期后进行检验可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领导人任职经历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维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在任时能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政府支出并减少社会动荡，这些指标都受领导人的经验趋向丰富而向好转变，然而领导人的私人部门经验对于这些指标均没有什么影响，还更容易导致政府支出增加。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更不稳定，在面对经济危机或者波动时，具有更多任职经历的领导人能更好地帮助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这也是领导人任职经验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主要的作用方式，即领导人更丰富的公共部门任职经历在萧条时期能更有力地把国家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盛柳刚：外包经济将显著提高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者收入
外包经济如今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文献研究了外包经济活动的微观组织结构或者外包经济对于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但是目前的文献对于外包经济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均衡的研究尚不充分。事实上外包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技能需求起着关键的作用，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往往需要技术能力更强的雇员，由于设厂外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高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其对当地的工资不平等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通过发布订单在发展中国家购买中间品的合同外包，则往往在发展中国家购买技能要求较低的产品，因为合同外包往往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对于技能要求较低的中间品，提高低技能工人工资，从而对工资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小。
在构建了一个外包经济所有权结构模型后，可以用中国在加入WTO后外资投资制造业限制的减少作为政策自然实验进行检验。模型中在发达国家的最终产品生产者需要使用一系列的中间产品，可以选择来自发达国家高技术方式制造的产品或者发展中国家低技术方式制造的产品，发达国家由于制度较完善，契约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而发展中国家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善的，海外投资设厂外包的方式下，投资者可以解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而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则生产者有违约的可能性，那么最终产品生产者在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条件下，需要使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以达到利润最大化，那么对于不同技术强度的中间品，企业可以选择发达国家生产，或海外直接投资，或者发布订单给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制造。一般而言，技术强度最大的中间品由发达国家生产，而次强的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而技术要求最低的产品则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在放松海外投资限制和外包投资后将有一部分高技术强度的产品转向由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设的厂生产，而这将增加技术福利。
中国在外商投资限制上的变化为这个模型提供了实证的机会。在90年代时大陆禁止建立外商全资企业，而此后在1995年发布第一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此后数次进行修订，其中将行业分为鼓励外商投资行业与限制/禁止外商投资行业，限制的行业数量在21世纪后基本维持不变而鼓励的行业数量在不断上升，这一变化为研究外包经济成本变化和限制减少提供了素材，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由发达国家在中国直接投资建立的企业，在鼓励政策出台后能够增加更多的加工贸易额度，而放松限制也有力地促进了加工贸易，而这一现象在高技术要求的行业比在低技术要求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这一过程会导致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即所谓“技能福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里技能福利的增加有大约34%可以由这一过程解释，资本-技能的互补等作用则相对没那么重要，传统的贸易则对于技能需求几乎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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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Dartmouth and NBER 的Nina Pavcnik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席天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盛柳刚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Nina Pavcnik: 贸易政策能通过就业流动提高正式部门生产率
过去三十年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极端贫困率下降，而低收入国家也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么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降低贸易成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促进经济的发展：（1）外国企业出现在市场上促进了竞争，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因此被淘汰，而留下来的原本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也会提高其效率，进一步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企业能够从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多更好的进口生产原料；（3）企业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也能够在出口的过程中从要求更高的外国消费者身上学习，这一点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不同质的，原本效率更高的企业能有更加广泛的市场；（4）受其他国家降低贸易成本政策的影响，本国将会移除国家贸易政策自身的扭曲。
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一直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计算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经济学家或者用更详细的价格和企业数据更加精确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转向观察某些企业特征如何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但是这些计算都基于注册公司数据库或者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这些数据库中只包括了正式注册企业，非正式部门并未被包含在内，因此也很少在计算中被考虑进去。然而，在低收入国家里，非正式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约70%--80%的被雇佣者只是在生产率较低的、非正式家庭企业里工作，那么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一部分被雇佣者从非正式部门“推”到正式部门工作提高生产率，在此前还很少有人通过数据对这一现象直接进行观察。
越南家户生活水平调查中包含有家庭企业的信息，通过研究越南的小微企业和正式企业可以观察2001年美国-越南双边贸易协定对于劳动力配置的影响。
2001年美越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后平均进口税率从23.4%下降到2.4%，在2001年后越南出口量尤其是制造业迅速上升，面向美国进行出口的正式企业由于开放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导致正式部门能够提供给工人更高的工资，那么签订协议后上升的正式企业工资导致人们在家庭企业工作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使更多的工人流向了正式部门。
一般而言，贸易政策对于不同地方劳动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外向型的省份、更年轻的人和受教育最少或者最多的人受益更多，长远来看国家整体的生产率也提高了，这证明通过推进贸易政策减少贸易壁垒能消除限制优质企业的需求侧市场扭曲，从而可以促进正规部门雇佣人数的增加。相比之下，与越南截然不同的是巴西，巴西的地区人口流动性不足，企业也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后，正式部门的雇佣下降，企业资产贬值，有的企业依靠炒掉工人渡过冲击；在正式部门衰退时，大量的职位消失，失业的工人被迫进入非正式部门工作，非正式部门的人数增加了，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席天扬：国家领导人丰富的公共部门任职经历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一名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美国总统，他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是否能够成功还有待观察。而学术界近年来已经越发认识到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经验将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其中的机制尚不清楚。在此之前，衡量企业CEO对于企业绩效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也已经有研究地区领导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者借鉴了这种方法。
尽管如此，CEO可以在多家企业任职从而提供了衡量他们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机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没有机会担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民主政治中选民往往也并不完全了解领导人以前的个人经历，那么综合而言，可以用国家领导人过往在各行业就职的经历度量其能力和偏好。一般而言更有能力的领导人能够在更多的行业中就职并获得职业成功，由此构建而来的指标包括了领导人曾经就职过的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数量，而构建的度量私人部门经历数量的指标则计算了就职过的行业的数量。以法国最近一次竞选的领导人马克龙和勒庞为对比，马克龙曾经在三个领域中拥有就业经验，而勒庞则只担任过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然而从时长的角度观察，勒庞比马克龙年长而且在公共部门担任领导人时间更长。
通过对二战后各国领导人经历的简单对比可以发现，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在社会各部门中任职经历更多，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公共领域担任领导人的时间更多，且在战后的七十年里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就任前在公共领域中任职时间一直在上升，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等控制变量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我们可以发现：就职经历越多的领导人在其任期内经济表现越好，其中公共部门就业的丰富经历在领导人经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相对应的，领导人在私营部门的经历则对于其任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影响，这对于特朗普而言也许不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在任期间表现较好的领导人可能更容易连任，也可能本身更有经验的候选人被选举（选拔）成为领导人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内生性，通过考虑领导人上任前后的经济趋势以及打乱国家领导人任期后进行检验可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领导人任职经历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维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在任时能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政府支出并减少社会动荡，这些指标都受领导人的经验趋向丰富而向好转变，然而领导人的私人部门经验对于这些指标均没有什么影响，还更容易导致政府支出增加。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更不稳定，在面对经济危机或者波动时，具有更多任职经历的领导人能更好地帮助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这也是领导人任职经验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主要的作用方式，即领导人更丰富的公共部门任职经历在萧条时期能更有力地把国家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盛柳刚：外包经济将显著提高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者收入
外包经济如今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文献研究了外包经济活动的微观组织结构或者外包经济对于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但是目前的文献对于外包经济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均衡的研究尚不充分。事实上外包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技能需求起着关键的作用，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往往需要技术能力更强的雇员，由于设厂外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高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其对当地的工资不平等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通过发布订单在发展中国家购买中间品的合同外包，则往往在发展中国家购买技能要求较低的产品，因为合同外包往往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对于技能要求较低的中间品，提高低技能工人工资，从而对工资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小。
在构建了一个外包经济所有权结构模型后，可以用中国在加入WTO后外资投资制造业限制的减少作为政策自然实验进行检验。模型中在发达国家的最终产品生产者需要使用一系列的中间产品，可以选择来自发达国家高技术方式制造的产品或者发展中国家低技术方式制造的产品，发达国家由于制度较完善，契约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而发展中国家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善的，海外投资设厂外包的方式下，投资者可以解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而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则生产者有违约的可能性，那么最终产品生产者在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条件下，需要使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以达到利润最大化，那么对于不同技术强度的中间品，企业可以选择发达国家生产，或海外直接投资，或者发布订单给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制造。一般而言，技术强度最大的中间品由发达国家生产，而次强的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而技术要求最低的产品则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在放松海外投资限制和外包投资后将有一部分高技术强度的产品转向由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设的厂生产，而这将增加技术福利。
中国在外商投资限制上的变化为这个模型提供了实证的机会。在90年代时大陆禁止建立外商全资企业，而此后在1995年发布第一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此后数次进行修订，其中将行业分为鼓励外商投资行业与限制/禁止外商投资行业，限制的行业数量在21世纪后基本维持不变而鼓励的行业数量在不断上升，这一变化为研究外包经济成本变化和限制减少提供了素材，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由发达国家在中国直接投资建立的企业，在鼓励政策出台后能够增加更多的加工贸易额度，而放松限制也有力地促进了加工贸易，而这一现象在高技术要求的行业比在低技术要求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这一过程会导致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即所谓“技能福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里技能福利的增加有大约34%可以由这一过程解释，资本-技能的互补等作用则相对没那么重要，传统的贸易则对于技能需求几乎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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