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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发布日期：2018-03-23 04: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20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107次【朗润•格政】讲座，暨“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讲座第三讲。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讲座发言整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slzhe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
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纳了这些好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政府的务实主义
二、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三、分权（给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四、官员的选拔
一、中国政府的务实主义
务实主义从邓小平讲话开始，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很少人探究邓小平的“猫论”思想怎么来的？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说到儒家、道家文化、天人合一、中庸等等，这些太形而上了，到了日常生活里什么在起作用？这才是重要的。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苏格兰人那种脚踏实地、务实主义跟中国人特别像，对他们来说没有用的知识只不过是炫耀的玄思。将来我们书写历史，提到邓小平做了什么，相信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哲学观念的转变，是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
有了务实主义导致采取改革时非常地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边改边想，然后再改。今日说要搞顶层设计，定下方向是可以的，但是凡事都等到设计好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哪有改革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呢？比如说人口老龄化、退休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是2020年出台方案，但是这件事情是肯定要来的，越往后推问题越大。应该像九十年代那样，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先做，做了以后有人不满意再改。这样的改革避免了两件事，一个就像现在一样，坐而论道，没有动作；另一个就像苏联、东欧那样，一下子都改了，结果20年停滞。
务实主义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安排适应这个制度。比如说早年的乡镇企业在高峰的时候占到工业增长的一半以及价格双轨制，避免了苏联东欧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
二、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性政府，有了务实主义后就不受计划经济教条的约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那些教条先放下、不争论，凝聚全党共识，自此建设经济。
Mancur Olson提出流寇和坐寇的差别，认为统治者有长远的眼光，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利益集团会让你无法行动，那么政府就被俘获了。
在六十年代初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近菲律宾的三倍。菲律宾的失败和它的阶级结构有关系，这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结果。后来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在这种阶级结构下面，最后选上来的都是大地主。直到今天基本上就是几个家族轮流做庄。现在的总统杜特尔特，从市长一直到总统，他当上总统之后让女儿当了市长，儿子是副市长。阿基洛夫人家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她是马克斯倒台之后的第一位总统，后来她的儿子也当了总统。《美国经济评论》上一篇文章，说菲律宾的选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交易。此情况下不可能有发展。像是土地改革花上一个世纪才改完，阻碍的力量就是利益集团。
中国由于不断的革命，造就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平均的社会结构。这对中性政府是有利的，不受利益集团左右，更加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后来因为经济发展了，在政府不是太强大的情况下，有人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势力，形成政治-经济联盟。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反腐就是要把这些政治经济的联盟给打破。
三、分权（给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政府全部支出的85%；从预算内收入来看，一半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另一半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把约80%的收入转给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给了地方政府极高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分支出权，不分收入权，这是一种最坏的安排，因为中央掌握了收入，地方到中央来唯一的要求就是分的越多越好。
南南学院有一博士生来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现在破产了。在八十年代末也搞了分权，但地方政府主要就是花钱的权利，刚好是个石油国家，坏上加坏，因为中央政府很有钱，掌握了石油美元，特别是九十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石油价格猛涨，政府很有钱。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的积极性，跑到中央要钱，现在石油没了，所以经济就垮掉了。
中国给了地方政府非常高的积极性，十年前广东省政府跟省人大签了一个合约，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多少或者达到要求，就能分多少钱，这是明确的强激励。完全跟地方财政收入是挂钩的，所以拼命的培植税源，腐败也少些。
另一方面给予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因为财政分权要靠自己，一堆国有企业亏损逼着地方改革。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两个先锋，一个是山东诸城，一个是广东顺德。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卖掉还能收回一点钱，这叫“止血工程”，因为天天给他补贴，没任何的收益，所以这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改革那么困难，都能做下来。
四、官员的选拔
首先澄清，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腐败带来的，因为这几年的经济增速下降，刚好和经济周期是重合的。现在1月、2月的数据出来了，也在反腐但是经济增长又回来了。腐败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般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润滑剂作用，贿赂就能把事办成。中国这些大老虎们背后只有一到两个商人，刘志军背后只有一个，稍微发达的地方都不敢明目张胆。只润滑了少数商人，形成政治经济联盟，设立壁垒，像丁书苗几乎垄断了货运，传闻敛财十几亿，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伤害，成本提高了，寻租增加了。第二种就是保护人给下属提供保护，然后下属帮忙做事情，在中国军队也很普遍，所以抓了30多个将军，但军队不具备生产能力，那这种腐败是不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官员能够为地方做事跟升迁有关系，有正向的激励。中国自西汉开始就有考课制度，皇帝考核官员，做得好升迁，不好贬官。后来科举制度，到今天是党内选拔制度，给官员很强的正向激励。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激励管用。如果把当地经济搞好，那升迁的概率就更高。
第二部分 普遍性问题的抽取
清华大学的白重恩老师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改革开放史，从过去40年从中抽取普遍性的东西，做出新的贡献。
这里分享三个方面：
制度重要还是人力资本重要
中国重商主义的作用
如何解释非民主体制，或者非选举民主体制经济表现的差异性
一、制度重要还是人力资本重要
有一本书叫《为什么国家失败》，书中举了一个例子，站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上向南望是民主、开放、繁荣的国家，向北望是独裁落后的国家，所以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例子，利比里亚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去，但直到今日仍是世界人均收入倒数第二的国家，制度没有管用。在韩国制度管用可能是因为韩国的人力资本远远超过朝鲜，但是利比里亚人力资本基本上荒漠。
有个南非的学者，没有发现中国劳动力便宜，而是发现中国特殊的乡镇企业的安排节约了成本，白天是工人，傍晚种地。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发展经济能力比较强的政府官员，机会主义倾向也是比较低。
二、中国重商主义的作用
中国在过去40多年间，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把自己的门槛抬高一点不让别人进来。在八十年代我们采取汇率双轨制，一个货币两种价格，出口的直接退税补贴也是海量的，退的是增值税；在进口方面，要完全审批的。批准的一定是我们急需的资本品。
另外，股权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直到今日还是明文规定，国内的股份必须51%，外企只能49%。
在东亚经济发展早期基本上全是搞的重商主义，中国台湾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放的，韩国也是一样的，这之前都是重商主义的。鼓励出口，然后限制外资进入。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重新去研究。
三、如何解释非民主体制，或者非选举民主体制经济表现的差异性
根据阿西莫格鲁的数据，非民主制度比民主制度的经济表现要差，非民主制度的平均的增长率是在2%左右，民主制度则达到4%以上，而且，非民主制度的标准差有7%，民主制度的标准差约2%。
估计表现好的基本上都在东亚，包括韩国早期也是非选举民主的。但是，非民主体制无法模型化，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做。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比如领导人的特征可能是起作用，特别是经验，执政者愿意保经济增长，但这种解释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不满意的。
制度化的程度可以解释非民主体制的经济表现的差异。这种制度化可以解释一些，但是恐怕也不能解释全部。因为非民主体制下，制度的可变性非常大，而非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动态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这个统治集团是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的，这种约束怎么来控制统治集团，对最终的经济表现恐怕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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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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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
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纳了这些好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政府的务实主义
二、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三、分权（给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四、官员的选拔
一、中国政府的务实主义
务实主义从邓小平讲话开始，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很少人探究邓小平的“猫论”思想怎么来的？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说到儒家、道家文化、天人合一、中庸等等，这些太形而上了，到了日常生活里什么在起作用？这才是重要的。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苏格兰人那种脚踏实地、务实主义跟中国人特别像，对他们来说没有用的知识只不过是炫耀的玄思。将来我们书写历史，提到邓小平做了什么，相信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哲学观念的转变，是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
有了务实主义导致采取改革时非常地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边改边想，然后再改。今日说要搞顶层设计，定下方向是可以的，但是凡事都等到设计好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哪有改革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呢？比如说人口老龄化、退休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是2020年出台方案，但是这件事情是肯定要来的，越往后推问题越大。应该像九十年代那样，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先做，做了以后有人不满意再改。这样的改革避免了两件事，一个就像现在一样，坐而论道，没有动作；另一个就像苏联、东欧那样，一下子都改了，结果20年停滞。
务实主义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安排适应这个制度。比如说早年的乡镇企业在高峰的时候占到工业增长的一半以及价格双轨制，避免了苏联东欧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
二、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性政府，有了务实主义后就不受计划经济教条的约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那些教条先放下、不争论，凝聚全党共识，自此建设经济。
Mancur Olson提出流寇和坐寇的差别，认为统治者有长远的眼光，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利益集团会让你无法行动，那么政府就被俘获了。
在六十年代初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近菲律宾的三倍。菲律宾的失败和它的阶级结构有关系，这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结果。后来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在这种阶级结构下面，最后选上来的都是大地主。直到今天基本上就是几个家族轮流做庄。现在的总统杜特尔特，从市长一直到总统，他当上总统之后让女儿当了市长，儿子是副市长。阿基洛夫人家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她是马克斯倒台之后的第一位总统，后来她的儿子也当了总统。《美国经济评论》上一篇文章，说菲律宾的选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交易。此情况下不可能有发展。像是土地改革花上一个世纪才改完，阻碍的力量就是利益集团。
中国由于不断的革命，造就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平均的社会结构。这对中性政府是有利的，不受利益集团左右，更加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后来因为经济发展了，在政府不是太强大的情况下，有人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势力，形成政治-经济联盟。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反腐就是要把这些政治经济的联盟给打破。
三、分权（给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政府全部支出的85%；从预算内收入来看，一半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另一半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把约80%的收入转给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给了地方政府极高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分支出权，不分收入权，这是一种最坏的安排，因为中央掌握了收入，地方到中央来唯一的要求就是分的越多越好。
南南学院有一博士生来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现在破产了。在八十年代末也搞了分权，但地方政府主要就是花钱的权利，刚好是个石油国家，坏上加坏，因为中央政府很有钱，掌握了石油美元，特别是九十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石油价格猛涨，政府很有钱。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的积极性，跑到中央要钱，现在石油没了，所以经济就垮掉了。
中国给了地方政府非常高的积极性，十年前广东省政府跟省人大签了一个合约，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多少或者达到要求，就能分多少钱，这是明确的强激励。完全跟地方财政收入是挂钩的，所以拼命的培植税源，腐败也少些。
另一方面给予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因为财政分权要靠自己，一堆国有企业亏损逼着地方改革。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两个先锋，一个是山东诸城，一个是广东顺德。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卖掉还能收回一点钱，这叫“止血工程”，因为天天给他补贴，没任何的收益，所以这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改革那么困难，都能做下来。
四、官员的选拔
首先澄清，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腐败带来的，因为这几年的经济增速下降，刚好和经济周期是重合的。现在1月、2月的数据出来了，也在反腐但是经济增长又回来了。腐败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般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润滑剂作用，贿赂就能把事办成。中国这些大老虎们背后只有一到两个商人，刘志军背后只有一个，稍微发达的地方都不敢明目张胆。只润滑了少数商人，形成政治经济联盟，设立壁垒，像丁书苗几乎垄断了货运，传闻敛财十几亿，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伤害，成本提高了，寻租增加了。第二种就是保护人给下属提供保护，然后下属帮忙做事情，在中国军队也很普遍，所以抓了30多个将军，但军队不具备生产能力，那这种腐败是不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官员能够为地方做事跟升迁有关系，有正向的激励。中国自西汉开始就有考课制度，皇帝考核官员，做得好升迁，不好贬官。后来科举制度，到今天是党内选拔制度，给官员很强的正向激励。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激励管用。如果把当地经济搞好，那升迁的概率就更高。
第二部分 普遍性问题的抽取
清华大学的白重恩老师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改革开放史，从过去40年从中抽取普遍性的东西，做出新的贡献。
这里分享三个方面：
制度重要还是人力资本重要
中国重商主义的作用
如何解释非民主体制，或者非选举民主体制经济表现的差异性
一、制度重要还是人力资本重要
有一本书叫《为什么国家失败》，书中举了一个例子，站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上向南望是民主、开放、繁荣的国家，向北望是独裁落后的国家，所以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例子，利比里亚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去，但直到今日仍是世界人均收入倒数第二的国家，制度没有管用。在韩国制度管用可能是因为韩国的人力资本远远超过朝鲜，但是利比里亚人力资本基本上荒漠。
有个南非的学者，没有发现中国劳动力便宜，而是发现中国特殊的乡镇企业的安排节约了成本，白天是工人，傍晚种地。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发展经济能力比较强的政府官员，机会主义倾向也是比较低。
二、中国重商主义的作用
中国在过去40多年间，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把自己的门槛抬高一点不让别人进来。在八十年代我们采取汇率双轨制，一个货币两种价格，出口的直接退税补贴也是海量的，退的是增值税；在进口方面，要完全审批的。批准的一定是我们急需的资本品。
另外，股权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直到今日还是明文规定，国内的股份必须51%，外企只能49%。
在东亚经济发展早期基本上全是搞的重商主义，中国台湾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放的，韩国也是一样的，这之前都是重商主义的。鼓励出口，然后限制外资进入。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重新去研究。
三、如何解释非民主体制，或者非选举民主体制经济表现的差异性
根据阿西莫格鲁的数据，非民主制度比民主制度的经济表现要差，非民主制度的平均的增长率是在2%左右，民主制度则达到4%以上，而且，非民主制度的标准差有7%，民主制度的标准差约2%。
估计表现好的基本上都在东亚，包括韩国早期也是非选举民主的。但是，非民主体制无法模型化，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做。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比如领导人的特征可能是起作用，特别是经验，执政者愿意保经济增长，但这种解释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不满意的。
制度化的程度可以解释非民主体制的经济表现的差异。这种制度化可以解释一些，但是恐怕也不能解释全部。因为非民主体制下，制度的可变性非常大，而非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动态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这个统治集团是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的，这种约束怎么来控制统治集团，对最终的经济表现恐怕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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