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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书发布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7-07-27 12: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在2017年6月22日举办的“朗润·格政”第90次活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书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关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次活动分两期简报。本文为简报之一，主要介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江诗伦、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海民的主要观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王小鲁：结构失衡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
考察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的预测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结构的再平衡，也难以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如经济周期因素、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中等收入陷阱等，但以上因素解释力均相对有限。我们认为，结构失衡问题才是影响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外因、内因多方面的影响。外因主要体现为出口的减速，当然这也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不顺利相关。传统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该比较优势在逐渐下降，同时依靠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出口主导产业，即未能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内因则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过去十几年投资超高速增长导致的产能过剩日趋严重，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其中资本产出比从2000年以前的0.5下降到当前的0.14左右。二是投资迅猛增长的同时，消费率下降，消费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即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以消化投资急剧扩大带来的产能扩张，导致产能持续过剩，生产率持续下降。三是货币超发、信贷过度投放、高杠杆导致股市房市泡沫，反过来挤压了实体经济，即房地产投资的高回报率导致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四是过去十几年间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不断上升，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今年以来经济数据的改善主要是短期因素的体现。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率达到6.9%，较去年的6.7%略有加速，同时出口由负转正，但出口结构没有显著改善；1月至5月投资增长率保持在8.6%，增长最快的主要工业产品仍以投资品为主，其中国有控股增长12.6%，民间投资仅增长6.8%；由于房价上涨的带动，房地产投资有所加快，且其在民间投资中占绝大部分，因此民间投资中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更低。综合判断，当前面临的短期经济形势好转只是短期波动，并不能视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今年全年可能是前高后低。
近二十年来产能利用率和资本生产率迅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由正转负，其症结在于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首先，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扩张，大量借债投资，过度鼓励房地产投资，无效投资越来越多；其次，货币政策持续刺激投资，财政政策偏重投资、产业政策鼓励特定行业投资，地方发展政策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其中M2增长幅度长时间高于GDP增长，特别是2008-2009年期间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当然今年5月份M2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可以作为积极调整的信号，但是否具有持久性还有待观察；再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同时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其中国有控股单位的投资与GDP之间的比例从90年代的15%逐步上升到2015年的26%，但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8%，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干扰，使得企业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成为过去十几年关键性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其中消费率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储蓄率和投资上升了13-14个百分点，消费占比从80-90年代的60%多变为现在的50%。
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形式，目前来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严重依赖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进程。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有三个主要因素对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影响，包括杠杆率的快速攀升，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政府膨胀和过度干预，且66%的消费率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消费率，低于或高于66%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计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做了三种情景的预测。第一，常规情景，即基本保持当前增长走势，但控制杠杆率，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5.4%，2030年人均GDP为1.58万美元，仍低于高收入国家下限；第二，危机情景，继续高杠杆趋势极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经济危机，并对后危机时期增长有长期影响，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3.0%，2030年人均GDP为1.11万美元，即2030年仍为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通过去杠杆和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同时以改革降低政府成本，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3.0%，2030年人均GDP为1.11万美元，即2030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
总体来看，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关键环节：第一，用几年时间从加杠杆切实转向去杠杆；第二，从过高投资转向合理投资，从过大的收入差距转向合理的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第三，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调整和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江诗伦：从未富先老转向先老后富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未富先老问题担忧日益加深。邬沧萍（1986）预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导致社会的养老和退休金成本非常高，同时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会倒逼工资成本的上升，抑制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未富先老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虽然有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比较高水平时，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如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等，而2014年中国65岁老龄人口也仅占9.2%，但是在之后的十年期间，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会成为各国非常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否意味着先老后富而非未富先老成为一种新的人口-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否进入“先老后富”的新常态？
从跨国经验来看，从“先老后富”国家转变为“先富后老”国家成为一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为常见的发展模式。首先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将世界各国分为4个类别：“先富后老”、“先富未老”、“先老后富”、“未富未老”，其中将老龄人口占比高于7%的国家定义为“老龄化”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476美元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2014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分类标准），可以发现“先富后老”的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先富未老”几乎是石油输出国（OPEC）成员国，“未富未老”的国家大部分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些特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先老后富”的国家则基本是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如东欧国家和中国，或者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如巴西和秘鲁。然后通过外推邬沧萍（1986）的分析框架，并结合转移矩阵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从“先老后富”国家转变为“先富后老”国家是最为普遍的转型方式，到2014年底，1990年“先老后富”的国家中约有31%的国家转型为“先富后老”的国家，也就是说，老龄化国家似乎比年轻化的国家更容易转变为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国家。中国先富后老的挑战可能比中国人想象的更容易完成。
在近三十年中，中国一直在积极为步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做准备，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为中国经济增长又徒增了一份担忧。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老龄化经济，中国仅仅在老龄人口总数上是离群值，在老龄人口占比上并不是，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富裕前就面临老龄化的国家，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的。就像1990年以来的乌拉圭、捷克、俄罗斯以及斯洛伐克，中国很可能先老龄化后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当及时深入探究先老后富会给中国带来哪些优势，应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同时将老龄化人口这一概念从经济背景和老龄化的动态影响中分离开来，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老龄化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入的探讨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刘海民：市场失灵是钢铁行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经济下滑导致产能过剩，周期性的行业陷入困境。通过梳理钢铁工业概况发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市场失灵才是钢铁行业陷入困境的基本原因，因而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改革。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发展非常快，这既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也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结构的发展。2016年中国产钢8.0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15.2%提高49.6%。尽管近几年钢铁行业被视为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行业，但实际上中国钢铁行业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进出口格局的变化，即中国自2006年开始从钢铁进口变为进出口，当年即成为世界第一钢材出口大国，行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当前中国钢材进口量仅占钢材消费量的2%左右，进出口格局变化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品种、质量和成本竞争力的进步。
近几年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市场失灵是钢铁工业低利润的真正原因。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出口钢材折合粗钢当量超亿吨，进口由2003年的历史高点4560万吨下降到目前1300万吨左右，产能过剩问题愈发突出，钢铁行业也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大中型企业（中钢协会员企业）利润率低于全行业；其二，国有企业低于民营企业。如2016年中钢协的会员企业总共实现利润304亿，其中民营企业盈利332亿，即国有企业基本上全部亏损，2017年1-4月数据表明中钢协会员中仍有20家企业亏损。有人将钢铁行业的亏损归咎为铁矿石涨价，但是无论是分阶段还是从整体趋势来看，铁矿石价格与钢铁行业利润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即数据上不支撑“铁矿石涨价造成钢铁行业亏损的”的结论。
我们认为，钢铁工业低利润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失灵。一方面，钢铁行业的边际生产者失去调节供求关系的功能；另一方面，落后产能取得本不具有的竞争力。我们知道，如果市场不失灵，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边际生产者自动调节，根据盈亏决定进出这个行业或停产。而钢铁行业恰恰出现大量且亏本生产的情形，即钢铁行业的困境关键在于有一部分边际生产者亏本生产，如一家市值不到一万亿的上市企业，扣除政府补贴，连年亏损50-100亿，且依然坚持在生产。这部分企业自身没有生存能力，依靠外部输血继续生产，即很多钢铁行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为地方政府、大股东和银行。其中地方政府的补贴为很多亏损的钢铁企业勉为其难的在行业中立足；大股东是指国有企业在集团内部存在的养僵尸的机制，盈利的子公司利润拿去救助亏损的子公司，也为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徒增了很多阻力；僵尸贷款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先决条件，即银行为了把问题贷款的暴露往后推，给不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继续放贷，导致僵尸企业的产生。
僵尸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与僵尸企业的两大积累机制密切相关。一是冗员积累，即人只能进，不能出，带着社会责任的光环，积累到最后还是得由政府兜底，如2016年中央政府出1000亿解决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冗员问题，最终还是由纳税人买单；二是债务积累，即钢铁行业的国有企业不断积累的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靠政府解决。
总体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即解决钢铁行业的现有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产能利用率的计算和剥离，而是需要解决钢铁行业的机制问题。一是政府的机制，政府需要明确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二是国有企业的机制，即只有改革积累冗员和积累债务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开钢铁行业低盈利的症结。实践上来看，目前进行的“去产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行业利润率明显提升(1-4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主营收入利润率3.7%；中钢协会员2.9%；民营企业5%；但偏重于行政手段和产能指标化，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对僵尸企业问题仍未真正取得共识。
（张彤编辑 葛婷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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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7-07-27 12: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在2017年6月22日举办的“朗润·格政”第90次活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书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关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次活动分两期简报。本文为简报之一，主要介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江诗伦、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海民的主要观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王小鲁：结构失衡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
考察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的预测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结构的再平衡，也难以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如经济周期因素、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中等收入陷阱等，但以上因素解释力均相对有限。我们认为，结构失衡问题才是影响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外因、内因多方面的影响。外因主要体现为出口的减速，当然这也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不顺利相关。传统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该比较优势在逐渐下降，同时依靠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出口主导产业，即未能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内因则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过去十几年投资超高速增长导致的产能过剩日趋严重，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其中资本产出比从2000年以前的0.5下降到当前的0.14左右。二是投资迅猛增长的同时，消费率下降，消费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即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以消化投资急剧扩大带来的产能扩张，导致产能持续过剩，生产率持续下降。三是货币超发、信贷过度投放、高杠杆导致股市房市泡沫，反过来挤压了实体经济，即房地产投资的高回报率导致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四是过去十几年间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不断上升，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今年以来经济数据的改善主要是短期因素的体现。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率达到6.9%，较去年的6.7%略有加速，同时出口由负转正，但出口结构没有显著改善；1月至5月投资增长率保持在8.6%，增长最快的主要工业产品仍以投资品为主，其中国有控股增长12.6%，民间投资仅增长6.8%；由于房价上涨的带动，房地产投资有所加快，且其在民间投资中占绝大部分，因此民间投资中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更低。综合判断，当前面临的短期经济形势好转只是短期波动，并不能视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今年全年可能是前高后低。
近二十年来产能利用率和资本生产率迅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由正转负，其症结在于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首先，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扩张，大量借债投资，过度鼓励房地产投资，无效投资越来越多；其次，货币政策持续刺激投资，财政政策偏重投资、产业政策鼓励特定行业投资，地方发展政策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其中M2增长幅度长时间高于GDP增长，特别是2008-2009年期间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当然今年5月份M2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可以作为积极调整的信号，但是否具有持久性还有待观察；再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同时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其中国有控股单位的投资与GDP之间的比例从90年代的15%逐步上升到2015年的26%，但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8%，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干扰，使得企业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成为过去十几年关键性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其中消费率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储蓄率和投资上升了13-14个百分点，消费占比从80-90年代的60%多变为现在的50%。
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形式，目前来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严重依赖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进程。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有三个主要因素对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影响，包括杠杆率的快速攀升，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政府膨胀和过度干预，且66%的消费率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消费率，低于或高于66%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计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做了三种情景的预测。第一，常规情景，即基本保持当前增长走势，但控制杠杆率，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5.4%，2030年人均GDP为1.58万美元，仍低于高收入国家下限；第二，危机情景，继续高杠杆趋势极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经济危机，并对后危机时期增长有长期影响，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3.0%，2030年人均GDP为1.11万美元，即2030年仍为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通过去杠杆和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同时以改革降低政府成本，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时预测2016-2030年均增长率为3.0%，2030年人均GDP为1.11万美元，即2030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
总体来看，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关键环节：第一，用几年时间从加杠杆切实转向去杠杆；第二，从过高投资转向合理投资，从过大的收入差距转向合理的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第三，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调整和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江诗伦：从未富先老转向先老后富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未富先老问题担忧日益加深。邬沧萍（1986）预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导致社会的养老和退休金成本非常高，同时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会倒逼工资成本的上升，抑制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未富先老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虽然有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比较高水平时，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如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等，而2014年中国65岁老龄人口也仅占9.2%，但是在之后的十年期间，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会成为各国非常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否意味着先老后富而非未富先老成为一种新的人口-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否进入“先老后富”的新常态？
从跨国经验来看，从“先老后富”国家转变为“先富后老”国家成为一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为常见的发展模式。首先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将世界各国分为4个类别：“先富后老”、“先富未老”、“先老后富”、“未富未老”，其中将老龄人口占比高于7%的国家定义为“老龄化”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476美元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2014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分类标准），可以发现“先富后老”的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先富未老”几乎是石油输出国（OPEC）成员国，“未富未老”的国家大部分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些特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先老后富”的国家则基本是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如东欧国家和中国，或者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如巴西和秘鲁。然后通过外推邬沧萍（1986）的分析框架，并结合转移矩阵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从“先老后富”国家转变为“先富后老”国家是最为普遍的转型方式，到2014年底，1990年“先老后富”的国家中约有31%的国家转型为“先富后老”的国家，也就是说，老龄化国家似乎比年轻化的国家更容易转变为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国家。中国先富后老的挑战可能比中国人想象的更容易完成。
在近三十年中，中国一直在积极为步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做准备，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为中国经济增长又徒增了一份担忧。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老龄化经济，中国仅仅在老龄人口总数上是离群值，在老龄人口占比上并不是，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富裕前就面临老龄化的国家，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的。就像1990年以来的乌拉圭、捷克、俄罗斯以及斯洛伐克，中国很可能先老龄化后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当及时深入探究先老后富会给中国带来哪些优势，应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同时将老龄化人口这一概念从经济背景和老龄化的动态影响中分离开来，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老龄化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入的探讨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刘海民：市场失灵是钢铁行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经济下滑导致产能过剩，周期性的行业陷入困境。通过梳理钢铁工业概况发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市场失灵才是钢铁行业陷入困境的基本原因，因而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改革。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发展非常快，这既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也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结构的发展。2016年中国产钢8.0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15.2%提高49.6%。尽管近几年钢铁行业被视为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行业，但实际上中国钢铁行业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进出口格局的变化，即中国自2006年开始从钢铁进口变为进出口，当年即成为世界第一钢材出口大国，行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当前中国钢材进口量仅占钢材消费量的2%左右，进出口格局变化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品种、质量和成本竞争力的进步。
近几年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市场失灵是钢铁工业低利润的真正原因。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出口钢材折合粗钢当量超亿吨，进口由2003年的历史高点4560万吨下降到目前1300万吨左右，产能过剩问题愈发突出，钢铁行业也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大中型企业（中钢协会员企业）利润率低于全行业；其二，国有企业低于民营企业。如2016年中钢协的会员企业总共实现利润304亿，其中民营企业盈利332亿，即国有企业基本上全部亏损，2017年1-4月数据表明中钢协会员中仍有20家企业亏损。有人将钢铁行业的亏损归咎为铁矿石涨价，但是无论是分阶段还是从整体趋势来看，铁矿石价格与钢铁行业利润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即数据上不支撑“铁矿石涨价造成钢铁行业亏损的”的结论。
我们认为，钢铁工业低利润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失灵。一方面，钢铁行业的边际生产者失去调节供求关系的功能；另一方面，落后产能取得本不具有的竞争力。我们知道，如果市场不失灵，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边际生产者自动调节，根据盈亏决定进出这个行业或停产。而钢铁行业恰恰出现大量且亏本生产的情形，即钢铁行业的困境关键在于有一部分边际生产者亏本生产，如一家市值不到一万亿的上市企业，扣除政府补贴，连年亏损50-100亿，且依然坚持在生产。这部分企业自身没有生存能力，依靠外部输血继续生产，即很多钢铁行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为地方政府、大股东和银行。其中地方政府的补贴为很多亏损的钢铁企业勉为其难的在行业中立足；大股东是指国有企业在集团内部存在的养僵尸的机制，盈利的子公司利润拿去救助亏损的子公司，也为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徒增了很多阻力；僵尸贷款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先决条件，即银行为了把问题贷款的暴露往后推，给不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继续放贷，导致僵尸企业的产生。
僵尸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与僵尸企业的两大积累机制密切相关。一是冗员积累，即人只能进，不能出，带着社会责任的光环，积累到最后还是得由政府兜底，如2016年中央政府出1000亿解决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冗员问题，最终还是由纳税人买单；二是债务积累，即钢铁行业的国有企业不断积累的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靠政府解决。
总体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即解决钢铁行业的现有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产能利用率的计算和剥离，而是需要解决钢铁行业的机制问题。一是政府的机制，政府需要明确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二是国有企业的机制，即只有改革积累冗员和积累债务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开钢铁行业低盈利的症结。实践上来看，目前进行的“去产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行业利润率明显提升(1-4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主营收入利润率3.7%；中钢协会员2.9%；民营企业5%；但偏重于行政手段和产能指标化，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对僵尸企业问题仍未真正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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